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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似乎70年代初期寫詩比較多，此後一段時間就比較少了？
寫詩最熱鬧的也就是72、73年，到了74年好像有個大抄什麼的，莫明其妙地辦學習班。老多多沒事，老根子被抓進去幾天，我被關進去三天，關到國務院宿舍地下室，據説是江青搞的吧，挨個提審，也不知道為什麼。後來就出來了，也不告訴什麼原因。像我那麼大的年輕人，關進去好幾百，打那之後，就比較少來往了。尤其是75、76年，我75年好像沒寫什麼東西，76年1月回北京的。那時候我們確實也沒把寫詩很認真的對待，真正地認真對待是在78年之後辦《今天》雜誌，面向社會，面向更多的人了，從那時候才真正的把寫詩當回事。
我覺得你這一時期的詩寫自然、寫感覺和內心的比較多，很本色，也很有想像力。
我還是寫人本身的東西，寫人性的，人的感覺、人的直覺、個人的感覺和自然的東西，其實人的所有哲學體系都是和自然界有很大關係的，相對論。文學啊思想啊也是一樣，它也跟自然界有關係。詩歌也是一種形式、一種語言藝術，其實最精彩的詩，就是用非常簡單的語言，説出了非常深、非常絕的東西。我就看現在有些詩寫得繞來繞去，很玄的那種，其實什麼都沒有，有什麼啊？毫無生命的一個個句子。好的詩畢竟應該還是活的，但是要寫出特別好的語言，很簡練又很有新意，有獨到的想法，也很難，不是人人都能的。一生中你能寫出幾個好句子？大部分都是字面的意思。你出一本他出一本其實沒人看，沒有存在的意義。
北島的詩和你的風格不太一樣，他的詩與政治的關係比較緊密一些，對抗性、意識形態性比較強。
老北島和我生活的環境不一樣，他沒到農村插過隊，可能從年齡層次上看他也比我大一些，他們是高中生我們是初中生嘛。還有一個我覺得每個人的本性、天性不一樣，我們互相也是有一些影響、借鑒的，其實也是互相刺激。比如説我要是不認識這幾個人，也沒興趣寫東西了，就是因為認識這些人，相互一較勁就寫了。比如我看老北島寫了，一看他寫的我就有慾望寫，我也就寫，我要是不看到他的東西我可能也不寫了。這人，看周圍的環境，看人家寫他就來了勁了，都是這樣。也不是純粹為了提出什麼東西，對社會有自覺的反抗等等，當然每個人他不自覺地就有些反抗，對社會就是反感，你想想那時候從農村剛回到家，還沒睡踏實，就有警察敲門，登記啊什麼的，特別反感。而且根本也沒有言論自由，我們在出版雜誌的時候就是為了爭取言論、創作、出版自由。其實我們當時辦雜誌根本沒想到現在這個影響，我們當時也是豁出去了，就想辦完一期被抓住，就完了。我們那時候寫詩誰想到以後會成為一個詩人？
當時對“詩人”這個稱號怎麼理解？
我們70年代初那時看待詩人不像現在，那是非常了不得的，肅然起敬。我記得老根子對我説我是個詩人時，我就特別激動，詩人啊，那怎麼可能？就覺得非常至高無上，是極少數的，非常神聖的，覺得詩人是能與神對話的人，非常了不得的人。那時候我們就是這麼一個概念。現在一講，詩人似乎就整個一垃圾，就不是好詞。
在白洋淀的詩歌圈子和在北京的詩歌圈子似乎也有重合，主要有哪幾個人？
在白洋淀就是那麼幾個人，來北京也就魯燕生家的小圈子裏，多多、根子、嚴力、馬佳、彭剛、魯燕生兄妹倆。在白洋淀的時候，和宋海泉也有接觸，我們村是大淀頭，他們是寨南，雖然是兩個公社，但從大堤走只有八里地，划船也能過去。
你在白洋淀插隊期間是不是生活的還是比較愜意，不少文章寫到這一點。
當時白洋淀周圍很多村都是住的知青，聽説北京去的有兩百多人，幾個人在一村幾個人在一村，我們那個村等於是一個島，打魚的人多，沒什麼土地。當時還是老房子，景致也挺好，甲魚氾濫都爬到村裏，我們沒少吃那個。那時村裏人不怎麼吃都送給我們，都吃膩了。有一年螃蟹氾濫，河裏的東西都吃傷了。村裏小孩幫我們掏鳥蛋，一臉盆，給點錢就給我們。風景很美，不同季節有不同景色，很好。回北京也沒啥意思，又沒錢，在村裏還挨家挨戶吃點。最初是幾個人在一起做飯，後來走的走，老岳重去樂團裏，老多多回家不來了，村裏沒幾個人了，你來我走的，我就和老百姓一起混了。自己的房子破爛，又冷，到老百姓家騰出一間房或者睡在一大炕上，在人家吃，還有點意思，有人關照點，混熟了哪家有好吃的都請我去，處得非常好。
你和多多還有過一段時間的詩歌競賽。
和多多的詩歌競賽活動，就是在73年，兩個人較勁，對詩的看法相同，什麼樣的句子是好詩，什麼是詩句，互相較勁。我們中學就是同班同學，關係很好，就説年底一人拿出一本詩集，看誰寫的棒。其實還真是憋著寫了不少東西，有時候寫詩跟大眾沒多少關係，跟品味差不多的幾個人一起較較勁就能寫出好的東西。不知為誰而寫，其實有時候有目的地寫，不一定能夠寫出好東西，辦《今天》雜誌的時候硬寫，我覺得不靈。
