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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心沫
1988年 ，在肖魯的畢業展上她做了裝置作品《對話》：在兩個鋁合金製作的電話亭裏，一個男人一個女人（照片），在打電話，但是連接兩人的中間的那個電話是懸挂的，也就意味著，這場對話是無法溝通的。肖魯在她的敘述中説：“作品《對話》的原始創意，源於個人情感的困惑。對情感生活的失落使我陷入一種自相矛盾狀態。就像作品所顯示的那樣，一對男女在打電話，但中間那懸挂的電話又明顯地在告訴人們，對話的不暢通。這種複雜而又矛盾的心理狀態，是作品《對話》産生的原始立意。”【1】 在肖魯的成長歷程中，遇到過與弗洛伊德筆下的杜拉相似的困惑。在她的一些談話裏面她已經流露過這樣的困惑。在她作為女孩的經歷中，一個異性者的入侵就像揮之不去的夢魘，時刻糾纏著她的精神世界。那個創傷迫於世俗的壓力變得隱晦而無法言説，尤其在中國這樣一個社會，對於類似性侵犯的任何暴露都會給自身帶來巨大的麻煩，值得注意的是麻煩不是帶給施暴者而往往是帶給作為受害者的女性。那個創傷成為隱疾潛伏在肖魯的人格內部，它無時無刻不在尋找著一個出口。
肖魯在經過早期的創傷之後，依舊對異性戀充滿期待。但當她的情感生活以失敗而告終的時候，她陷入了一種對自我和世界的懷疑狀態。她感受到了兩性之間的巨大差異性和不可融合性。裝置《對話》恰好是對這種感受的一種陳述。電話亭作為一個封閉的空間，封閉住了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的語言世界還有精神世界，他們之間是隔離的。他們都在自己的空間和生活世界裏，依據著自己的方式言説。一個電話亭中的男人和一個電話亭中的女人，他們試圖交流，試圖相互了解，他們在進行對話。但是在他們之間的電話筒卻是懸空的，她們的對話是中斷的，雖然都在説，但彼此都沒有接收到彼此的資訊。男女的對話於是以不可能而告終。在杜拉的故事裏，幾乎發生著同樣的事情。首先杜拉的父親與母親之間就是無法溝通，他們的性格與興趣是截然不同的，但他們依舊要保持著夫妻的關係。在杜拉與K先生之間也存在著巨大的鴻溝。杜拉期待著理想中的愛，而K先生則明顯的是在慾望的趨勢下對杜拉進行引誘。
肖魯仿佛看到了這個被鏡像化的世界的扭曲性。她對這個充滿他者的世界裏感覺到無限的創傷和孤獨。這也就能夠解釋她為什麼要用開槍的這種方式解決掉鏡子裏面的自己。
1989年2月5日，中國首屆“中國現代藝術展”在中國美術館開幕。肖魯走向作品《對話》，望著鏡子裏的自己。那一刻：她低下頭去，剎那間，周圍的一切似乎都停止了，空氣凝固了，她聽到了心率的跳動聲。槍聲又一次在耳邊響起，天堂和地域，仇恨與困頓，胸口的窒息，最後一次衝擊著她的大腦神經，什麼都不存在了。她抬起了頭，舉起手中的槍，直視自己，槍口對準了自己。【2】“砰”的一聲槍響，她打中了鏡中的自己，幻像消失了。那個作為他者的我被我擊斃了。她的蓄積心中的疼痛和困頓一時間釋放出來。
肖魯的槍聲是給了以異性戀為中心的鏡像世界的一記耳光。
由肖魯的槍聲引起的一系列事件，最後在國際媒體的介入下變成一次具有轟動效應的政治事件。許多國內的男性批評家廣泛的把槍聲與社會政治聯繫在一起。1989年2月，在《中國美術報》第11期上，刊登了栗憲庭的一篇文章，題目是“一聲槍響：新潮美術的謝幕禮！”。由於從事創作的中國女性藝術家普遍缺乏藝術的理論背景，尤其是對女性主義理論的清晰認識，所以導致她們無法對自己的作品進行有力的闡釋，而中國同時缺少女性主義藝術批評，所以肖魯的作品被男性批評家運用男性的視角進行解讀是在所難免的。這也就給唐宋成為作品的闡釋者和署名者找到了空隙。原因是每一次需要自我闡釋的時候，肖魯或者躲在了唐宋後面或者不在場。同時問題出在肖魯又一次戀愛。她沒有從被擊斃的鏡像中吸取到經驗。她又一次將自己捨身于異性戀的幻象之中。在國外，肖魯和唐宋生活了15年，肖魯尊重唐宋的意願，沒要婚姻也沒要孩子。但十五年後，他們的愛情走到了盡頭，以分手而告終。這時肖魯才慌然領悟——這不過是一次異性戀幻象的再次重演。她於是對著自己的照片打十五槍，以表達自己與過去十五年的訣別。然而對於一個女性，十五年也許是太長了，她為了愛情給出了幾乎多半生。肖魯44歲了，從醫生的諮詢資訊得知，這是一個女人人工受孕的最後一個時期。
2006年5月21-23日，由北京“長征空間”策劃的，在延安舉辦的一次名為“長征計劃”藝術研討會上，有十多位當代藝術家參與，肖魯是受邀的藝術家之一。她做了裝置行為作品《精子》，她準備了十二各空瓶子和一個冷藏櫃，她的行為是向與會者和參觀者的男性徵集精子，並將這些精子放在特定的溫度下冷藏，在作者每月受孕期間，將所捐獻的精子與自己進行人工受孕。但結果是沒有一個男性願意奉獻他們的精子。
