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來，隨著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加快以及社會結構的明顯演變，出現了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形成了農民工這一新興的社會群體。他們進城奔波于生存的夾縫，遠離故土卻沒有完全融入城市。在此背景下，如何讓他們的孩子能夠順利接受優質的學前教育，以及對他們的家庭教育提供援助，成為專家學者們關注的焦點。
在日前舉辦的首屆“流動兒童學前教育發展論壇”上，許多學前教育專家就“流動學前兒童的家庭教育及其社區融入”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放寬入學限制 簡化入園手續
增加流動幼兒接受學前教育的機會為了了解流動幼兒所在學前教育機構的現存問題，以及流動幼兒父母對學前教育的需求，探討其影響因素，提出既能滿足其需求又能適應北京地區實際情況的可行性建議，中華女子學院教師鄒敏參與了“北京市流動幼兒學前教育現狀研究”。該研究主要針對隨父母或其中一方離開戶籍所在地去其他地區生活的3—6歲兒童。該研究選取了128位在北京生活的3—6歲流動幼兒父母進行調查。這128位流動幼兒的父母中，89.8%來自農村，教育程度集中在初中和小學，但他們大都希望孩子能進入品質好的公辦園。然而，調查顯示，他們中僅有1人的子女進入公辦園，有77人明確表示進不了公辦園。究其原因，他們認為，入公辦園很難，除學費較貴外，沒有北京戶口、居住地附近沒有公辦園、需要托關係，需要房産證等各種證明也是重要原因。
雖然大多數父母希望孩子能夠進入師資水準高、安全又離家近的公辦園，但是由於上述種種原因，他們中的部分人還是為孩子選擇了收費便宜、房舍和師資條件相對較差的村園、個體園。調查稱，這些園所多分佈在城鄉交界處，規模普遍較小，收費低廉，設施簡陋，教育教學品質不高，偏重知識的傳授，有的園所甚至一學期下來沒有開過家長會，部分私人辦的非註冊幼兒園的活動室只有十幾平方米，安全、衛生條件均存在不少隱患。
這些調查結果引起了研究者的深思。鄒敏認為，要解決流動幼兒接受學前教育的問題，首先應強化政府職能，及時預測戶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增長的情況，了解流動幼兒學前教育的現狀和需求，制訂針對流動幼兒的專項學前教育計劃。她建議，可在流動幼兒聚集的村莊適當建立公辦幼兒園，城市幼兒園和社區應為流動幼兒接受學前教育提供充足的機會，流動幼兒享受與當地戶籍幼兒同樣的待遇，放寬流動幼兒的入學限制，簡化入園手續，以方便流動幼兒就近入園，整體增加流動幼兒接受學前教育的機會。
該調查報告稱，目前，北京市非註冊的“山寨”幼兒園已經達到1298所，數量超過全市註冊的1266所幼兒園。這類幼兒園具有因地制宜、入園方便、收費低廉、提供針對性服務等優勢，同時由於管理缺位和失當，其生存境遇堪憂。因此，報告建議，政府應加強對這類幼兒園的規範和扶持，可通過獎勵和生存補助的形式，改善其辦園條件和提高師資品質，從而改善現有流動幼兒接受學前教育的現狀。
■培養“家長教師”
讓家長真正成為孩子的第一任老師
“家長並不是一味接受專業培訓的被動客體，在教育中，他們可以發揮積極的作用，與專業教師和孩子主動發起互動，家長也是教育的主體。”在闡述“非正規學前教育組織中‘家長教師’培訓的行動研究”時，內蒙古教育科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劉羽指出，家長中蘊藏著豐富的教育資源。這些教育資源主要是指父母對子女成長與發展發揮重要作用的各種條件與因素的綜合，即家長的不同職業、文化水準、特長、家庭的文化氛圍、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期望、家長的教養方式、家長與子女交流的時間、親子溝通品質等因素。