您這一時期參與的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78年到80年的《今天》雜誌了，它最當初是如何創辦的？
正式地將《今天》提上議程是在78年9、10月份，老北島提出來要辦的雜誌，完了就開始籌劃。後來那幾個人都是北島找的。第一期的編委是七個人，張鵬志，孫俊世，陸煥興，劉羽，還有我，北島，黃銳，一起商量取刊名。我們第一次開會應該是在10月份，刊名是我提出的，當時在張鵬志家，在鼓樓西大街那邊，我們編委第一次開會，商量取一刊名。我上去非常即興、沒有思考地取一名字“今天”，當時就覺得提過去沒意思，提未來根本打不著，比較現實一點，就叫“今天”，刊名就有了。就開始具體分工開始找稿件、找紙。
這樣就開始進入具體的運作程式了。
籌辦完了就開始了，稿件有些是現成的，然後責令誰寫什麼誰寫什麼，創刊詞北島寫，黃銳設計封面，然後就是找紙張。那時説我從造紙廠順紙什麼的，沒有。印我的詩集的時候，讓車間的工人幫忙帶了一點出來，印《今天》還是從文具店買的，一摞一摞的，還用介紹信，也不太嚴格。因為我們造紙廠它不生産這種紙，它都生産非常高檔的那種，《今天》用不上那麼好的。後來都弄好了，印刷，沒油印機啊，又從別的單位弄來了兩台油印機，有的單位有朋友也幫著印，給兩張蠟紙，印多少份。我們當時主要在陸煥興家，他們家在新源裏使館區內，周邊是菜地，很荒涼的一個地方，他在那租的一間農民房，覺得那裏比較隱蔽。當時都還是比較秘密的，因為誰知道結果怎麼樣呢？你雜誌還沒出來，一下給你扣裏邊去了，那怎麼辦？當時是幹了好幾天，油印啊、疊啊、裝訂啊。陸煥興就給我們做麵條吃。當時我們還用了點版畫，馬德升做的木刻，阿城的版畫也用了，因此弄得還挺有意思，還有插圖。大冬天，印完的那一天是12月22日。
23日我們出發去張貼，算是個創刊的日子。當時就我、北島、陸煥興三個人去的。出去的時候還有個小小的告別，因為覺得有可能我們三個出去就回不來了。當時是豁出去了。拿著雜誌、漿糊、笤帚，往墻上刷，我們刷的地方是西單“民主墻”，文化部的大門口，《人民文學》的大門口，王府井的大街上。我記得特別清楚，後面跟得人山人海，包括警察，都在看但沒人抓我們。這些人很震驚啊，想這些人瘋了，敢這麼幹。我們三個配合得挺好，我刷漿糊，北島貼，陸煥興拿笤帚再一刷，弄平。一會就弄完了，然後騎車就走人，很利索。第一天還刷了《詩刊》，在虎坊橋那兒，刷完了天比較晚了我們三個在晉陽飯莊吃的飯。沒事，回來了。第二天我們就去北大、人大，又刷了不少，也比較順利。就是人大去了不少保衛，不讓刷，我們刷上去剛一走就給撕下來了，北大的都沒人揭，保留了很長時間。
然後是不是就有了比較大的反響，你們的幹勁也更足了。《今天》後來組織了不少與讀者互動、詩歌朗誦等的活動。
反響挺大，當時在上面沒有我們的聯繫方式，但是後來有很多人給我們留言希望跟我們聯繫，就在那上面寫。我們私下也去看有什麼反應，一看反響還挺大，很多人都想和我們聯繫，後來從第二期開始的成員不少都是從那上面的留言找的。因為第一期辦完之後我們有了分裂嘛，具體情況就是79年2月份，當時有不少“民刊”，《四五論壇》、《探索》、《沃土》、《啟蒙》、《北京之春》等，是因為不知從哪聽來的風聲，説上面的人要封殺、取締“民刊”，所以大家就聯合起來舉行個活動抗議。在我印象裏比較厚的雜誌出現在民主墻上《今天》應該是第一份，《四五論壇》説他們是第一，但他們第一期就是一兩張紙嘛。因為《今天》在當時的影響力還是很大的，他們有些活動肯定會找到我們。當時開一個聯絡會，黃銳去的，沒敢簽名，自己做不了主，回來問我我説我去就完了，同意，簽了名回來了。當我簽完名之後一説，好多人就耷拉臉了，説我們是一個文學雜誌，為了生存，不能和他們摻和。很多人就説這麼做你自己承擔，你得聲明你簽名只代表你個人並不代表《今天》編輯部。但當時老北島是唯一支援我的人，他説這樣做不是把芒克給出賣了嗎，這怎麼行啊？再説了你別以為你是純文學人家取締了別的就能把你留下，那都是一勺燴的，別以為你標榜純文學刊物就讓你生存。後來爭吵得很激烈，不可開交。老北島也是比較固執的一個人，也沒協調，就説少數服從多數，我和芒克退出，你們五個繼續辦，我們倆還給繼續撰稿。他們説你們倆發起的，你們退了還辦什麼呀，北島説要不就你們五個退，我們兩個辦。弄得不歡而散。他們就退了。後來我和老北島弄到很晚，回到北島的家並且住下了。我們重新開始招兵買馬，一開始給我們留地址的找了幾個人，像周郿英、鄂復明是後來李南介紹來的，徐曉是我通過趙一凡認識的，再加上陳邁平，他在中戲讀研還是幹啥。鄂復明我們覺得他是一個不可或缺的人才，他不但會油印後來還管著我們的財務、訂戶、回信、發放。我們第二期的編輯部就成立了，成員都是比較實幹的人，就是玩命地幹，實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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