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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音樂學院副院長楊燕迪
就紐約愛樂樂團為何此次選擇馬勒的《第二交響曲“復活”》這一鴻篇巨作紀念“9·11”十週年，早報記者專訪了上海音樂學院副院長楊燕迪。楊燕迪告訴早報記者，這個曲目的選擇很有眼光，有很深的寓意。馬勒的這部交響曲，跟對死亡的態度、如何認識死亡、死亡給人類帶來何種感受以及在死後該怎麼辦，有著很深的聯繫。他認為，馬勒的這部作品其實是一個樂觀的作品。最後樂章的唱詞主要就是一句：“我死是為了生。”這是為了説明死亡並不可怕，對死亡應該採取正面、肯定的態度。這種態度放在“9·11”也是非常妥當的，儘管這是一個慘痛的悲劇，但我們還是應該正視它。
超越死亡後便是“復活”
東方早報：挑選馬勒的《第二交響曲》紀念“9·11”十週年，有什麼特殊意義？
楊燕迪：馬勒的《第二交響曲》、標題是《復活》，應該説也跟一個災難事件直接有關。那就是他的一個提攜者，或者説是一個朋友，馮·彪羅的去世。彪羅是當時的一位指揮大師，他的去世直接刺激了馬勒的靈感。馬勒在寫作《第二交響曲》時有很長一段時間不知道該怎麼寫下去，但這時，他的一位前輩、朋友的故去刺激了他的靈感，使他産生了把這個作品延續下去的好主意，就是選定一首詩歌，作為作品最終章。我覺得這部交響曲，跟對死亡的態度、如何認識死亡、死亡給人類帶來何種感受以及在死後該怎麼辦，有很深刻的聯繫。把它放到紀念十週年的關口是非常合適的。
東方早報：一般來講，馬勒這九部交響曲，每次裏面好像都跟死亡有關係。為什麼他如此熱衷死亡的主題？
楊燕迪：馬勒一輩子都在探究死亡以及死亡後人生的意義，這在音樂史上恐怕是獨一無二的。我們研究他的個人生平可以看到，他一輩子都不斷面對親人故去的現實，開始是他的兄弟姊妹，後來是他的女兒，最後他自己也面臨死亡。他的貢獻就是把對死亡的思考貫穿藝術創作中。對死亡的思考達到像馬勒這樣深度的作曲家，在歷史上是非常罕見的。他的《第二交響曲》可以講是全面地展現馬勒對死亡的態度的一個里程碑作品。而這部交響曲，實際上還是他比較早的作品。
東方早報：對，寫這部作品的時候，他才34歲。
楊燕迪：但是就在這個作品中，馬勒對待死亡，居然達到了一個比較超越、比較樂觀的態度，因為最後是“復活”。所以這部作品放在紀念“9·11”也是非常合適的，儘管有這樣一個災難出現，但就如何面對災難，面對死亡，馬勒還是給出了肯定的回答。《第二交響曲》一共五個樂章，這五個樂章的佈局，呈現出一種敘事線索。第一樂章，上來就是一首葬禮進行曲，昭示死亡已經發生，這個樂章長達20多分鐘，非常龐大、宏偉，非常深刻、沉重；第二樂章是一個非常柔美的連德勒舞曲，我們可以把它當作一個想像的人格，一位英雄死了，第二樂章是對他原來美好世界的回顧，是個夢幻的東西。
東方早報：我覺得馬勒的處理，和柴可夫斯基在《悲愴》裏第一樂章的沉重、凝怨，轉入第二樂章的輕鬆歡快，是很相似的。
楊燕迪：對，是很相似。第二樂章是個夢境，第三樂章又是一個反諷，實際上是對布道的一種不信任，也就是對宗教的反諷。這個樂章是馬勒根據自己的藝術歌曲《聖安東尼對魚的布道》的改編，主旨是説布道和説教都是沒有用的，沒有意義的，表現了馬勒對信仰的某種懷疑。樂曲在這裡非常反諷、非常扭曲，甚至於有些搞笑。第四樂章有比較大的轉折，一下子態度變得非常嚴肅。歌詞是尼采的詩歌，反映了人在絕望時或災難後，應該有所祈求、有所渴望的心態。這樣一個轉折後，進入了最後樂章。這是整個交響曲最宏大的一個樂章，和第一樂章呼應，這裡下了結論。什麼結論？復活。
