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萬章 陳栒
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由於收藏熱的復興與邊緣學科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學者將學術興趣投向“鑒藏”這一領域，遂使鑒藏史論的研究，逐漸成為一門顯學，以美術鑒藏（或純粹書畫鑒藏）為主題的專著及論文不勝枚舉。各大院校或研究機構以美術鑒藏個案或現象為碩士、博士論文選題者也時有出現。但這些關於美術鑒藏的論著或論文，並沒有形成一部完整的美術鑒藏史，也沒有對美術鑒藏所折射的社會、文化等層面的意義展開進一步探研。當下美術鑒藏研究滯後，不能不説是學界的一種遺憾。
關於美術鑒藏，雖萌發期的鑒評觀念在先秦時已經出現，但初始的有據可依的美術鑒藏典故卻零散隱于各類古籍之中。雖然在明清時代，各類書畫著錄層出不窮，但真正具有學術研究性質的論著卻仍不多。直至今時，美術鑒藏隨著藝術市場的推波助瀾，各種研究個案呈現出層出不窮的可觀現象，但這些研究也僅僅局限于分段式、區域式、主題式的個案研究階段。貫縱于整個中國美術發展史中的鑒藏研究還未見其影。究其因，其難度在於這是一門瀕臨于多個學科交叉地帶的學問，需要細水長流的積累過程，如果沒有充足的史料、多面的知識體系、高度的概括能力是很難完成這種學術著述的。
近日，由中國美術館副館長、美術史論家梁江先生歷經十數年撰寫的《中國美術鑒藏史稿》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此書是目前所見中國第一部美術鑒藏史。它的問世，打破了美術鑒藏無“史”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一學界遺憾。
《中國美術鑒藏史稿》的醞釀與撰寫，始於鑒藏學開始興起的20世紀八十年代。此時，關於美術鑒藏史學的研究，學術界並無先例可援。雖然如上文所述，一些美術鑒藏史個案或斷代史的研究自八十年代以來陸續問世，但對於如何建構美術鑒藏通史、以高屋建瓴的眼光審視美術鑒藏演進的歷程，卻是一道令很多學者望而卻步的難題。梁江先生因參與導師王朝聞先生主持的國家重點科研項目，獲得了難得的歷練機會。他承擔的科研任務主要涉及美術鑒藏內容。這樣，他一邊向美術史界前輩大家虛心學習，又以嚴謹篤實的治學態度，從原始文獻入手，並參照存世的大量美術作品，漸入佳境式地對先秦以降直至明清時代的美術鑒藏展開系統整理與深層探索。幾年下來，科研課題完成，他的一部鑒藏史雛形也已浮現。中國美術鑒藏曆史悠久，學術資源深厚，但卻沒有一部系統呈現中國美術鑒藏發展歷史脈絡的著作。他覺得有責任儘快彌補這一欠缺。
但爬梳文獻和展開研究遠非易事。此後，又經過斷斷續近十年，《中國美術鑒藏史稿》方告峻工，以專門史形式問世。現在看來，此書雖延遲多年，仍是順應學術史發展的及時論著。
“美術鑒藏”從字面意義理解，當為以美術目標對象而進行的鑒定、收藏行為。可以歸類到兩大學科：其一，從鑒藏這一范疇，美術與文學、植物、動物、礦物、樂器、書籍等林林總總的各大門類成為鑒藏的目標對象而並行存在。其二，從美術概念出發，鑒藏僅為美術行為活動表現的一部分，與美術創作、展覽、經營等並行，成為其中的組成部分。如何厘清概念、平衡其中的側重點，是梁江先生《中國美術鑒藏史稿》一書開篇所要權衡的問題，也是整書思路的引導者。首先，他採用特徵論、發展論、方法論來闡釋“美術鑒藏史”的研究對象、特徵及相關方法，分析鑒定與美術鑒定、歷代美術鑒藏、中國美術鑒藏史幾大名詞的定義。明確所探究的美術鑒定史，“需要涉及不同歷史段落的美術創作、藝術品評、科技和工藝方法、工商業狀況，更不必説考古曆史和具體操作的鑒定手段。”從而給讀者明確了本書研究的對象與方法，為全書的展開埋下伏筆，做了鋪墊。
