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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館是否能發揮出公共文化機構職能?
上海在“十二五”發展規劃中確立了要建設國際文化大都市的目標。毫無疑問，作為城市文化財富的主要儲存者和展示者，一流品質的博物館、美術館是國際文化大都市必不可少的名片與部件。在這裡第一個疑問是，政府對美術館格局的強勢規劃，是否能名副其實的發揮出美術館作為公共文化機構的職能?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話題。其實，我們很樂意看到美術館事業受到政府的重視，就算是“政府文化工程”也沒問題，只要它是積極、有效、合理、有序的方式建設、發展和運營。但問題也拋出來了，這麼多的硬體設施，填入什麼內容?應該由怎樣的人、按照什麼意識來管理和運作?表面看上去，上海美術館從原來的場地遷到世博園的中國館，可能為了有更大更氣派的展示空間需要，但是它卻拆遷了一座城市的文化記憶，文化做強做大並不是建立在犧牲對原有城市文化深厚積澱和市民情感記憶的基礎之上。文化的未來，不是按照統一定制的“大繁榮”模式發展，它就真的繁榮起來的，文化和文化産業的發展，是精神層面的建設，需要的是廣大民眾的參與，和美術館專業人員的推動，它不是政府通過強力能推動的，它是關於人的能動性、關於專業的建設、軟文化的塑造。
一座城市需不需要這麼多的美術館?
需要反思的是，上海到底需要什麼樣的美術館?美術館如何加強自身的學術建構?歸根結底，辦美術館的宗旨是什麼，社會應就此達成怎樣的共識?當然，我們看一個城市的美術館，建造的多與寡不是一個“有效”的評價標準，如果根據法國的美術館發展模式來看美術館的發展，現在上海的美術館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如果大量的美術館應運而生，僅僅又多添了一個舊時代的文化館，多了一家“美術陳列館”，多了一座收場租的建築，抑或多了一家“大畫廊”而已，那麼，這樣的美術館越多就越多餘;換個角度，假設上海只有一家美術館，實實在在地根據美術館的功能進行著公共文化建設和合理有序的運作，根據收藏、研究和展覽的方式發揮公共文化機構的作用，而不是一個徒有美術館虛名的“假美術館”，僅僅一座美術館也不會覺得太少。當一個國家的GDP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它必然帶來一種文化投資的繁榮，中國的問題就是行政化的發展文化，其實沒有考慮正常生長起來的那種東西。中國在近幾年已經涌現出眾多的美術館，這其中有官辦的也有民辦的，但我們仍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美術館，這是因為沒有“美術館文化”，而只有美術館。建一個美術館不難，人們應有正確的認識，利用美術館使其産生文化影響是很難的。
有限的藝術家
上海的藝術生態鏈中，現在面臨的最大問題是藝術家人數有限。有人曾經粗略地統計過，上海藝術家人數在今天是北京的1%。一個宋莊被登記的藝術家人數為3000人，據説沒有登記的還有許多。而在上海這座城市裏，相對於整體的藝術生態比例，藝術家相對來説太少，選擇的藝術家範疇也越來越小。上海被冠上“抽象之都”的稱謂好多年，顧名思義，上海的抽象藝術家人數和抽象繪畫作品的有效比例放在全國的語境下，絕對突出;除了人數和作品外，我覺得這樣的稱謂跟策展人李旭曾經在上海美術館連續推出的幾屆抽象藝術展覽有很大關係，最重要的是上海有以余友涵、丁乙、周長江這樣的抽象藝術家代表，丁乙幾十年如一日，畫格子布一樣變化大小的“十字”圖型，已經成為上海抽象繪畫的標識性景觀。還有，最根本的原因，抽象藝術不保守，不前衛，不溫不火、中庸的狀態比較符合上海的性格。
另外，上海作為海派水墨的發源地，水墨藝術家相對集中，除了陳家泠、仇德樹一輩的水墨藝術家外，目前出生於六零年代的新水墨藝術家可圈可點——王天德、陳心懋、陳九、蔡廣斌、張健君等新水墨藝術家的作品屢屢參加國內外的展覽，儼然稱得上上海新水墨的“中堅”。上海新水墨呈現出的人氣和發展態勢和海派藝術有著一定的關聯，換句話説，上海有水墨的潛在語境，海派和新海派藝術家文脈還在不斷地傳遞和書寫，特別是已經連續推出六屆“上海新水墨大展”的朱屺瞻藝術館和上海多倫現代美術館在推動新海派水墨的發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相對前輩們的活躍，年輕一代缺乏足夠的亮點。除了抽象藝術和水墨外，上海的多媒體藝術家和裝置藝術家群體是另一個更突出的焦點，代表人物楊福東、徐震、楊振中等是中國當代最受國際矚目的多媒體藝術家之一，而受他們號召和推動，層出不窮的杭州和上海本地的年輕藝術家漸成氣候。
無論我們如何描寫上海的藝術家群體，和北京聚集著來自全國的藝術家相比，上海這座城市的當代藝術家基本上以本土藝術家為主。造成這樣的藝術家格局，一方面是上海這座城市的面積造成其土地的寸土寸金，房租和生存成本相對較高，這就把一大幫相對年輕和剛剛起步的藝術家“拒之城外”;另一方面不同於川籍、東北和福建等地域，上海城市的“小資氣質”跟“鬧革命式”的當代藝術格格不入，讓些許“生猛”的當代藝術家在這座城市格外拘謹;另外，上海藝術家太分散，很難形成引領全國藝術潮流的氛圍，和北京藝術家的工作室集中聚集在798周邊和宋莊等區域不同，上海的藝術聚集區和藝術家工作室分佈的比較散，幾乎零落地分佈在上海各個區域，有的租在藝術園區，大部分藝術家的工作室都租住在郊區的別墅裏，這樣的藝術狀態與上海藝術家的個性有著直接的關係;再者，上海本土藝術家的生活方式比較規律，他們有家庭，到工作室畫畫，就像白領朝十晚六去上班一樣的規律，一天的繪畫工作結束後，工作室門一關，準時回家報道，過日子。和外地的藝術家相比，安逸的生活環境，在某種程度上缺乏闖勁，這樣造成外地藝術家在上海的“孤寂”，造成了藝術家交流和溝通上的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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