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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帝王與書畫藝術之遷變

藝術中國 | 時間: 2010-08-16 16:06:03 | 文章來源: 雅昌藝術網-梁江的部落格

文/梁江

中國歷代帝王與中國幾千年書畫藝術之迀變,有著至為密切的關聯。

本論題將分析歷代帝王如何從國家制度、人才延攬、機構設置、趣味風尚等層面,影響中國傳統書畫藝術歷史走向。從一新的角度,對中國書畫藝術幾千年來發展、延宕遷變之歷史脈絡作一勾勒。

夏時期的歷史,多屬神話傳説。《呂氏春秋·先識覽》説,“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這圖的具體樣子究竟如何,我們已不可得知,但它既由太史執掌之,其內容當有關於國家之禮法政教。

商因夏禮。在殷墟發現的甲骨文和金文已是基本成熟的文字。郭沫若説:“中國文字到了甲骨文時代,毫無疑問是經過了至少兩三千年的發展的。”

漢代劉向《別錄》註釋《史記·殷本紀》中的“九主”時説,“凡九品,圖畫其形”。看來當時史官所掌之策,往往繪畫古代帝王形象。而九品圖畫者,所起作用當然在於鑒誡。這些由史官掌管並負責展示的圖畫,其首要目的乃在於宣示政教,不像後世那樣多著眼于賞玩品鑒,但就其形式而言,則可説是國家美術藏品之嚆矢。

“圖畫之妙,爰自秦漢,可得而記。降于魏晉,代不之賢”,這是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中的話。

秦漢時期,以繪畫為專門職業的畫工日益增多。《後漢書》記載,漢代對被羅致到宮廷作畫的畫家己建立起一整套管理程式,官廷設“少府”,其下設置“黃門署長、畫室署長、玉堂署長各一人。”“畫室署長”是宦官,由其管理的畫工則稱為“黃門畫者”或“尚方畫工”。這首次出現的稱謂,標誌著職業畫家隊伍已形成,實際上是後世宮廷中設置皇家畫院之嚆矢。

“圖畫之妙,爰自秦漢,可得而記。降于魏晉,代不之賢”,這是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中的話。

秦漢時期,以繪畫為專門職業的畫工日益增多。《後漢書》記載,漢代對被羅致到宮廷作畫的畫家己建立起一整套管理程式,官廷設“少府”,其下設置“黃門署長、畫室署長、玉堂署長各一人。”“畫室署長”是宦官,由其管理的畫工則稱為“黃門畫者”或“尚方畫工”。這首次出現的稱謂,標誌著職業畫家隊伍已形成,實際上是後世宮廷中設置皇家畫院之嚆矢。

南齊高帝蕭道成,雖出身於禁軍首領,但頗以擅賞鑒者自居。張彥遠説他之收藏甚為挑剔,“科其尤精者,錄古來名手,不以遠近為次,但以優劣為差,自陸探微至范惟賢四十二人,為四十二等,二十七秩,三百四十八卷。聽政之餘,旦夕披玩”。所謂“科”者,分別等級是也。他接收劉宋藏品後,選擇其中的精品記錄之,且僅按技工優劣品評古今名畫等第差別。

蕭道成對書畫嗜好之深,固屬少見,而明確提出了這種評判的標準,分等達四十二種之細,在美術批評史上也值得書上一筆。按宋代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卷一“敘諸家文字篇”,蕭道成此書名為《名畫集》,成書尚早于謝赫之作,可惜不見傳於今。

梁武帝蕭衍以精於文學和樂律著稱,在書法上也很有造詣。他在位四十八年,三次捨身同泰寺,佛教空前之盛可以想見。蕭衍的《書評》列出漢至梁之間的近三十位書家進行論評,與他精於文學和樂律的修養很有關係。在《答陶弘景書》當中,蕭衍批評了頗有王羲之贗品亂人耳目,影響王書聲譽的狀況。他述説鑒別真偽王書的心得:“逸少書無甚極細書,《樂毅論》乃微粗健,恐非真跡。《太史箴》如復方媚,筆力過嫩,書體乖異,上二者已經至鑒。”

蕭衍的三個兒子蕭統、蕭綱、蕭繹在藝文方面也甚有造詣。梁元帝蕭繹以著述宏富見稱,且是一位丹青好手。據載,蕭繹在位雖僅兩三年,但藏書一項便達到十四萬卷之多,內府收藏書畫精品更達到了一個頂峰。蕭繹執政時“侯景之亂”,一段悲劇式的宮廷收藏史。大寶二年(西元551年)原由東魏歸降的大將侯景叛亂,殺了簡文帝蕭綱,任湘東王鎮守江陵的蕭繹派王僧辯、陳霸先討滅侯景,蕭繹即位稱元帝。僅三年,西魏軍圍困江陵,蕭繹見城池將破,“儒雅之道,今夜窮矣”,長嘆之下,斫柱折斷吳越寶劍,“乃聚名畫法書及典籍二十四萬卷,遣後閣舍人高善寶焚之”。幾朝皇帝所集,悉數付之一炬。西魏將領于謹在劫後余燼中撿得書畫四千多軸,是為僅存的九牛一毛。

