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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思源：另外，我覺得孩子一般都是很直接的，不像成人會掩飾一些東西，他如果難受或生氣的話是會哭會鬧的，但我在現場看到她就是在那兒挺安靜地呆著，並沒有哭鬧，那個母親看上去似乎也沒有任何問題。所以我一開始看到那個場景的時候雖然覺得有點不忍，但也沒有發現哪方面真的有問題。
盧傑：有一種説法是説那個孩子其實玩得還挺開心的，只要沒有強迫她去模倣卡特原作中那個一模一樣的動作，那麼還是挺尊重那個孩子的。這就聯繫到天苗剛才所説的對孩子一輩子的影響，這個其實是不可知的，每個人的童年經歷都不一樣，看待的方式也不一樣，有的消極，有的積極……這也許會回到母親擁有什麼樣的權力這樣的話題。
林天苗：以我小時候的經驗來説，我媽總是會在我玩得很開心的時候把我從一堆兄弟姐妹中挑出來去幫她做纏線的活兒……我對這事的記憶就特別深。這種記憶裏有一種痛苦甚至受虐的感覺在。
盧傑：説到這裡我想有一個相關的細節需要告訴大家：剛開始的時候，徐震和我們商量，折騰了六七個月想要從蘇丹找一個孩子，後來蘇丹的渠道走不通，又去肯亞找，也沒成功，最後找到的這個黑人孩子是在中國的廣州。實際上這個孩子是在中國生，在中國長的，她上中國的幼兒園，會講中文……非洲對於她其實是一個抽象的文化背景，是我們所附著的一個強加的想像，它實際上是一個身份標識，並不是個人的。這孩子所面對的生活是我們的廣州，她所介入的苦難或者光明可能更真實的是關於廣州和中國的，這是很有意思的一點。
顧振清：我想跳出大家剛才討論的話題來談一點：一個作品在實施過程中或者實施現場引起的道德情緒或道德判斷，跟這個作品的價值判斷到底有什麼關係？因為這個道德判斷畢竟是這個作品的一部分，但是剛才我聽到天苗無條件地説這個作品好，我想知道説這個作品好，它好在哪？上下文是什麼，判斷背景是什麼。而不是只作道德評判。
林天苗：從我的經驗來説，我認為在海外的第一代中國當代藝術家他們在做作品的時候，還是有一種基於自身身份的東西在裏面，就像中國人、女性主義這些東西還是拋不開的。而從徐震這次的作品中我似乎並沒有發現這樣的姿態和心理。他給我的感覺就是很純粹的藝術家立場，有一種自信，談中國也行，談世界也行，談什麼都行，而且做得很到位，這是我喜歡的。
秦思源：我覺得現在很多作品其實是靠題材成為一個作品的，但其實可能是很空的，不管是形式還是別的方面。這個題材可以讓人聯繫到很多東西，反而不用面對作品本身。但徐震這個作品就是一個作品。當你不知道該怎樣去面對或思考一個作品的時候，我覺得它最後的根源可能就不是題材問題，因為題材問題很容易産生思考的依據。我認為拋開剛才所説的道德判斷，這件作品其實是關於“觀看”本身的，這一點是我的評判依據之一。徐震的這個作品不只是形式和內容上的，它還包括了我和他作品之間那個看與被看的關係。
顧振清：這一點我不是很同意，我覺得徐震這次的作品不只是一個簡單的觀看和被觀看的關係在裏面了。這兩個作品既有形式上的，比如“山寨版”的宇宙飛船，“山寨版”的非洲現場；一個“天上”一個“地下”；題材又與當下的社會熱點有關：蘇丹人質問題和“神七”上天……我覺得從觀念到形式，到事實政治，聯繫非常密切，非常廣泛，而觀看只是一種已經存在的事實……你討論的是要把關於觀看的其他附加因素抽離？還是他的作品特意去排除這種觀看以外的其他因素，這就要看藝術家的目標或者説他的目的是什麼，我覺得這個可能會成為一個價值判斷的理由。否則的話光講觀看與被觀看的關係，是非常日常的，在任何展覽裏都有這種關係，我覺得一個作品如果激發的是一種日常的判斷和經驗，那是沒法作為一個正面評價的理由的。
秦思源：每一個作品都是存在觀看的，但並不是關於觀看的，不會讓你去想關於觀看的政治性，觀看的權力等等這些問題。我覺得徐震這個作品跟朱昱作品很不一樣的就在於這一點，它是關於“觀看”本身的。這對於我來説，是從這個作品中想到的比較有意思的一點。
