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理的親情不尋常【全文實錄】

中國網：總理在跟你們講道理和溝通的時候是什麼樣的語氣或者態度？特別是講大道理的時候，您是不是覺得有一些距離感呢？

周秉鈞：沒有。我們家幾個孩子都有一個觀念，特別是在懂事以後，就覺得伯伯對我們的要求，七媽對我們的要求是非常高尚的，他們講得都是有道理的，是對我們是有好處的，我們內心感覺應該這麼做。所以後來在文革期間，他有一個新到的秘書叫紀東。有一次我們一起到淮安參加紀念活動的時候，在招待所裏面散步聊天，他和我説一句話，“你知道你伯伯對你的評價是什麼嗎？”我説“我不知道，他也沒有當面説過。”他説“就兩個字：聽話。”我確實很聽話，對他們的話非常聽，包括他讓我當兵。

1961年我高中畢業準備考大學，我在高二就開始做準備了。在後兩年，我的學習成績提高的很快，大概在5月份我住在爸媽家裏，週六我姐姐回來和我説，“伯伯請你明天上午去，有事情和你談。”我很吃驚：“伯伯‘請’我去？”問她什麼事情，她和我賣關子。第二天上午10點左右我去了，先見到我七媽。(因為我的伯伯大排行是老七，可是到北京我們見到伯伯以後，除了他以外，再沒有比我父親大的伯父了，就直接叫伯伯了。按照家鄉的習慣叫伯母都是幾媽，所以叫她為七媽。)

我見到七媽以後問她什麼事情，她説事情很重要，你伯伯會親自和你談。後來一直等到午飯的時候伯伯才回來，在飯桌上他和我談，問我高考怎麼樣，準備考哪。我都一一回答了。他問我想不想參軍，我説很想參軍。我們小學發的衣服都是軍裝式的，那個時候覺得不當兵就沒有意思了。一直到上了高二才知道要考大學的，才知道用功。我説我從小就想當兵，我説正好現在我在參加空軍招學員的體檢和審查。他説你怎麼不早和我説。我説擔心我的身體難通過檢查。他説我前兩天才聽你姐姐説這個事情。他問我現在怎麼樣了，我説區裏先檢查，然後是北京市檢查，都過關了。（我們學校當時是初中、高中畢業的有好幾百人參加，這個時候就剩下了3、4個，還有兩個是要到空軍總院進行專業性的檢查，就是低壓倉和測試聽力，那個測試都非常怪。給你戴一個耳機，你聽見了就舉手，聽不見的就把手放下。聲音是開始很小，逐步放大，到後來又很小，就是看你在多少赫茲的時候能聽到，很專業的。）我説就差到總院做專業檢查了，聽説檢查到現在的程度，當不了飛行員也可以到海軍去了。因為平衡、轉椅都通過了。

結果伯伯説那好，你既然想當兵，如果當飛行員肯定要進航校學飛行，如果到海軍，不要進軍校，直接上艦艇當水兵。如果要是海軍還不行，就到陸軍去服兵役，總之要到作戰部隊去，怎沒樣?我説好。老人家做工作真是一定要把工作做到底的，他加問我一句：“那大學就不考了吧？”我剛才都沒有想過這個問題，我説還是考還是要考一下吧。他説：“既然選擇參軍了，為什麼還要考大學，你不要認為只有上大學才有前途，我就沒有上過大學。”（他在日本雖然讀過書，在歐洲勤工儉學，但是主要就是去考察社會，了解工人運動，尋求救國真理，學習馬克思主義，成為了一名堅定的共産主義者。）他説你喜歡無線電，但是部隊有通訊兵，如果你當了飛行員，也要學習通訊知識。我説好，不考了。這樣就給敲死了，不給你留餘地。所以那年我根本沒有考大學。

後來報考大學的時候發了幾張申請表，都是編號的，我就一個字沒有寫，我把它留下作為紀念。到了該交表格的時候，我就沒有交，我都沒有帶，放在家裏面了。班主任説你的表呢？我説今年不考大學了，這個表放在家裏面了。他説沒有用也要交上來，他説是編號的，一個不能少。結果第二天就交給老師了。到了7月底就通知我8月11日到哪兒去集中，結果就到了部隊。

中國網：所以您參軍也是幾十年了。

周秉鈞：30多年。

中國網：像剛才這樣的故事，總理的一些話語在您的人生道路上指明瞭方向，對您的人生有一些大的轉變。對您的其他兄弟姊妹們有沒有類似的指導？

周秉鈞：我們兄弟姊妹6個，有4個當兵，我伯伯一直想讓周家出一個工人，或者是一個農民。我有一個侄女比我大，她後來到石家莊紡織廠當工人。我的大弟弟比我小四歲，他高中畢業之前去看伯伯，他説他要去當農民，兩位老人特別高興。後來趕上武裝部來徵兵，就到他們學校挑兵，就徵到了他。他臨走之前向伯伯告別，説我要應徵入伍了。伯伯就問了一句，“你不是想去當農民嗎？”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不是説弟弟可以不去的。服兵役是青年人的義務。

我的小弟弟和小妹妹也都當過兵。我們四個人當兵在某種意義上講，我伯伯都給予了干預，對於我來講他是動員我參軍。大弟弟的干預無非是問那麼一句，表示出不滿了，但是他也理解服兵役不可能不去。我小妹妹1968年夏天到內蒙古插隊，他是1952年底生的，1968年還不到16周歲。我弟弟是1969年初到延安插隊。那個時候在某種程度上講，文化大革命時當兵是最好的出路了。