隋朝西元589年滅陳,結束了三國以來近四百年的分裂局面。佛教復興,浮屠大事修造,西京新都和顯仁宮、仁壽宮等建築土木大興,有大量的壁畫需繪製。畫壇名家常常也是壁畫高手,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一書中記錄了隋朝參與壁畫繪製的畫家展子虔、鄭法士等人的事略。

隋朝宮中收藏品也非常可觀,《隋書》卷三十二記載楊廣聚魏以來大量書跡名畫,于殿後起寶楷、寶跡二台專門庋藏之,這是歷史上首次專門設置皇家收藏庫。隋朝編撰了《古今藝術圖》五十卷。

隋朝皇帝除以書畫藝術藏品為秘玩,平時也按個人所嗜之好,命畫家作畫。《隋書》卷四便記隋煬帝楊廣于大業八年三月(612)“見二大鳥,高丈余,皜身朱足,游泳自若。上異之,命工圖寫”。這段記述雖不無誇張,但已表明,隋宮廷中備有擅丹青,且長于即景寫生的畫工。隋的名畫家展子虔、董伯仁、鄭法士等人深為後世推重。

唐帝王好書法,特別是唐太宗李世民酷愛王羲之書法。周以書為教,漢以書取士,晉置書學博士,而到了唐代,則全面採取了這些措施。按唐制度,書法為國子監六學之一,是唐設立的專門培養書法人材的最高學府。在朝廷的多個部門中還設置設書法職位,翰林院設侍書學士,國子監有書學博士,科舉有“書科”,吏部以書選員。

唐玄宗時期“始置翰林院,密邇禁廷,延文章之事,下至僧、道、書、畫、琴、棋、術數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技藝高而特別重用的,或授“內廷供奉”、“內教博士”之職。

唐代的帝王喜好收藏書畫藝術品,太宗李世民酷愛東晉二王書跡,唐高宗李治擅書法喜收藏。李世民三個弟弟——漢王李元昌、韓王李元嘉、滕王李元嬰均以工書擅畫馳名於時。武則天也工書法愛收藏名跡,她臨朝稱制後,曾索取王方慶家藏曆代書跡模寫副本作內府收藏之用。

玄宗李隆基工詩善書,通音樂,亦能繼承太宗家風,留意典籍書畫收藏。即位之初,即派大臣整理內府所藏曆代書跡,更換裝裱,刻“開元”二字收藏印加鈐之。因多方徵集,開元、天寶年間內府之藏有所增加。

唐代貴族豪富也競相收藏書畫名跡或古籍珍物,乃至有“自號圖書之府”的。在社會上,各類美術品的流通和收藏都遠比前一代更活躍。

杜甫詩《夔州歌十絕句》中有語雲:“憶昔咸陽都市合,山水之圖張賣時”。繪畫在街市張挂銷售,而且賣的是山水畫,看來,此時市井賣畫風氣已經普遍。

宋代帝王如仁宗、神宗、徽宗、高宗、光宗、寧宗等,對繪畫都有興趣,搜訪名畫充實內府收藏。宋代開國之初已設置宮廷畫院,來自西蜀、南唐或中原的畫家均匯聚畫院任職。到徽宗趙佶、高宗趙構時期,宮廷畫院有張擇端、王希孟,韓若拙、蘇漢臣,為徽宗代筆的劉益、富燮等人,他們無不以畫藝精湛著稱。

北宋廣搜古碑帖。淳化三年(992),命翰林侍書王著把歷代名跡編纂刻成“法帖”十卷,藏于內廷秘閣,這就是有名的《淳化閣法帖》。刻帖的舉措對宋朝書壇影響很大,宋代是帖學盛行,行書興盛的時代。

北宋徽宗時一度在“書學”之中設立畫學,不久,從中分出獨立。大觀四年(1110),畫學劃歸翰林圖畫院管理。和太學其他學科一樣,畫學建立了較完整的管理制度。畫學分佛道、人物、山水、鳥獸、花竹、屋木六科。《宣和畫譜》著錄藏畫,則分出道釋、人物、宮室、番族、龍魚、山水、畜獸、花鳥、墨竹、蔬果十門。從分科的細緻化和專門化趨向中,可看到宋代繪畫表現範圍擴大,題材分工也更細緻。

“明鑒戒,著升沈”、“成教化,助人倫”的藝術,不論其附麗于宗教也好,服務於禮教也罷,都不是單純以觀賞為目的的藝術。肇始於北宋時代的“文人畫”思潮,乃是傳統繪畫“絢爛之極,歸於平淡”的産物,是傳統美學思想發展變化在美術領域中的體現,是中國繪畫藝術發展至一定歷史階段的必然結果。

