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理的親情不尋常【全文實錄】 |
中國網 | 時間: 2010-05-06 | 文章來源: 中國網 |
中國網:一個是出於對八奶奶的孝心,一個是出於為國家節省開支的考慮,考慮非常週到。 周秉鈞:是的。我讀小學的時候是1949年,一開始我們沒有交學費這一説,後來我妹妹也上小學,我已經讀四年級了,開學的時候要交學費,我不明白我們為什麼要交學費,別人都不交。後來才知道, 因為多數都是仍實行供給制的軍人的孩子,而我伯伯他們已經實行了薪金制,所以我們要交學費。恐怕決定實行薪金制之後,孩子讀書都要交費搞不好就是我伯伯定的,很有可能。 中國網:想問一下有關八奶奶的事情。到了北京以後,她也在西花廳住過一段時間,不知道總理有沒有抽出時間陪她,或者對她有什麼照顧和招待? 周秉鈞:我那個時候小,不太記得。她沒有完全住在西花廳,給她找了一個旅館。我姐姐説,伯伯每次回來都要先去看看她,説幾句話,問長問短,然後再回到辦公室。這一點他確實給我們這些孩子做了榜樣。還有一個,我們的六爺爺曾經當過袁世凱的秘書,而且很有學問,但是他比較小氣,家裏面的事情他不太管。 後來我伯伯給他做壽,多大年紀我不知道,就家裏人一桌,老爺子特別高興,而且我伯伯專門下廚房給他做了兩個菜,有一個獅子頭。我姐姐後來知道六爺爺的一些歷史情況,就問伯伯,他做過袁世凱的秘書你為什麼還這樣對他。他説你不能這樣看人,第一在袁世凱稱帝的時候六爺爺離開他了。第二,他離開袁世凱好象是在江蘇省做一個什麼秘書長之類的職務,江浙兩個地方要打仗的時候,六爺爺對雙方做了很多協調和疏通的工作,避免了兩省的大戰。他説這樣的人是好人還是壞人呢。再一個,中央成立了一個文史館,把清末、民初當時了解情況的老人,在政界的老人請來做館員,出了很多重要的文史資料和文章,我的六爺爺就是其中一個。 當時有人傳説,也是一種好意,説周恩來為自己的親屬安排工作,就這麼一個,而且是應該的。他給袁世凱做了秘書,他應該掌握很多的歷史。其實當時選文史館館員都是國務院副秘書長齊燕銘負責,他去挑選和審查,可能還有一個會議要通過人選,然後報給周恩來那裏去批准,聘書是由周恩來來簽署的。 中國網:您剛才提到給六爺爺過生日,我了解到總理和夫人鄧穎超從來不給自己過生日,還專門給六爺爺過生日,真的是特別用心。 周秉鈞:家裏人終歸不一樣。我們有一個規矩,不能送禮和收禮,但是孩子們帶一些東西,他們非常自然的留下了。我當兵以後一個月6塊的津貼費,1962年蔣介石要反攻大陸,我們的部隊到福建前線去了,也沒有什麼花的,都是供給制。結果在福建還是浙江的時候就有上海的産品了,我看有種香皂比較高級,比較像樣子,我買了兩塊,寄給我媽,其中一個是給七媽的。後來還有一些事情,現在説起來都難受。 1974年有一次在北京開會,我帶了幹的大棗給七媽,七媽看了以後説你伯伯就喜歡吃脆棗,正好我請桂師傅給他烤一下。那個時候伯伯已經住院了,我還和她説您什麼時候去看伯伯,我和您一起去。她説我先和你説個情況,你聽完以後再看要不要去。她説,中央規定為了你伯伯能夠安心養病,除了政治局委員以上的領導人同志因為工作需要去見他才去,其他人要去看你伯伯要經過中央批准。你要去的話,要給中央寫報告,你還去嗎?我説那我就不去了,您去看伯伯時給我代好。 1975年我休假回北京,是個冬天,我帶了10斤廣東蜜桔,每次這些東西都是我媽媽一半,我七媽一半。她説“正好可以給你伯伯拿去榨汁喝”,我一聽這個話就覺得不對頭了,我就馬上意識到伯伯已經不能進食了,或者不能吃固體食物了。 