這個樂章表現了在上帝最後末日審判時的眾生相，有乞求，有痛苦，有渴望，所有的一切都要歸上帝審判。基督教説信主的人會有福，就是講到最後通過信仰、通過基督教的教義，達到復活，作品裏最後用一個很宏大的合唱讚美復活。在整個《第二交響曲》裏可以經歷人生各個階段，或者説，人生各階段的感悟都可以通過《第二交響曲》反映。因此我們也能理解，為什麼有人聽了《第二交響曲》，會改變他的一生。
“用藝術正視災難”
東方早報：有人説“9·11”其實過去已經十年了，但這部作品似乎是在渲染死亡，讓人們思考死亡，那麼紐約愛樂進行演出是不是有點太悲涼了？
楊燕迪：我覺得這個作品恰恰不是一個非常悲劇性的作品，這個作品是從c小調開始，到最後樂章變成它的關係大調，也就是降E大調結束。降E大調在西方音樂傳統裏頭就是一個輝煌的、英雄性的一個調性，是貝多芬《英雄》交響曲的調性。到最後的和聲配製以及整個作品的聽覺感受，是一個樂觀的作品。最後樂章的唱詞特別有意義，歌詞主要就一句：“我死是為了生。”這個歌詞反覆了很多次，表現的是在上帝的福音裏面，通過宗教找到一個死的意義，死亡並不可怕，對死亡採取了正面、肯定的態度。這種態度放在“9·11”也是非常妥當的，儘管這是一個慘痛的悲劇，但我們還是應該正視它。
東方早報：歐美經常會做一些紀念性活動，包括像這次演出。但要是每年都搞這樣的紀念，其實是會讓我們更多被拖進悲傷的境地。一百年以後還要不要去紀念？
楊燕迪：我覺得紀念應該有一個更健康的態度，就是對人類的慘劇和災難不要回避，而要去正視。每次反思這種災難，反而對我們人類的心智成熟更有好處。而且用藝術的方式可能更有意義，因為它不是客觀真實地回到這個事件，而是用一種更加主觀、帶有反省超越的精神，反思這些事件。如果“9·11”沒有發生，我們聽馬勒的《第二交響曲》感覺可能不一樣。我相信我們這一代人在一百年以後聽馬勒的交響曲，跟馬勒同時代人聽的感觸，是非常不一樣的。這也是藝術作品的力量。一百年前的傑作，在當今反而産生了新的意義。去回顧一種負面的東西，不是為了增加仇恨，而是應該通過這樣的慘劇來喚起正面的價值和積極的意義。我相信藝術告訴我們的一定是這個道理。所以通過藝術的方式去面對苦難和反思苦難，對人類一定是正面、積極的。
東方早報：到了今天，理性主義講的是尊重人，而不是有一個高高在上的上帝再來審判人。那馬勒的創作是不是會跟他前輩的作品不一樣？比如説，他是不是用了一種更加新的方式去解釋基督教教義？
楊燕迪：這就要談到馬勒當時的時代，因為在馬勒的時代實際上宗教信仰在崩潰，當時已經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了，出現了達爾文、弗洛伊德，整個社會對人和宗教的認識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我覺得馬勒是相當困惑的。而且馬勒自己對死亡和宗教的態度是搖擺的，他沒有一個持續如一的觀點。比如在馬勒的《第二交響曲》裏，因為他這個時候是信仰基督教的，所以在基督教的復活教義裏，他找到了人生的意義。但在以後的交響曲中，他又改變了態度。我一直認為馬勒最終對死亡的接受，是在《大地之歌》和《第九交響曲》裏。這裡恰恰暗合我們東方人的一種思想：不存在一個高高之上的神來規定人生的意義。特別是《大地之歌》，最後是通過大地復蘇，將人的生命歸併到大地和宇宙的整體運轉裏，以這種態度來接受死亡。這跟我們東方哲學中的天人合一非常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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