和五代兩宋不一樣,元代不設宮廷畫院。元雖設有“畫局”,但職責是“掌諸殿宇藻繪之工”。

元代陶宗儀《輟耕錄》記元文宗能畫,在居全陵潛邸時曾親自索紙落筆畫京都萬歲山草稿,令宮廷侍臣畫家進一步加工。

內府的各種收藏品,均由掌管禦覽物品的秘書監經管。秘書監初設立於至元九年(1272),設辨驗書畫直長,負責對法書名畫原跡的鑒辨。有元一代九十餘年,前後二十余人擔任過此要職。《四庫全書總目》便説:“柯九思在元文宗時,為鑒畫博士”。

在元代的“奎章閣學士院”轄下,尚有在“奎章閣學士院”之下設置“群玉內司”的機構,掌管宮中收藏的圖書寶玩。其他的機構,尚有“畫局”、“裱褙局”、“油漆局”、“銷金局”等,在宮廷裏負責繪畫製作裝裱藻繪之工。

明初洪武年間,召趙原、周位進入內府作畫。沈希遠以寫禦容獲授中書舍人,陳遠則賞了個文淵閣待詔,似乎對畫家禮遇有加。但不久趙原以應對失旨坐法,周位亦被讒死,內府供奉盛著下場更慘,因在天界寺影壁畫水母乘龍背,不稱旨而棄市。嚴威之下,剩下的只是一種深加揣摩以迎合上意的風氣。以往史家述及元季放逸畫風何以在明初驟斂,無不列舉上述例證。

成祖朱棣時,徵天下名工於北京之奉天殿寫真武神像,又于文華殿畫漢文帝止輦受諫圖、唐太宗納魏徵十思疏圖,這都是以圖畫為教化。自後宣德、成化、弘治諸朝,均徵召畫家侍奉內廷,一時頗稱隆盛。

明代並未明確設立類如宋代翰林圖畫院那樣的創作機構,只以仁智殿行使畫院職能,對畫家也無規範的授職制度,供奉內廷的畫家尚有散置於武英殿、文華殿等處的,隨意授給待詔、中書舍人、內供奉甚至與繪畫了無關係的錦衣衛指揮、鎮撫、營繕所丞之職。

明永樂年間朱棣徵召天下善書人,授給中書舍人官職,值武英、文華殿繕寫詔令、典冊、文書等。代表書家有沈度、沈粲兄弟。沈度被皇帝稱為“我朝王羲之。”

清的正統為合乎“順民”性格規範的帖學。康熙皇帝喜受董其昌的書體,朝野上下皆尊董為書壇圭臬。乾隆帝弘歷即位後,開博學鴻詞科,令梁詩正等人刻《三希堂法帖》,又重刻《淳化閣帖》,為一時之盛事。乾隆認為,趙孟頫圓腴流麗的書體與“泱泱承平”的“國朝氣象”更相符。

經兩朝皇帝推波助瀾,董、趙字體成為流行的帖學時尚。清朝科舉考試規定,試卷每頁十二行,每行二十字,草稿中亦須楷書。這種應用於考卷上的端正勻整的小楷字體,也就是常被人詬病的“館閣體”。

從晚明董其昌延續,以王時敏、王鑒、王翚、王原祁以及吳歷、惲壽平為代表的畫風,康熙乾隆時已在朝野形成普泛的影響。

清宮廷內的皇家繪畫機構具備相當規模,畫家人數遠超以往的宮廷畫院。眾多傳教士畫家聚集內庭,朝廷的重大活動常由他們紀錄描述。由於歌頌朝廷文治武功及紀實的需要,這一時期宮廷繪畫特別重視現實題材和人物肖像畫,融合西法精細逼真的畫法備受皇帝賞識。郎世寧等來自國外的傳教士畫家甚得恩寵,當然,這時的所謂西洋畫其實也已在一定程度上照顧到中國人的欣賞習慣。

焦秉貞等一批在如意館及南書房供職的中國畫家,嘗試揉入西法以加強傳統技法的表現力,中西結合的方法從宮廷擴散各地乃至影響民間。清代人物肖像畫的技法水準達到一個超越前代的高度,眾多的帝後肖像畫便是明證。

中西藝術各擅所長,相互交流影響,是清代畫壇的一種獨特景觀。

中國書畫藝術歷史悠久,其創作、欣賞、鑒藏、流轉,均與封建歷史時段的皇家趣味緊緊連在一起。帝王喜愛書畫藝術,有政治教化與個人興趣的多種因素摻雜其中。這是一種價值取向,也是審美好尚。它通過國家體制和若干強制性、誘導性措施,一直起著主導作用。民間好尚、文士雅集和唱酬往還,實際上都受到宮廷趣味的巨大影響。中國書畫藝術的歷史遷變,中國的文化藝術傳統,中國古代美學的價值內核,與歷代帝王,與皇室趣味一直緊密相連。這是中國書畫藝術遷變發展的基本歷史框架。

(本文是作者出席世界美學大會時所作的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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