在作品方案中她説：
“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毛澤東）
生命孕育：一個男人精子與一個女人卵子相遇。字為精。
情感孕育；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精神奇遇，字為神。
精與神和諧，人間絕境，字為氣。
精，氣，神合一，人生之道也。求其三者；時間不及，年齡不及，機緣不及。退而求其一，擇字為精。
在這件作品中，肖魯背棄了關於異性戀情的一切，包括異性情感，異性婚姻，還有異性生理的層層關係，她徵集精子，無需一個男性扮演父親和丈夫或情人的角色。男性無需承擔責任和義務，無需養育孩子，他們只是給出精子，而與一個女性不發生關係，與孩子也不發生關係，女人與孩子都與之無關，精子只是作為男性的排泄物，一種排除掉任何情感因素的物質存在。而作者收集精子只是為了得到一個孩子，她不再期待兩性之間的情感的交流，無需對話，甚至不必相識，不需要身體的接觸，排除了異性戀的所有程式，她要通過人工受精的方法使一個孩子出生。人工受精本身就存在了頗多的爭議，它從倫理的層面上提出了許多的問題。對既定的社會倫理結構無形中産生一種顛覆的作用。肖魯的行為出於她真實的心理，她是借助行為藝術的方式來完成自己的意願。但在行為實施的整個過程中，卻出現了戲劇化的效果，顯然，這個作品充滿了女權主義的色彩，把到場的男性置於一種尷尬的境地。無論男性是否捐獻精子，他們都被置於了“播種機”的處境。當有男性問“以這樣的方式要一個孩子，孩子就沒有父親了。”肖魯的回答是“自古以來男性就喜歡嫖妓，精子留在妓女的身體裏，妓女生的孩子也沒有父親”
我想《精子》的意義是對社會通行的倫理結構和異性戀模式的一種反叛。其作品産生的原因也是作者以她整個的生命歷程體驗到了異性戀的虛幻性。在一個鏡像的世界裏，我被他者化了，我無法回歸到“元我”狀態，只能在一個對象化的世界裏漂泊，我總是試圖通過他者，或者與他者的結合來彌合“元我“的分裂，但結果是在幻想的世界裏面越走越遠。
那是一個人的婚禮，只有新娘，沒有新郎，她為自己戴上婚戒，她第一次穿上婚紗。
但這個婚禮卻是以葬禮開始的。在中國傳統的送葬樂曲中，四位年輕男子，從車上抬出一具黑色棺材。一名男子用斧子，砸開棺材上的銅鎖，樂隊奏婚禮樂曲，穿著婚紗的肖魯，躺在棺材裏，她做起來，兩名男子將她扶出棺材。新娘在兩名男子簇擁下，走進美術館，司儀為新人主持婚禮。司儀：
在今天這麼一個特殊的日子裏，可以説是一個大喜的日子，我們迎來來了一場特殊的婚禮。那就是一個人的婚禮。下面我們有請新娘向前一步走。新娘向前一步。請問你，肖魯女士，你是否願意嫁給自己為妻，終於自己的想法，無論海枯石爛，無論滄海桑田，永遠和自己在一起。你願意嗎？大聲的告訴我們！”肖魯回答“我願意”肖魯接下來把婚戒分別戴在自己的左手和右手的無名指上。
作為證婚人的高明潞是這樣致辭的“肖魯，祝賀你，但我也感覺很悲哀，你怎麼跟自己結婚呢？祝你幸福，祝你能夠有愛，祝你藝術長青。”
肖魯的妹妹的致辭是這樣：親愛的姐姐，我祝福你，今天你終於結婚了，這麼多年之後，你找到最合適你自己的生活，嫁給你自己。我祝你幸福，祝你美滿。”
我想肖戈是理解了姐姐的，肖魯經歷了種種異性戀的變故，她最後回到了“元我”——一個完整的自我狀態，讓身體裏的男性與女性進行對話，結合。她運用了一個異性婚禮的模式，得出的是一個具有顛覆意義的結果，就是讓自己嫁給自己，完成一個自戀的過程，但這個自戀並非是希臘神話中納西斯的戀情，納西斯愛上鏡中的自己——既一個作為他者的幻像的自己。也不是被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所指的病理性自戀：弗洛伊德認為，人首先將愛的力比多投向自己，隨後健康發展，將其投向客體，如果投向客體的愛遭受挫折，這種朝向外的愛會折返回自我。這類人在以後愛的選擇中，不是以他者為模型，而是以自我為模型，他們明顯地將自我或自我理想作為愛的對象，他們愛他人是將他人當作自己的一部分來愛的。
顯然，肖魯轉向自身的愛，與弗洛伊德所説的病理性自戀是有所區別的，弗洛伊德所定義的自戀自始至終是以主客體為參照系統的，肖魯是對異性戀的幻想有過一種深入的判斷之後的超越，也就是對主客體思維模式的超越，是對“元我“的回歸和肯定。她回到”元我“，使“我“重新煥發多元的力量。”元我“——存在一個男人也存在一個女人，他們共同化合在“我”的生命中，支配“我”的行為。
【1】《肖魯〈關於1989年中國美術館槍擊作品〈對話〉的説明〉
【2】《肖魯〈關於1989年中國美術館槍擊作品〈對話〉的説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