為了讓農民工家長自身成為非正規學前教育組織建設和發展過程中的重要角色，該研究以一個非正規學前教育組織——“四環遊戲小組為個案”，嘗試對實施教育行為的家長（即“家長教師”）進行培訓，充分發揮來自農民工群體內部的力量，以期為非正規學前教育組織的發展和推廣提供參考。
劉羽指出，養育學齡前子女的農民工有著強烈的教育需求，這種需求一方面來自他們生存壓力大、無暇照顧子女的現實，另一方面來自於他們寄予子女的無限期望。因此，在組織中，培訓者通過針對參與者的特點，採取了一系列方式培養“家長教師”，如通過宣傳頁的發放，以及下攤位與家長溝通傳播科學的育兒經驗，拉近志願者與家長之間的關係；通過大型親子活動，創設機會讓家長看到孩子的變化，從而激發家長的教育意識，增強其教育信心；通過家長志願活動影響家長的教育行為，發揮家長的創造性和能動性；通過閱讀活動實現家長的有效參與；通過廢舊材料製作玩具，使家長在身體力行中獲得對教育的理解，將教育延伸到家庭生活中去；通過漫畫和工作坊的形式，實施教養孩子的培訓，幫助家長總結、提升集體的優質育兒經驗……
如何使農民工家長在組織中成長為“家長教師”，是劉羽和他的夥伴們研究的重點。通過參與組織活動，使家長們提升教育方法和技巧的同時，還有一項額外的收穫，那就是增強了他們內心的力量。劉羽認為，農民工進城打工，遠離了原本熟悉的“鄉村文化”，生存壓力很大，缺少必要的文化生活和精神支撐。然而，在這樣的組織裏，這些農民工家長有了新的歸屬感和有益的學習娛樂氛圍，接觸到新的人生觀和價值觀，這些新的有益的力量能夠使這些農民工成長為有責任感、敢於承擔的主體。
■建立援助機構
幫助農民工父親參與家庭教育
在當代中國的多數家庭，父親依然扮演著家庭“頂梁柱”的角色，許多父親都認為“掙錢養家”是他們不可推卸的責任。來自社會上的壓力，使許多父親忽視了自己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為了給農民工的家庭教育提供更加完善的參考樣本，使他們更順利地融入當地社區，奕陽教育研究院的于昕利將研究聚焦在“農民工家庭教育的父親參與”上。
調查選取了6位農民工父親作為深度訪談的對象，希望能從父親本人的視角建構父親參與的觀念並分析影響因素。調查發現，城鄉二元結構從制度層面影響了農民工父親對子女的期望值。由於農民向上層社會流動渠道的有限性，農民工父親希望通過上學改變子女的“身份”，因此，他們雖然對子女的教育問題比較關心，但是仍然要為生計疲於奔命，而對家庭教育中的父親參與表示“無能為力”。
調查發現，農民工家庭中孩子的生活多以母親為主要照顧者，父親往往以輔助者的角色參與。但是農民工父親對於“能夠更多地陪伴孩子，有較多時間教育孩子”的“意願”比較強烈，他們對子女的情感表達較少，而學業輔導、規則約束較多。父親們自述，在農村的時候，沒有督促、指導孩子學習的意識和習慣。部分農民工父親依舊會採取從家鄉習得的暴力手段來解決問題，雖然他們有時也會質疑暴力管教的有效性，但是他們更願意相信根深蒂固的觀念——“不打不成材”。
針對這些研究結果，于昕利建議，在國內實行家庭教育中父親參與的援助機制，對農民工等弱勢群體的家庭教育實行援助。她認為，建立家庭教育的援助機制，首先，需要立法來保障政府行動；其次，還需要多個政府部門的合作；再次，建立援助機制需要教育、心理、法律、社會學等各個領域的學者跨學科合作，為政府部門提供理論支撐。
于昕利還建議組建農民工社區親子服務中心。她指出，農民工群體在城市中往往呈現“社區型流動”的特點，建立社區親子服務中心也能推動父親參與的社會支援網路。缺乏社會網路支援是影響父職期待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有研究證明，專門針對父親參與設計的親子課程項目可以有效幫助男性提高其父職期待，並減小父親參與與母親參與的“鴻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