我參加伯伯追悼會,就是這次去看七媽的時候,七媽的秘書和我説,本來七媽要親自和你談,但是她一談又要傷心,所以我來談。你要有一個思想準備,總理現在情況很不好,萬一有那麼一天,七媽交代你們在外地的都不要回來,堅持工作。她説到這裡就哭了,我的眼睛也紅了。而且還説,你七媽還説她是沒有兒子,如果她的兒子也在外地工作的話,也不會同意他回來。 中國網:這句話聽著特別辛酸。 周秉鈞:當時大概是12月下旬,我回到廣州是12月底。我是1976年1月7日從廣州回到部隊,坐了一天的長途車。1月8日一個團晚上要開會,我們師長讓我在會上做一個發言,我也準備了。結果這個會開到一半,還沒有到我發言的時候,突然一個參謀找我,説有你的電話。我這個時候就怕接電話和電報,結果是我的老婆打來的。她問我收到電報沒有,我一聽就覺得壞了,但是我還抱有一線希望,我兒子那時候才2歲多,住在衡陽他姥姥那兒,我就問她衡陽來的,還是北京來的。如果是衡陽來的沒有什麼,大不了孩子生病了,她説是北京來的。我的心一下就沉下去了。我問怎麼説的?她説“七媽囑:聽到消息後千萬不要來北京。”我就知道老人家不在了。我説一定要回去,要見他一面。我説你馬上讓梁處長幫買兩張去北京的飛機票,明天中午的。因為正好明天我們師裏有一架小運輸機到廣州去,我可以趕上中午去北京的那個航班。 當時我回到會場,該我發言的時候我説不出話來。師長説怎麼了,是不是獨立大隊出事了。我説獨立大會出事會找你,不會找我。會後我把師長拉到我的宿舍去,他一聽消息眼睛就紅了。我和他説我要回北京。我為什麼沒有接到電報?因為我7號回到部隊,郵電所不知道我回來,營業員是我們一個同學的夫人,她知道我在休假,他們以為我沒有回來,就把電報送到指揮所,所以當天電報沒有到我手裏。 師長給我請假以後,就給航行科打電話,説:明天去廣州的那架飛機聽我的命令再起飛,沒我的命令不許動。第二天我就過去了。我老婆、政治部的一個幹部到機場接我。我就問我老婆,我説票買到了沒有?她説沒買。我説為什麼沒買,來不及了。結果那個幹事過來説,你先別著急,首長們要見見你。我説這個事和政治部有什麼事呢,這是我家裏的事呀。他説你到了就知道了。 我中午才到了司令部,在一個禮堂裏面。那天他們在開動員機關的孩子們上山下鄉的會,幾個領導都在上面,包括政委、副司令、副政委、政治部主任、參謀長,這些都是廣州空軍的。他們的會議剛開完,我們也到了。他們沒下臺,在臺上。我和我老婆就在他們的主席臺的對面坐下,政委説“周秉鈞同志,情況是這樣的。你愛人昨天讓梁處長幫助買票的事情,梁處長一看電報不敢作主,請示到參謀長,參謀長也不敢作主,最後又請示到空軍的張司令那裏。”張司令給我伯母那裏打電話,趙煒秘書接的,説還是按照鄧大姐電報的意思辦。所以他們就不敢放我了。 我説“朱政委,這一輩子我都聽伯伯和七媽的話,這一次我要違反一次,見伯伯最後一面。”我又哭了,他們也哭了。朱政委説我再給張司令打一個電話,就到後臺去了。這時臺上我們廣空的一位領導好心地提醒我:你直接給你伯母打電話吧。我説我不能打,不打電話,我去了也就去了;打了以後她不讓我去,我就根本動不了了。 坐下來以後,政委説“張司令説,總理事先有囑咐,外面的孩子一律不要來京,尤其是秉鈞在第一線,要堅守崗位。還有一點,總理明確要求,不保留自己的骨灰,骨灰要撒掉。”我一聽伯伯臨終前還專門點了我的名,這是遺囑,不能違反。我一聽就説那我不回去了,我馬上回部隊去。我們部隊離廣州還有400公里。政委説你現在心情不好,你在廣州休息幾天。我也沒有心情吃午飯,到招待所休息的時候,我愛人説這麼大的事情你不回去,就你守紀律,你不去我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