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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講授中國美術
早在1980年代後期，我便在四川大學開設過美術史課程，講授西方美術和中國美術，那時的講法基本上是一言堂、滿堂灌。
1998年我從加拿大到美國高校執教，也開設美術史課。在美國麻州一所文理學院教中國文學時，我同時應聘到鄰近的佛蒙特州馬爾博羅學院美術系兼職講授中國美術史，教材採用一位英國學者寫的《中國美術》。由於個人興趣之故，我不講其他樣式，只專注于繪畫的發展。為了讓學生介入這門課，我將水墨練習引入課堂。我不僅到北京的中央美術學院購得了中國美術史的整套幻燈片(那時還沒有PPT)，還專程到紐約唐人街買來文房四寶，供學生在課堂上使用，讓他們對中國傳統筆墨能有親身認識。同時，我也帶學生到紐約的大都會美術博物館和波士頓美術館參觀館藏的中國古代繪畫，並現場講解中國文人畫的特點。到期末時，我從學生的課堂練習中挑選作品，為他們舉辦水墨畫展。由於我在學期初始發給學生的教案中已經寫明瞭上述授課內容和活動安排，學生知道他們在什麼時候該做什麼，所以他們能夠很有效地介入中國美術史的學習中。
2004年我從美國返回加拿大，在蒙特利爾的母校執教，開設了中國視覺文化課。西方的美術教育，強調教師個人的學術方向。在視覺文化研究中，我傾向於精英文化而非流行文化，所以我這門課不是講民間藝術或通俗藝術，而是一如既往以文人畫為中心，教材採用美國高居翰和巫鴻等合編的英文版《三千年中國繪畫》一書。
這雖是本科學生的公共選修課，但我採用本科講座和研究生討論課相結合的方式，以求學生的介入。我要求學生在課前預讀相關章節，但上課時不是復述教材內容，而是用教材提供的背景知識來解讀作品，並在課堂討論和互動中進行思想交鋒。在此過程中，我特別強調圖像的解讀方法，例如用文化人類學方法解讀史前岩畫，從佛教流傳的角度解讀敦煌壁畫，從筆墨形式來解讀宋元山水畫。為此，我將一些重要的理論概念和方法論引入教學中，以理論概念來把握藝術現象，以具體的方法論來進行解讀，所借鑒者主要有中國古代的“意境”概念和潘諾夫斯基的圖像學方法。
中國傳統畫論和詩論中的“意境”概念，原本是古代哲學、美學和佛學的概念，有點玄妙飄緲。西方學生習慣理性的邏輯思維而非感性的形象思維，所以我遵從西方的學術和教育慣例，在講解意境時從這個概念的翻譯和闡釋等實證角度入手，通過唐代詩人王昌齡的“物境、情境、意境”之説，而逐漸由抽象的概念講到具體的作品。其間，我更拿意境概念與西方的美學理論相參照，例如參照英國18世紀哲學家柏克關於美的概念，從西方風景畫的角度來講解北宋山水畫的英雄主義氣質和南宋及元明山水畫的婉約之美。關於我怎樣從西方視角研究意境概念，可參閱拙文《西方漢學與“境”的研究》。(刊發于《中國文學研究》季刊2007年第3期)
關於方法論，我要求學生知其然和所以然，學會舉一反三。例如我講中國宋元文人畫對日本浮世繪版畫的影響，便依據跨文化研究的理念，用潘諾夫斯基的圖像解讀方法，將看似毫不相關的宋末明初中國山水畫同18世紀的日本浮世繪版畫裏的春宮圖聯繫起來。我以充分的圖像論據，來論證中國藝術對日本藝術的影響，並將這一影響從構圖的方法層次，發揮到構思的文化層次。有一學生在期末論文中研究明末陳洪綬的人物畫怎樣影響了日本浮世繪中的水滸故事，便是舉一反三的好例證。後來我將這位學生的論文印發給其他學生，分析論文的立意、構思和寫作技巧，告訴他們什麼樣的論文才是好論文。至於我運用圖像學方法的具體教學案例。(可參見拙文《圖像學與比較美術史》，刊發于《美術觀察》月刊2008年第12期)
結語：作品製作與觀念藝術
前面已提到作品的製作問題，這涉及造型藝術系的課程與教學。筆者求學期間，並未在繪畫係或相關專業選課，但在美術教育係選修過這些課程，其教學均以觀念藝術的課堂討論為主。
由於強調觀念性，這類課程每門都有一個主題，比如“個人敘事”或“家庭敘事”，學生在一學期中要用自己的所有作品來表述這個主題。表述的方式和作品的樣式各不相同，所以學生上課時帶來參加討論的作品便有繪畫、雕塑、裝置、攝影、視像、行為等不同的樣式。對新的藝術樣式，作者要在第一次討論時闡述其發生發展的歷史沿革，説明其藝術特徵。在其他同學談了對自己作品的看法後，作者再説明自己為什麼要這樣做而不是那樣做，最後由老師總結每個人的作品。
在討論過程中，由於主題相同，於是不同樣式和不同方法的作品之間的關係，便成為重要話題。到期末時，結業作品通常是用學生自己所選的樣式來表述本課主題，尤其要指涉其他同學的作品，並展現自己的作品怎樣通過課堂討論而得以改進。由於學生的作品經過了整整一學期的歷練，集思廣益，所以有些後來都成為正式的作品而參加校外的公共展覽。
上述教學方式有兩個長處：一是讓學生通過親手製作而理解了新出現的藝術樣式，二是能夠清醒地把握任何樣式之作品的內在要義。
2009年8月，蒙特利爾上一頁 1 2 3 [聲明]以上內容只代表作者個人的觀點，並不代表“藝術國際”網站的價值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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