顧振清：朱昱的那個作品，我覺得非常重要，是因為他的作品在那個時候去挑戰很多藝術家權力，還有社會道德底線，這幾個底線一直在，而且把挑戰那些底線作為他做作品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理由，這些是朱昱預設的，而且朱昱為此承受了巨大的社會壓力，這種預設的關係，就像傑夫?昆斯（Jeff Koons）跟那個脫衣舞議員（喬林娜Cicciolina）來做的那個作品一樣（《天堂製造》系列），而徐震這次的作品，他所承受的壓力，所挑戰的方向，實際上不完全是預設的。有可能是徐震這個作品所預設的一個學術方向，並不是我們剛才一直集中的焦點。我覺得徐震他談的這個方向肯定不把道德判斷作為一個主要方向，而是把藝術的價值判斷，或者當代藝術往何處去，怎麼樣繼續可以跨進往前走，作為一個價值判斷。所以我覺得這作品好就好在這個方向上的發展。就是現在大家在討論的讓藝術繼續推進的可能性。如果一個作品它簡單地在拷貝一個套路或經驗的話，是沒有價值的，比如説，尺度放大。尺度放大有兩種：一種是數量放大，一種是尺寸放大。很多人就是把簡單的尺度放大形成的陌生感作為當代藝術的某種形式和套路，那麼這種形式我想肯定是沒有貢獻性的。而徐震此次展出的“山寨版”的宇宙飛船尺寸上似乎有一點兒放大，但它絕不是一種形式或套路上的。所以它實施的完成度，或者實施過程中所帶來的問題，有可能比其他同類題材的作品更多，這個是我所關心的。國內當代藝術有一種“八股”的現象，這個在形式方法上除了放大法，還有材料轉化法，材料轉化法也是沒有意義的。目前國內很多藝術家還在一種當代藝術的學習過程中，還在一個不斷對來自歐美的觀念，來自歐美的這樣一個藝術體系的課程當中“交作業”，而徐震不是在“交作業”的過程中，他在超越這個作業，並從這個作品中開始找到自己的一個自由度，中國藝術家還可以超越那些套路非常自由地來探討問題。徐震自己豐富的策展經驗，以及作為一個藝術總監的空間經驗，使他知道如何能讓空間氣場獲得一種除了觀看效果以外的對人的各種知覺能力作用的一種效果，那麼這個展覽我覺得是一個比較成功的展覽。那麼比較成功的展覽所引發的一些局部的爭論，我覺得是錦上添花，而不是價值判斷的好壞。道德判斷肯定不能左右價值判斷。
盧傑：徐震的這個作品有一點我非常滿意，就是他真正達到了一個能代表目前狀態的程度。另外一點是，這個作品其實開始是準備在英國倫敦的一個展覽上做的。最後沒有做，並不是真的無法實現，而是考慮到其實這個作品我們應該離開以前工作的一種習慣和思考，不把它分為在哪一邊做或者給誰看，就是沒必要那麼區分。其實這個作品在中國做同樣會非常有意思。在哪邊做的這種分割，是非常有意義的一個話題。
付曉東：如果這個作品是在英國或者美國做的話，它會是在一個種族問題成為重要的社會問題的環境中來談的，所以其針對性將是非常直接的，那種種族關係是每個人都有切身體驗的，但是在中國就不存在這種種族問題，所以在中國看的時候，可能人們會覺得納悶和有距離感。
秦思源：中國沒有種族問題嗎？
盧傑：我覺得説“中國沒有種族問題”是不對的。比如唐宋06年在長征空間做的那個把一個西藏美女關起來一個月，讓她自己畫畫的項目，就和徐震這次的作品有一點相似之處，肯定是有民族的問題在裏面。
付曉東：但那是西藏和漢族之間的種族關係，但是這個非洲小孩所代表的語境可能會讓人聯繫到被西方強烈抨擊的那種所謂中國和非洲國家的新殖民主義關係。
盧傑：那個意識形態的邊界也是歷來模糊的，所以在這個作品裏面也必然會涉及，哪怕它不是引導性的，也會觸及，也會進入某個話題。在不同語境下的闡釋方向是多元，而不是單一的。這也正是徐震作品的成功之處，它把我們帶進這個話題是不會因發生地點的不同而改變的。徐震這代藝術家已經超越了之前老一輩藝術家可能有的一種問題，他們可以不受某些約束和影響，更加積極能動地反映目前的存在狀態。
顧振清：我覺得這個作品放在“長征”做、放在中國做，反倒幫了作品的忙。因為這個作品如果放在倫敦做倒是有點像量身定做的，就是Size Specific，根據現場來做作品。其實這個作品涉及到的意義，已經不是説中國藝術家在倫敦的現場去做作品的意義了。而是提出了一種普遍意義，包括種族問題。中國的很多知識分子，在種族偏見上比白人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我們有相當強的種族偏見，比如我們的很多女孩子都覺得黑人很臟，好像他們身上是永遠洗不乾淨的，還有像康有為的《大同書》裏就出現過滅絕黑人的言論，他認為在未來的大同世界裏是不應該有黑人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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