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魯明軍
1．“生態”釋義
據百度詞條的解釋：
1.1傳統詞義：
1.1.1顯露美好的姿態。 南朝梁簡文帝 《箏賦》：“丹荑成葉，翠陰如黛。佳人採掇，動容生態。”《東周列國志》第十七回：“﹝息媯﹞目如秋水，臉似桃花，長短適中，舉動生態，目中未見其二。”
1.1.2生動的意態。 唐杜甫《曉發公安》詩：“隣雞野哭如昨日，物色生態能幾時。” 明劉基《解語花·咏柳》詞：“依依旎旎、嫋嫋娟娟，生態真無比。”
1.1.3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習性。 秦牧 《藝海拾貝·蝦趣》：“我曾經把一隻蝦養活了一個多月，觀察過蝦的生態。”
可見，“生態”似乎是一個用以描述事實和現狀的語詞。
1.2現代詞義：
生態一詞，現在通常指生物的生活狀態。指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環境下生存和發展的狀態，也指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習性。當然，藝術家也是生物。
生態（Eco-）一詞源於古希臘字，意思是指家（house）或者我們的環境。簡單的説，生態就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狀態，以及它們之間和它與環境之間環環相扣的關係。生態學（Ecology)的産生最早也是從研究生物個體而開始的。1869年，德國生物學家E.海克爾(Ernst Haeckel)最早提出生態學的概念，它是研究動植物及其環境間、動物與植物之間及其對生態系統的影響的一門學科。如今，生態學已經滲透到各個領域，“生態”一詞涉及的範疇也越來越廣，人們常常用“生態”來定義許多美好的事物，如健康的、美的、和諧的等事物均可冠以“生態”修飾。當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對“生態”的定義會有所不同，多元的世界需要多元的文化，正如自然界的“生態”所追求的物種多樣性一樣，以此來維持生態系統的平衡發展。
顧名思義，所謂“當代藝術生態”，就是考察當代藝術與其所處自然、文化、社會及政治環境之間內在關聯的一個研究角度或是一門學科。
換句話説，當我們今天以“黃桷坪十年”似乎展開一個回歸和總結的時候，是不是已經有一個預設的前提，即對於這十年而言，黃桷坪是成功的，是生態的，是自然的，甚至是天然的。而且試圖以這樣的起點，繼續將這種生態保持下去，使其能夠繼續發展下去，從而更加生態。
事實上，生態本身還是建立在發展主義或進步主義這一線性思維下的一個反思性實踐。所以，20世紀以來，生態學為什麼突然興起？這與西方左派對於現代性及全球化的反思是息息相關的。
在人類學、倫理學意義上，強調生態的目的是為了回到本土化、在地化、自然化的生存空間。因此，實際上生態本身還有著保守的一面。
生態在中國，一方面又我們自身的歷史淵源，有我們自身對於自我生存空間的自覺與反思在裏面，但另一方面我們不能回避西方意識形態在中國所面臨的困境。包括社區、社群，在西方，它有一個前提和底色，就是自由主義。
2．“在地”的焦慮與反思
我平時不上網，昨晚回到賓館打開藝術國際，就看到兩篇文章，一篇是管鬱達老師的關於雲南九十年代當代藝術的回顧與反思，另一篇是於今天會議主題密切相關的王小箭老師的“川美走了，黃桷坪怎麼辦？”。我先不説管老師的文章，我覺得他説得非常好，特別是第二部分與我最近的思考有著一定的關係，他説到“個人與時代”的關係，而我思考的當代藝術與政治文化、文化政治，及生命政治的問題，都與此相關。