在作者看來，美術鑒藏史學至少處於歷史、工商業史、考古學、藝術批評史和美術創作史這五種學科的交叉地帶；判斷一件藏品是否珍稀可貴，大體不出經濟價值、精神意義和歷史文物意義三種尺度；不同時期的鑒藏品不僅整合了歷史、社會、文化的種種特徵，還體現出不同時代的社會群體心理。正是基於這樣的理念，梁江先生突破了歷來美術鑒藏研究中純以鑒藏家和藏品為對象的模式，跨學科、多角度地探索各個時代美術鑒藏所關涉的歷史演變、政治背景、文化涵義、社會群體心理等，為鑒藏史學界提供了全新的範例。單從這一點來講，該書在學術史上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與其他各類美術鑒藏書相比，此書涵蓋多種知識體構的特點顯而易見。綜合性之強居於同類美術發展史、收藏史、鑒定理論等書籍之前列。作者綜合了歷史、工商業史、考古史、藝術批評史和美術創作史等幾大學科。書中“美術”一詞，涉面廣及書畫、陶瓷、硯臺、鐘錶、玉器、銅器、造紙、琺瑯、牙雕等眾多工藝門類。其編排手法與內容掌握，完全區別於其他書籍的慣有編撰形式，作者對其研究的對象有孰輕孰重之分。例如，向來涉及“美術鑒藏”的書籍及文章，特別是書畫鑒定，向來無非主要強調兩大方面，一是書畫鑒定的主要依據與輔助依據，一是區域性的作偽方法等；收藏則分成公家與私家收藏兩大部分。大篇幅地強調此分類，反覆沿用相同資料，沒能突破研究的現狀，也使美術鑒定的基本框架一成不變，推進的速度因此也慢了下來。而此書在大的美術史的環境中，有重點地將這兩種固有內容融入，並作為一種時代特徵擺正其歷史地位，平化棱角，準確歸位。另外，書中每段分期中，重點加入與鑒評體系相關的研究，歸納總結各時期的美術理論特徵，這既是本書的價值體現，也強化了鑒藏研究的學術含量。作者注重史料例證的應用，引經據典，多方面挖掘，加大資訊量，汲取精華，詳細剖析，深入淺出，其表述手法與內容構成了本書的另外兩大特點——實用性與可讀性。豐富的史料，詳盡的出處，力求在通俗淺顯的講述中，豐富讀者的美術鑒藏知識。由於集理論和實踐于一體，學者型讀者可以在閱讀的過程中增加原始資料的積累，獲得啟發。
中國美術鑒藏史從廣義上講，仍然屬於美術史的範疇。顧頡剛在《當代中國史學》中指出中國美術史研究之困難：“中國美術家，新的一派所學的是西洋的美術，對於本國的美術史，研究起來，當然有相當的困難；而舊派的美術家，又往往缺乏歷史的觀念和方法”。對於梁江先生而言，恰恰與此説相反。作為一個專業美術家，梁江先生既受過西學的熏陶，又有著紮實的國學功底，所以研究起美術鑒藏史來，可謂得心應手。對於隋唐以前的美術鑒藏史研究，由於缺少可資參照的傳世作品，作者便利用大量的原始文獻，從經、史、子、集中去粗取精，鉤佚索隱，並參閱最新的考古發掘材料，綜合考古學、古器物學、敦煌學、人類學、藝術學等學多科的最新成果，為學界清晰展現出從來不為人所知的先秦至魏晉時期的美術鑒藏史。用“填補空白”這樣的詞語來評價梁江先生的這段鑒藏史研究，顯然不足以概括其學術的前沿性和專業性；對於隋唐以後的鑒藏史，作者在充分利用文獻的基礎上，以實物證史，借助大量圖像資料，廓清鑒藏演進的脈絡。對於晚近時期的美術鑒藏，除了對公私收藏及其鑒藏著述研究外，作者還對其鑒藏的社會氛圍、作偽的規模化與專業化等方面加以敘述，顯示出不同時期美術鑒藏所呈現的時代特色。
梁江先生的這部開山之作，文字簡明易懂而有嚴謹的體例、清晰的思路和詳實的史料，加上對每一階段的美術發展特徵所作的概論式評述，使讀者能在美術史的大主旋律中，跟隨作者的思路去研究公私收藏、買賣、造假手段、鑒評標準等與美術鑒藏相關的史料。作為階段性研究成果，該書的部分章節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分別在《美術研究》、《美術觀察》、《中國書畫》、《湖北美術學院學報》、《藝術探索》、《文物鑒定與研究》等專業雜誌（或集刊）發表，曾在學術界引起廣泛反響。此書的面世，開始改變美術鑒藏史研究滯後的格局，也會受到學界和廣大讀者的重視。
（梁江著《中國美術鑒藏史稿》，文物出版社2009年出版，68元，3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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