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理的親情不尋常【全文實錄】

中國網：我聽您回憶總理去世的這段時間，我印象特別深的是總理夫人在這麼悲痛的時候還能給你們講出那麼多原則性的話。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周總理和夫人鄧穎超的感情特別的深厚，而且像您剛才説的，在總理生病的時候她每天只能去看半個小時，覺得他們的感情被很多人，我們後代人所推崇的，覺得他們是一對很模範的夫婦。所以我們請您來給我們聊一下他們之間的感情。作為小輩來看，有沒有體會到他們之間的深情？因為很多人看來，感情只會越來越淡，但是總理和夫人的感情會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更加的濃厚。

周秉鈞：他們確實是這樣的。他們結婚30週年的時候，1955年8月8日，那次孫炳文的女兒孫維世姊妹兩個去看他，給他們每人帶一個大紅花。他們一看是結婚紀念日，就特別高興，和大家一起照相。那張照片笑得非常甜，非常快樂。我們還小的時候，我的父母去看七媽的時候，七媽穿著一件大衣，是冬天，她沒有孩子，所以她特別喜歡小孩子，還抱一個很大的洋娃娃，他們的心態從來沒有老過。

另外，很多報道、文章説鴻雁傳書，或者説在日內瓦的時候寄幹花的事情，作為一般的老年夫妻很少這樣做的，但他們一直是這樣的。“五四運動”的時候有一個覺悟社，1919年七媽15歲，她是覺悟社的演講隊長。在80年代的時候，她和我姐姐談，一次去柬埔寨訪問，結果有一個場合讓她講話，她也沒準備稿子，居然站在那裏講了一個到多小時，而且沒有覺得累，現在回來反而累了。她的知識豐富，頭腦清晰，也是一個不得了的人。

剛才説到孫維世姊妹在伯伯的結婚紀念日時送大花、照相，我七媽和我和姐姐説過一件事情。她説，我告訴你們，我和你伯伯這一生只有三個乾女兒，但是三個乾女兒的後果都非常悲慘。一個是葉挺將軍的女兒葉楊眉，葉挺被釋放出來以後要回延安，正好趕上有一架美國軍用飛機從延安到重慶，葉楊眉就跟著這架飛機到了重慶接父親。不是有一個周副主席給葉楊眉讓降落傘的故事嗎。飛機赴重慶時遇到顛簸，大家都把降落傘穿上了，結果葉楊眉沒有降落傘就哭了，周伯伯就把降落傘給她穿上了。但是回延安的時候，這架乘坐幾位我黨領導人的飛機撞山了，葉楊眉就這樣去世了。當時是王若飛、博古、鄧發、葉挺、楊眉等等都在這次飛機失事時去世的。

還有一個乾女而就是孫維世。她在文革的時候被江青、葉群合謀關起來審查。1968年初被審查，1968年底就沒了。她是孫炳文烈士的女兒。孫炳文和朱德在德國時，兩個人同時被周恩來介紹入黨的。總理1924年回到廣州，後來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他請孫炳文也到黃埔軍校工作，是政治教官，好象還當過政治教研室的主任，1927年被蔣介石腰斬，非常慘。

伯伯七媽對孫維世一家特別關照，也特別喜歡。但是你看紀念《周恩來》這部電影裏，有秘書報告周總理説孫維世同志去世了，總理吃了一驚，説馬上驗屍。又過了一會回來説已經火化了。總理很心疼。這麼一個老戰友的孩子，這麼一個優秀的導演，就這麼一年的功夫沒了。所以文革的時候很多事確實太難了。

中國網：在那個年代有很多困難的時期，包括作為領導人在行動上身不由己，因為有一些組織上的紀律。不知道作為晚輩，您有沒有感受過像總理和夫人之間互相表達對對方的關心和關切的時候？他們都是怎樣對對方表達自己的關切呢？