不過我想先説説王小箭老師的觀點。我不是反駁王老師，更不是批評。我是站在一個晚輩，和站在一個對於黃桷坪而言的純粹是他者的角度談談自己的一點想法。
我相信，王老師包括在座的諸多老師和同學對黃桷坪是有感情的，而且有著很深的感情。這種情感不僅體現在對一個地方，一個生存空間的依賴，且更多體現在對一撥人、一群朋友的依賴。我和王老師交往不深，也是幾次開會碰面聊起，才有所認識。更多來自鮑棟等一些朋友的轉述。其實，王老師不僅對黃桷坪有感情，對很多年輕的藝術家、批評家，乃至那些志趣相投的80、90後更有感情。我記得王老師幾次跟我私下聊天説的一句話就是，你們這一代黃桷坪還有鮑棟、盛葳、何桂彥、杜曦雲，下一代怎麼辦？
當然，這樣一種焦慮也明顯體現在他對於黃桷坪的情感與認知中。“川美走了，黃桷坪怎麼辦？”在這裡，我不想把它作為一種藝術生態的反思，我寧可將它作為一種個人情感的依賴。很多時候，我們都以為黃桷坪就是一個整體，以為羅中立、葉永青、張曉剛、鐘飆等等就代表了黃桷坪。誠如王林老師所説的：
黃桷坪地處城市邊緣，電廠、軍工廠、鐵道、貨運碼頭，加上學生和原有的城鄉居民，社會形態十分豐富，各種人等、各種活法非常典型。
然而，到底有沒有一個當代藝術意義上的黃桷坪呢？我想，這些藝術家的創作與黃桷坪到底有多大的關係，而且每個人與黃桷坪之間的關係有沒有同質、同構的一面，我相信，我們現在也還處在一個表面的認識，依然缺乏深入的研究和探討。在這個意義上，盲目地認肯這樣一種“藝術地理”和“藝術空間”，可能是值得懷疑的。
不過，站在一個反思的角度，我並不反對這種概括，這種焦慮。這種反思本身就是在這樣一個去差異化、去個體性的全球化資訊時代，對於差異、獨立、個體的訴求。
説到這裡，可能有人會説，黃桷坪的獨特性就體現在它的多元性，而不是它的整體性、同質性，那麼我要問的是，哪一個“藝術區”又是以整體的面目出現的呢？我想，我們很難得出一個肯定的結論的。
所以，我要説的是，物理意義上的川美走了，但精神的川美不一定走了，黃桷坪還是黃桷坪。即使川美真走了，我相信黃桷坪還是黃桷坪。而且，即使黃桷坪也沒了，藝術還是藝術，當代藝術還是當代藝術。何況，根本就不存在一個當代藝術意義上的黃桷坪，黃桷坪只是一個地理概念、空間概念。即便藝術家、批評家與之有感情，那也是個別的。而且即便感情本身是群體、社群的，但個體之間也是有差異的。
前段時間我在寫畢業論文時，看到當年胡適和《東方》雜誌杜亞泉等一撥保守派、國粹派的論爭。放在今天看，依然很有意思。當年，保守派、國粹派對於西化的潮流非常焦慮和困惑。但胡適就不以為然，他説：
文化本身是保守的。凡一種文化既成為一個民族的文化，自然有它的絕大保守性，對內能抵抗新奇風氣的起來，對外能抵抗新奇方式的侵入。這是一切文化所公有的惰性，是不用人力去培養保護的。
胡適所言不免極端，但至少指出了文化本身的保守性及其自然而然的一面。我們再來看今天這些生態意義上的所謂的“本土”、“地方”、“在地”的焦慮者，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不過，問題的複雜性就在於，本土、在地的焦慮還不是一個純粹意義上的生態的反思，背後隱含的是一個政治立場的自覺。
這一點就體現在管鬱達老師和王林老師的敘述中。
王老師和管老師都寫過同一個主題的幾篇文章。王老師的文章是：《挑戰“北京敘事”——中國當代藝術的歷史書寫》，管老師也寫過一篇文章：《我們為什麼要反抗以北京、上海為中心的藝術霸權？》。
我們先看看兩位老師是怎麼説的。王老師在文中指出：
中國當代藝術是由民間力量來發動和推動的，這在1989年6月以後更 為明顯。……（而）中國藝術批評所呈現出來的歷史描述，忽略了很多有價值的藝術成果，如上海地區和雲貴地區的藝術家在形式探索方面的努力。比如董克俊等。
管老師亦認為：