中國網：你們一輩人有沒有覺得他干預了你們的生活，或者是因為伯伯的話讓我們做了不喜歡做的事情？

周秉鈞：當然有了，主要是我的小弟弟和小妹妹。1970年他們分別當了兵，也都是貧下中農推薦的，經過組織上審查的。弟弟在新疆一個高山哨卡上，很艱苦。妹妹在北京軍區一個情報部門。妹妹挺高興，當了兵以後穿了軍裝去看伯伯，伯伯説你怎麼穿軍裝了？她説我當兵了。伯伯問怎麼當的兵，就要查；弟弟當兵以後也給七媽寫信了，説當兵了，也都很高興的。後來伯伯、七媽和妹妹談，給弟弟寫信，建議你們是不是還是回到農村去。

道理大概有幾點。第一，參軍是要有政審的，你的父親在被審查，在文革的時候不夠條件參軍。第二，那麼多的知青，那麼多的農村青年，當兵的只是少數，為什麼你們兩個能夠當兵。不要因為我的關係，形成這樣一個結果，不能搞特殊，一點都不能搞。第三，你們想想看，那麼多工人的孩子也下放，那麼多農民的孩子就在農村，你們應該把當兵的機會讓給他們。這個事情也做得非常徹底，後來就給蘭州軍區通了一個消息，請他們負責，把弟弟秉和送回到延安。

中國網：這個事情在我們看來是非常佩服總理的，但是在你們家人看來是不是太過嚴厲了？

周秉鈞：對我們來講，對我們的嚴格要求已經習慣了。為什麼在1961年的這種“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的概念當中他動員我去參軍，尤其是高中畢業生幾乎沒有服兵役的。他和我談完以後，他給我進道理，説為什麼要讓我當兵，就是因為我們遇到了三年自然災害，今年要加強恢復農業生産的工作。過去當兵復員就可以到城裏安排工作，當個工人什麼的，而今年復員的兵要統統回農村，加強農村的壯勞力，搞好今年的農業生産。城市青年參軍走了，城市的糧食供應也減少了，減輕了農業負擔，也是支援了農業生産。

弟弟妹妹都是毛主席號召上山下鄉，他的侄子侄女去上山下鄉，結果又跑回來當兵，他就覺得不合適。他對我們的要求很嚴格。從我們四個人當兵的過程當中就感覺到，原則只有一個，處理完全不同，原則就是自己家的孩子要在執行國家的政策，響應黨的號召方面應該更艱巨。

因此我當兵以後才到了航校，到了飛行部隊，有好幾個領導見了我以後説，你就是總理動員參軍的侄子。當時我們傳達了總理在會議上的講話，我不知道這個歷史。就是總理在動員我參軍以前就已經在北京動員這些幹部，請他們讓自己的孩子來參軍，就是為了恢復農業生産的事情。他有一句話，大概是“你們不要以為我周恩來沒有兒子，我説話就很輕巧。我沒有兒子我有侄子，我可以動員兩個。”我是其中一個。

有一個不是侄子，是跟隨總理11年的，從紅軍時期一直到抗戰結束的一個老紅軍龍飛虎的兒子龍桂輝。他那個時候是地質學校畢業，參加工作後開始當編輯，後來當了部長的秘書，一個月有幾十塊的工資了。結果伯伯把他也找去談話，動員他參軍，他也很痛快，就和部裏面説了，部裏面給他一個介紹信，是轉幹的信，是從地方幹部轉為部隊幹部。他的父親（時任福州軍區後勤部長）也知道這個事情，他把檔案還有那封介紹信交給部隊，他父親一看是轉幹介紹信，説總理是讓你去當兵的，不是當幹部，就把介紹信撕了。非常有意思的是，他只有一點點照顧，他已經是幹部，新兵剛剛參軍的時候是當列兵，他當了一個上等兵。可是津貼費拿列兵的津貼費，6塊錢。所以説伯伯讓我們幾個兄弟姊妹響應國家的號召就是他的行事原則。

中國網：這是他的原則。但是從您的概述當中，我想到朱自清先生寫的那篇《背影》，我們對父輩經常有這樣一種感覺，就是除了嚴厲以外，在某些不經意的時候，我們會發現他們有一種溫情，他們對自己有一種溫暖。不知道您對總理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周秉鈞：有幾個小事可以説明。我參軍以後每年都會照一張照片寄給父母和伯伯、七媽。我沒有想到的，到1970年我到北京去看他們，七媽和我説，你每年寄的照片，伯伯看了以後説還不像一個軍人，還像一個學生。一直到1970年的那張照片，就是我當兵8年以後，他説這回像個軍人了。他就覺得這個孩子成熟了。我當時沒有在意這個事情，後來我把那幾張照片拿出來一比，真是到了1970年的時候才像個真正成熟軍人的樣子。

1965年我休假回北京的時候，在他們那裏住了一段時間。以前伯伯從來不讓我們跟著他出去看戲，那次他突然説，“你吃飯以後和我去看芭蕾舞。”我説我看不懂，他説我給你講。那次好象是在天橋劇場，中央芭蕾舞團跳的吉塞爾，他就真的給我講。先講故事梗概，然後這一幕説的什麼事，説的什麼意思，小聲的給我講，也不影響別人。我就覺得芭蕾舞的動作真是和他講的一樣，就感覺到它的內涵了。像這種事情還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