周秉鈞：有一張照片很有意思。那已經是深秋了，在西花廳的院子裏散步。因為從西花廳院子裏面的路比較長，出來的時候七媽的扣子沒有扣好，他就馬上給扣上，馬上被人給照下來了，抓得時機非常好。而反過來講，七媽對伯伯的愛護有的時候很難做得到，因為要想盡各種辦法。其中我就遇到幾次。

我去看他們的時候，有的時候根本看不到伯伯，他在辦公室不出來。有的時候見一面，説説話，要麼出去開會，要麼回到辦公室。有一次見到了伯伯，和七媽説一些事情，在臨走的時候我説:七媽我不去向伯伯告別了，您替我道個別吧。她説“不，我就是要你去敲他的辦公室，他一坐就是幾個小時，拉他出來活動活動，散散步。”我去了以後，七媽從我右邊到門口，説你坐了幾個小時，正好秉鈞走，你和他一起散步，送送他。他這個時候才看看表，他都不知道他坐了多長時間。然後我們就一起走，他走到院子門口再回來。

要不就是吃飯。我剛才説他們難得一起吃飯，有一次我能和伯伯、七媽一起吃飯，七媽説你再敲你伯伯門，他每次吃飯不是三顧茅廬是不會出來的。但是伯伯的辦公室我們是不能進的，只能推開門，説“伯伯，七媽請您過去吃飯。”他看看表，才出來吃飯。伯伯對七媽的關心，我記得一些事情，包括之前説的去頤和園看她，要有時間，一定去看她。

中國網：總是在特別細的事情上體現出那種關心。我們在很多媒體上看到像鴻雁傳書，送幹花，有很多浪漫的事，也有很多細小的事能夠體現出兩個人的感情。但是老百姓經常説，把愛情比喻成一杯白開水，時間越長，感情越平淡，而這種平淡卻是一種真實。不知道在您眼中，您覺得總理和夫人的感情可以用什麼來比喻？

周秉鈞：我還真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關鍵還是他們兩個人的心是一致的，也不完全是相敬如賓。我覺得這個詞用在夫妻之間的故事不太合適。他們也會有一些小拌嘴，曾經有一個事情：1970年7月20日，我在北京開會，時間比較長，每個星期會分別去看一下他們和我母親。那天臨走的時候，七媽也要出門，七媽説我和你伯伯要離開北京一段日子，這段時間你多陪你媽媽，不要來了。走到快到門口的時候，秘書報告説，今天是廖仲愷先生遇刺的日子。伯伯一聽，説還是週年呢，（廖遇刺是1925年，現在是1970年，45年了）他説用我的名義送一個花籃給何先生。結果七媽不滿意了，説為什麼只有你一個人的名義，我還給何先生做過秘書的，伯伯急忙説“對不起，抱歉，用兩個人的名義。”我心裏也暗自發笑，他們兩個人也拌拌嘴。這才是真實的。

中國網：特別真實。

周秉鈞：應該説這些小事也體現出他們的人格，一個是真實的，就應該你有錯，我就要説。再一個就是你説得對，我馬上改。夫妻之間做到這樣就好了。

中國網：我覺得很多人可能在我們平常生活當中，老了以後感情很親，但是沒有那些的濃烈。但是覺得夫人和總理之間的感情是特別濃烈。我記得您在書裏面寫了一段回憶，説夫人在總理的追悼會上最後實在忍不住了，撲倒在總理的玻璃棺蓋上大哭。我覺得那個時候我們才可以感受得到堅強的女性背後對丈夫的深愛。我們不知道夫人和總理的感情是建立在什麼樣的基礎上的，感覺好象超出了平常人的愛情，好象有一種更高的層次在裏面，他們的感情有什麼樣的別樣基礎？