中國當代藝術從對一元論和獨斷論的反抗，逐步走向開放和多元化，這個過程是值得欣喜的，但它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沒有落實到個體的啟蒙和心靈自由這個根本問題上來，而是從意識形態反抗的一元化回歸到藝術資本主義的一元化結構，它沒有産生真正的多元格局和可以包容各種意見的公共空間。這就使當代藝術的自由探索和獨立精神受到嚴重威脅。
從這兩段話，我們就可以看出，對地方性、在地化的自覺背後，隱含的是他們挑戰和反抗中心敘事的立場和策略。這更像是一種政治態度。在這個意義上，這不僅只是限于地方性的自覺，而是建基於對整個中國當代藝術的反思和批判。
在這個意義上，黃桷坪也好，昆明也好，貴陽也罷，或許有它的地方性、在地性或本土性，可一旦置於上述這樣一個政治立場下的時候，地方性、在地性本身似乎成了批評家的政治文化地理的想像了。或許它成就了批評，但對於藝術本身而言，未必是有益的。
因為即便我們無法回避區域，回避地方，也不是為了強調其同構的一面，而應訴諸其差異的一面。
3．個體、視角與“生命政治”
我並不反對區域認同，地方性自覺，但是我反對表像的描述和膚淺的表態，我希望，“在地”研究能夠真正深入地方性的內在肌理中。就像當年的胡適一樣，一方面反對那些保守派、國粹派的焦慮，覺得根本沒這個必要，另方面又在大力主張整理國故。所以，歷史就是這麼微妙。
這裡面我強調三個層面：
一是深度的個案研究和探討。王林老師已經在做這方面的研究和實踐。比如他關於董克俊、葉永青的研究。不過王老師本身是帶著一個既定的政治立場和地方態度進行研究的，更重要的是，他自己本身也在與董、葉兩位相關的生活區域中。因此，換一個可能與之相關的區域沒有多大關係的人去研究，無疑會得出另一個結論。同樣，我們再來看王老師研究非川渝、雲貴地域的藝術家，甚或他所謂的中心北京的藝術家，又會是什麼樣態呢？不僅如此，不同研究之間的區別和再研究無疑更有意義。換言之，它呈現的不僅是藝術家的心態史，更是一個研究者或批評家的心態史。
二是開放的研究視角和進路。展覽和作品的呈現、梳理當然是核心。但我們也不要回避其他的角度，比如書信。毛旭輝和張曉剛的部分書信已經公開了。非常有意思。我想，當一個私密文本被公共呈現以後，我們固然不能否認其中真實被再造和重構的可能，但以此（及其被再造過程）來觀看他的創作時，我們發現，歸根結底實際上是一個心態的體現。創作體現了心態的變化，心態的變化也在或明或暗地作用於他的創作。
三是作為方法和目的的“生命政治”和心態史。不論是回到個案，還是選擇適切的角度、方法，終究還是要回到其活生生的個體經驗研究中。之所以提出心態史、生命政治的研究範式，是因為我覺得我們今天的研究陷入了兩個極端中，也就是上次在我們學校關於“視覺與觀念”研討會中的討論，不是“視而不見”，就是“見而不視”，前者不可避免地陷於庸俗社會學的範式，後者則淪為一個去主體性的純粹物理意義上、原子化的視覺感官及邏輯中。實際上，二者都不足取。因此，回到當代藝術之生命政治的角度，或許會對二者是一個平衡。這也是管老師在他的文章中強調“個體與時代”的意義所在。只有在個體與時代、藝術與政治、視覺與觀念的摩擦、張力中，才能真正體現我們心態（政治態度、文化態度）的變化及人生的意義。
對於今日或未來的黃桷坪，竊以為沒有必要焦慮，更沒有必要自得，以為它能代表一種政治立場。其實未必。恰恰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寧可將“生態”一詞曲解為個體的“生活態度”或“人生態度”。惟其如此，我們才能真正進入當代藝術的“生命政治”之織體和肌理中。因此，回到原初意義上的“生態”，我更關心的是每一個藝術家與黃桷坪的內在關係，和不同藝術家與黃桷坪不同的內在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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