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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家寶總理在今年召開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提出了“教育家辦學”的問題，明確指出：“我國教育事業要興旺發達，一個重要條件就是讓真正懂教育的人來辦教育。”“努力培養和造就一大批獻身教育事業、具有先進教育理念和獨特辦學風格的人民教育家。這是振興我國教育事業的希望所在。”
按照中國大多數人的思維習慣，當國家的總理髮出了“讓教育家辦學”的號召，並且總理的關於這方面的意見已經作為重要講話在《人民日報》正式發表後，隨之而來的就應該是舉國上下從輿論宣傳到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上的熱切呼應和實事求地落實。但是，環顧四週上下，關於這方面問題的理論和實踐上的研究與探索，依然冷冷清清，現諸於報端的關於這方面的文章寥寥無幾。
為什麼關於“教育家辦學”的倡議呼應甚少，為什麼關於這方面的問題在社會上熱議不起來呢？筆者就這樣的問題與幾位志同道合的人士做了交流。一位同志説道：“看這個問題能否引起注意或熱議，首先得看生成這個問題的境遇是否允許其被熱議起來。比如説，若是在中國的教育領域目前確實已經存在了數量可觀的潛在的或是顯現的教育家群體，那麼，這些事實上的‘教育家’若想得到社會的公認和來自政府方面‘正名’，那麼這些人士也會率先起來對這樣的問題進行熱議和探討。但事實上，這樣的景象在當代的中國並沒有出現。”
筆者聽到這位同志的這番言語，感覺其中蘊含著道理。不過筆者並未就這位同志的話往下説，只是強調説：“新中國的六十年，我國已經涌現和培養出一批著名的教育家，如斯霞、李吉林、魏書生這樣的來自於基礎教育第一線的老師，還有來自於高等院校的從新民主主義革命走過來的堪稱人民教育家的如吳玉章、馬寅初、周培源、屈伯川等共和國的老一輩教育家。這樣的一批教育家對新中國的教育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已經被社會所公認。新時期以來，在教育界的那些兢兢業業于自己的教育工作崗位的園丁們，雖然獲得不少的工作上的榮譽，也積累了自己的在教育方面的經驗，但是能將自己的經驗形成規模、提升到理論體系的教師還是鳳毛麟角。”
另一位同志對筆者的上述説法表示贊同並補充説道：“改革開放三十年，在基礎教育領域，凡是能稱得上是教育家或是教育理論家者，都是潛心於基礎教育的科學研究的教育實踐者。搞‘情境教育’的李吉林、搞‘成功教育’的劉京海，搞‘愉快教育’的倪谷音等等，都是獲得了這方面的重大研究成果並在國內教育界産生了廣泛影響後才被公認為是教育家的，並且這些教育家都是執掌學校管理工作的校長。”
志同道合的這些人士的意見讓筆者深思和感動：在當代中國的基礎教育界若能出現一批如李吉林、魏書生、倪谷音、劉京海這樣的校長或是具有他們這樣的氣質和執著追求和探索的校長，那麼，“教育家辦學”就不是一個願景，而是一個現實了。問題是，在當代的中國的基礎教育界，擔當校長的人們有多少是研究性、專家型的管理者呢？有人説，當校長的是忙於事物的管理者，很難成為研究者；那麼，管理就不是研究嗎？當我們説學校管理是一門科學的時候，作為校長就必然是管理上的研究者，並且應該是在學校管理科學的理論和實踐上的成就者。
一所學校的管理者若不能傾心於教育教學和學校科學管理的探索，若不能在這些方面取得一定境界的研究成果並造成一定範圍的實事求的影響，也就不可能成為研究型、學者型的校長，更談不上“教育家”了。我們説：教師就是教師，當一個人選擇了教師職業之後，就應該將自己煉就成教書育人的潛心研究者；校長就是校長，當一位教師走上了一校之長的位置上的時候，就應該成為學校管理科學的探索者，而不是以官員的身份或是形象出現在學校和社會生活之中。一位真正潛心於教育教學和學校管理科學研究的人，才能受到來自社會方面的真正尊重。
現在有些地方開始評比“教育專家”甚至‘教育家”。這種做法的動議自然不錯，但是當這樣的評比條件公布於眾的時候，又讓人感覺到實在牽強附會：在國家核心期刊上發表了一篇學術文章，參與了一項省級教育科研的立項課題研究，具有九年以上的學校管理經歷等等。有了這幾個硬性條件，於是就有了評選“教育專家”的可能。我們説，這樣的做法充其量能引發一些人競相尋求創造發表文章的條件，或是想法設法爭做高級別的先進等等，而本質上則無助於將人們引上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教育科研的道路上，尤其是在當前教育學術腐敗愈演愈重的大背景下，這樣的做法，其結果可想而知。
因為在整個教育界尚沒有形成潛心於教育科研的氛圍，或是僅將教育科研作為一種獲得名利的手段，尚沒有大規模出現如李吉林、魏書生、倪谷音、劉京海這樣的真正能坐得住“冷板凳”的辦學者、研究者、探索者，所以對“教育家辦學”的説法，很多教育界的人士尤其是擁有一定的教育管理權力的人士表現出了一種“回避”亦或是“十分謹慎”的態度。
不過，筆者倒以為，有這樣的一種態度表現，當然也是可以理解的：在當前形勢下，教育界裏能有哪些人士願意去做那種“自己否定自己”的事情呢？
(作者單位:大連廣播電視大學金州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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