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世界美學大會在北大召開。這或許是若干年來，在中國舉行的規格最高的一次美學大會了。已經淡出了公眾視線十多年的美學家們，再次相聚一堂，不知有何感想。
美學在上個世紀80年代，曾是中國的“顯學”。當其時也，有李澤厚先生扛鼎，《美的歷程》幾乎成為小文青們的必讀之書。帶有強烈理想主義色彩的啟蒙運動在80年代狂飆突進，各種國外思潮紛紛譯介而來，這也使美學家們重新審視50年代美學大討論的問題，而在新時代又有新的問題。思想解放的春風吹過，歷史的塵埃散去，中國的社會又重新發現了“人”的問題。而美學家們則幾乎主導了這場“人論”的話語權。而在彼時的思想解放與思想禁忌同存的狀況下，把人本體以及終極的問題引入美學的領域討論，似乎是一種高雅而又安全的策略。美學家被看成那個時代最有思想的人。美學成為顯學或許可以看作是80年代理想主義發展到極致的結果。
到了90年代，中國社會啟蒙運動不再，社會體制也在新一輪的改革中開始急劇轉型。中國雖然尚未邁向現代化，但是，後現代的種種特徵卻似乎成為90年代中國社會的主流特徵。美學家們實時推出了後現代美學的理論武器，不只是表現出了對現實的強大解釋能力，而且在“解構”、“顛覆”與“多元”的口號下，他們又引領社會輿論風騷，充當了“後現代中國化”的急先鋒。他們對當時的中國社會有著密切的洞察，有的指出了道德滑坡的問題，有的美學家則顛覆了傳統觀念，給當代中國文學大師重新排座，把金庸推上大師的主席臺。這一系列的問題，也曾經令大眾輿論轟動，令保守的學者們錯愕。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進入新世紀美學迅速地被邊緣化。近十年以來，美學出現在公眾視野中，除了在馮小剛的電影《手機》中，張國立和一美學女碩士“坐而論道”之外，就是和數起學風事件有關。美學家們基本上淡出了社會主流話語圈，從公眾的視線中消失。原來的美學教授易中天，也轉行説三國去了。
主要原因或許在於，從政府層面來説，經濟增長成為第一要務，經濟領域的改革、開放，也令經濟事務成為中國社會的第一要務。而到了新世紀，對於中國社會轉型中出現的權錢交易、壟斷等種種社會不公現象，已經超出了美學可以解釋的範疇。
在80年代，國人是向內尋求“人”的答案和對自我的界定，這難免要經過玄而又玄的美學的地盤。而從90年代後期以來，在拆遷、教育、醫療等等領域産生的社會矛盾，開始促使人們向外尋求“人”的答案。由此，社會的興趣也就從人的內在自由，走向了外在自由。這也是美學家不能解決的問題，而是政治學、倫理學、經濟學家們的任務。
在非物質性的精神消費領域，在新世紀，大眾娛樂徹底戰勝了文學和詩歌。在超女、快男等等大眾選秀活動中，製造了一輪又一輪的全民狂歡。文學也並未消亡，其借助網路文學也成功實現了向大眾娛樂産業的轉型。在大眾時代，重要的是娛樂而不是審美。“審美”只是窄眾的享受，或者是一家高檔理髮店的名字。既然，在芙蓉姐姐和鳳姐當道的年代，大眾需要的不再是美的事物，而是一切可以娛樂的東西，那麼，誰又還會對美學感興趣呢？
現在，是美學界60年來“最衰”的時期。美學對當下社會幾乎毫無影響，而當下的社會對美學也沒有多少興趣。聽參加會議的友人説，有的美學家把數年前在其他會議上的論文，又提交到了此次世界美學大會。而品質不高的大會論文，又有很多。顯然，美學的重新振興，不是靠濫竽充數充出來的，也不是靠開世界大會開出來的。美學一定要對當代中國社會發言，不能脫離現實。
而在未來的中國社會價值體系重構的過程中，美學家的作用仍然是很大的。現在，關於外在自由已經成為公眾的常識，而很多先富起來的人飽暖之後也開始思念“內在自由”了。這個時候，美學家豈可袖手旁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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