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理的親情不尋常【全文實錄】

中國網：他的一生都在為共産主義事業鞠躬盡瘁，殫思竭慮；他的拘謹韜晦中的灑脫不羈；他的吞聲忍讓裏的大智大勇；他的陰柔婉轉中的陽剛十足，無不讓後人仰慕和感懷。被尼克松稱為“世紀偉人”的周恩來總理，在生活中有著怎樣不同尋常的親情？生活在他身邊多年的侄子周秉鈞心裏，又有哪些難忘的記憶和感受？今天中國訪談節目特別邀請到周恩來之侄周秉鈞，講述偉人背後的清廉家風和至愛親情。

周老師您好，非常感謝您來參加我們的節目。我們以前對於周總理的印象都是從電視上或其他媒體上了解到的，是一個國家領導人，是一個非常偉岸的角色。今天非常高興邀請到您，想通過您給大家介紹一下在生活當中的周總理是怎樣的，作為一個丈夫，作為一個伯父，作為一名周氏大家族的成員，他又是怎樣去詮釋這些角色的？首先想從您自己的經歷給大家分享一下，您是什麼時候開始接觸到周總理的？您是什麼時候到西花廳的呢？

周秉鈞：我是1949年8月份到的北京，開始不是在西花廳，是在豐澤園。毛主席還沒有住進來之前，總理在那裏住。聽説後來因為主席的夫人江青先搬進來，總理就從最裏面的院子搬到了中間的院子，把最裏面的院子給了江青，後來主席也搬進來了。總理覺得人家是一家人，就請葉劍英再幫他找一個房子。

中南海在解放的時候是非常臟亂的，沒人管，葉劍英同志很早就讓部隊把那裏收拾乾淨，準備將來領導同志住進來。葉劍英帶著我伯伯在中南海看了幾個點，到了西花廳後，他就看上這個地方，説就在這兒吧。西花廳在中南海的最西北角，北邊是西安門大街，西邊就是府右街，一個手榴彈都可以扔進去，但是他看上了這個地方，對這些方面就沒有任何顧忌。

我們後來上學是在北京軍區八一學校裏，在府右街的一個衚同裏面，住校的，也比較近。有一次回家，叔叔把我接回來，沒有到豐澤園，而是到了西花廳，大概是1949年的秋天。

中國網：那麼您和總理一共生活了多長時間？

周秉鈞：時間不長，我是小學在那裏住。當時我們家四個孩子，房子也很小，我不知道他們怎麼商量的，就把我送到那裏去了。我記得我第一次見到我伯伯的情況，有一天我正在屋子裏，他的秘書何謙對我説，“你伯伯回來了，你去見一下。”他帶我通過一個走廊，到了一個大天井，我伯伯從左邊走過來，步伐非常快，特精神。我的印象裏他的眉毛特別黑，臉特別白，何謙就介紹説“這是同宇同志的兒子。”他微笑著看著我的眼睛，和我拉了一下手，然後就進辦公室了。

到了西花廳的時候應該是秋天，後來我父母搬了一個寬敞的房子，我在小學畢業以後考的北京三中，當時離我父母家近，我就回到了父母家裏。我的姐姐和大妹妹在那裏住的時間長，我姐姐一直住到她結婚，我大妹妹住到1968年文革的時候。

其實我對西花廳的感覺和感情是永遠也忘不了的，因為在那裏生活的很愉快。而且我當時不知道我的伯伯是什麼人，後來是在建國以後才聽説他是總理。我也不知道總理是什麼樣的職務，是管經理的，還是管理什麼的。到二年級的時候才知道他是政府的領導人，才有了這麼一個概念。我那個時候年紀小，早上起床到院子裏面玩起來就大喊大叫的，他的衛士長是一個山西人，他就對我説“不敢這樣，你伯伯剛睡下。”在我的心目當中，我伯伯走路總是特別快，一陣風一樣，連他的衛士都説，“你伯伯走起來的時候，我們要一路小跑跟著他。” 他平時也沒有時間管我們。小時候我們是跟著伯伯一起吃飯。有一次吃飯的時候，伯伯看我有一點小駝背，就讓我靠在一個立地式的大收音機站著。那個時候正在吃飯，就讓我站5分鐘。我有的時候斜眼看他們吃飯，饞得夠嗆，等5分鐘到了我才能去吃飯。