周秉鈞：這恐怕不止是一個方面的事情。兩個人都有這種感覺。我伯伯其實曾經也接觸過其他的人，那是在“五四”運動後成立“覺悟社”的時候認識的，在法國留學時接觸更多。這個人後來成為一個教授。但是後來我伯伯改變了態度，轉而給我七媽寫信。他和七媽也是在出國以前就認識了，而且我父親和我七媽是同歲，我伯伯去法國的時候把我父親託付給七媽了，所以我父親一直到最後都管七媽叫姐姐。 伯伯在法國給天津的七媽發信，也表達了這方面的意思。

伯伯親自跟我姐姐説過，這不一定是原話了：“原來在法國有一個比較親近的人，但是後來我改變了，因為那位女士不可能跟我一起就我所信仰的事業做到底，而你七媽能。”這是一個前提。

第二個，幾十年來的艱苦奮鬥、出生入死的奮鬥，凝聚了他們這樣一個感情。所以他們的感情為什麼像你剛才形容得那麼深切，那是幾十年的積累，而且他們的感情尤其是在解放前那樣一個艱苦奮鬥的環境下積累的。

解放以後生活安定了，各顧各的工作，都很忙。伯工作那麼忙，伯伯工作那麼忙，七媽看在眼裏怎麼可能不心疼？1967年工作人員給總理寫了封“大字報”，貼在他的辦公室的門口，説“周恩來同志，我們也要造您一點反，就是您必須改變您目前的工作狀況，以便能夠為黨和國家多工作幾年”等等，然後是工作人員的簽字，七媽也簽字了，我也簽字了。正好我是航校畢業，到廣州空軍去，經過北京去看他們。一進門以後，七媽説你看看這張大字報，你同意嗎？我説同意，就讓我也簽字了。就是用各種辦法讓總理有一個休息的時間，但是他確實不是不想休息。而且七媽還對我説過，你伯伯不是不能睡覺，他如果真的靜下心來，可以睡十幾個小時不醒。他何嘗不想多休息，但是這麼多麼難的事情。

還有一次，我進去過伯伯的辦公室，是唯一的一次。七媽説“秉鈞你來，我帶你到伯伯的辦公室看一下。”除了他自己的大辦公桌以外，中間還有一個長條的會議桌，文件真是堆成堆了。她説你看看這麼多的事情都需要你伯伯親自處理，他怎麼能休息呢？但是伯伯對這些事情是毫無怨言，他只講過一句話，他説“文化大革命讓我少活10年”。他明知道，但是他必須幹。 有次我去看他，他坐在沙發上看報紙。我進去喊了他一聲：“伯伯，我來了。”向他敬了個軍禮，立即摘掉帽子。(七媽專門對我説過，伯伯最討厭在房間裏戴著帽子不摘的。)他從眼鏡上面看我，向我揮揮手。我過去坐在旁邊的沙發上，我和他説，“我認識一些老同志，見過你的都説你的記憶力特別好，多少年不見，再次見面還知道是在哪工作的，或者是叫什麼名字。”他説“我自己的記憶力是好，但是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他説“林彪説我是12月懷胎”，然後他就笑了，説“我要是12月懷胎不就成了怪胎了。”他笑得很開心。在紀念總理逝世紀念日的時候，我説“大家都在講學習周恩來，真正應該學習周恩來的是我們的黨政幹部，怎樣像他那樣為老百姓服務，這才是真的，這是非常重要的。”當然不可能人人都如此了。人和人不可能完全相比，問題是工作努力，成績有大有小，只要你不圖名、不圖利。現在有些幹部連這一點都做不到，真是讓人痛心。

主持人：今天非常感謝周老師能夠做客演播室，和大家分享了這麼多有關總理的故事。覺得聽了您的講述以後，總理已經從電影螢幕上走了下來，不僅僅是站在辦公桌前指點江山的偉人，也不再是一個外交場上叱吒風雲的外交大使。我們覺得總理在我們的心目中真的變成了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充滿了魅力的人，感謝您和我們分享了背後那麼多鮮為人知的感人故事。今天非常感謝周老師！謝謝大家，再見！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