中國網：感覺總理注意的事情非常細。似乎很多小孩都有一點駝背或者是含胸，但是他就注意到，一定要把你這個習慣糾正過來。

周秉鈞：伯伯總是那麼精神，伯母身體卻不太好。在解放初期，我的妹妹上幼兒園，我上一、二年級的時候，我的伯母在頤和園修養，她的肺有一些問題，血糖也高。星期六伯伯去看她，我們正好放假，就把我們三個帶去一塊看七媽（指伯母鄧穎超）。在頤和園的長廊樑上都是畫，每個畫都是故事，他會給我們講是什麼故事，不過現在都不記得了。如果真是講起來，去頤和園的時候確實有幾個事情記得很清楚。

第一，進門要買門票。我的姐姐已經是上初中了，我估計她也得買票了。那個時候頤和園沒有像現在人這麼多，進了頤和園以後，有的遊人就認出來，就向他招手，伯伯也向他們揮揮手。有的人過來握手，沒有圍觀的，沒有覺得好象遇到領袖了，遇到總理了。應該説那個時候的領導人和群眾之間確實是很親近的，很自然的。

我上三年級的時候，我的妹妹還在上幼兒園大班，後來伯母和我們説，你妹妹長大了，到食堂去吃飯。伯母交給衛士叔叔一些錢，幫我們買飯票。開始是叔叔帶著我和我妹妹去，後來逐步的自己熟悉了以後，我自己就帶著我妹妹去。有的時候我可能因為什麼事情不在那裏吃飯，我妹妹就一個人從叔叔那裏拿飯票去食堂吃。她不認識字，看見要吃什麼，她就把飯票全交給炊事員叔叔，炊事員叔叔根據她要的東西，收下一些錢，再把多餘的錢還給她。所以我的妹妹説，我對中國大寫的數字是從中南海的飯票上認識的。這樣非常有好處，對孩子的自我能力，自我成長都很有好處。其實對於老人們而言，不一定意識得到，就認為孩子大了應該自己去吃飯了。但是實際上這種做法對我們很有好處，培養了孩子們的獨立性，對自己也是一個鍛鍊。

中國網：總理的工作非常忙，和你們相處的時間相對要少一些。但是我想在一些其他方面，比如説做人的道理，這種總原則性他是會把握的是嗎？

周秉鈞：他也確實從大的方面講。1964年我已經當兵了。他把我們全家人，包括我父親，還有我的堂兄、堂嫂們聚在一起，花了兩個星期天給全家人講了兩方面的事情。第一個禮拜是講怎麼看待我們這個家，他明確的説“咱們家裏是一個沒落封建官僚家庭出身的”，因為我的曾祖父是淮安縣太爺的師爺，我奶奶是淮陰縣太爺的孩子。他説你們不要以為自己是長在紅旗下，從小就受黨的教育，就不受這些思想觀念的影響，這種封建殘余的思想影響非常深，你們一定要警惕。他就説了若干個封建家庭弊病方面的事情。

1965年，我第一次休假和他們一起吃飯時，伯伯和我談起這方面的事情。我的印像是他説了很多封建家庭的弊病，比如説好逸惡勞、死要面子、貪得無厭、説謊話、辦事有頭無尾等。他説到這裡問我看過《石頭記》沒有，我當時不知道這個書是什麼，後來才知道是《紅樓夢》。我的伯母説，“我對《石頭記》也沒有興趣，你下午要開會，趕快吃飯吧。”結果我伯伯就瞪眼睛了，説“我要給秉鈞講講怎麼認識封建家庭，怎麼警惕這種不良思想的影響。”我伯母就不吭聲了，他就接著講。他舉了一個例子，就是辦事有頭無尾。他先説《紅樓夢》裏面的四大家族的大排行沒有排到底的，他説咱們家也是這樣，然後説我是行七，你二伯是行八，後來也沒有人管了，所以你的父親就沒有大排行，有大排行的話，兄弟之間稱呼起來都是幾哥、幾弟的稱呼，他就沒有這樣的稱呼。我的伯伯在日本寫日記的時候，説想念家裏的人，有一句講我父親的話是“也不知黑弟現在的情況怎麼樣了。”他用了我父親的小名，而無法稱幾弟。

周秉鈞：這些事可以説明他對我們的教育很下功夫。1964年那次講了大半天，然後再下一個星期就講“過五關”。那是他給高校畢業生，他每年要給高校畢業生講一次話，提出希望。其中就講到“過五關”，就是指思想關、政治關、社會關、親屬關和生活關。本來那一年我妹妹還在上高中，她想去聽，我伯伯説我是講給大學畢業生聽的，不能去。結果第二個星期就給家裏人專門講了“過五關”。平時我們淘氣、不講理什麼的他都看不到，因為平時他太忙了。是伯母在做我們的思想和觀念上的工作，在這方面引導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