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玉紅：大家中午好。為了更好的服務理事們，發揮智庫前瞻性研究和建言獻策的職能，我們從今年開始準備定期舉辦CCG月度名家午餐會，邀請國內外政要名家與企業家與理事們共進午餐，圍繞中國與全球化的大主題和大家進行探討。今年第一期主要是聆聽我們自己的主席、副主席和常務理事們對2015年的前瞻，以及中國如何抓住機遇、融入世界經濟大格局。
下面請CCG主任王輝耀介紹一下我們月度午餐會的一系列的安排。
王輝耀：謝謝。尊敬的各位嘉賓，尊敬龍部長，大家好。
我們今天是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在2015年開啟的一個新活動，今後每個月我們都會和銀泰聯手打造一個名家午餐會。這個想法是源於我們智庫在這幾年給國家做了很多的建言獻策，同時匯集我們的主席、副主席、常務理事和理事的一些觀點，建言獻策，想推動理事更多地參與決策過程，發揮智庫在這方面的優勢。這些年新的政府上來以後對智庫高度重視，習近平主席多次講到了智庫的重要性，中央深化領導小組還召開了智庫會議，中央還出臺了這方面的文件，發揮我們國際人才、國際精英和在座的各位業界專家的一些優勢，是我們智庫的一個新的使命。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成立將近八年，我們有七年多的歷史，目前也是國內比較活躍的國際化智庫，最近我們在龍永圖主席的指導下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去年我們在三亞舉辦了中國首屆企業國際化論壇，參會700多人，我們專門製作了冊子，今天第一次印出來給大家分享。
另外，我們的智庫在剛剛國內的零點調查集團和國新辦中國網聯合做的智庫調查裏，中國全球化智庫名列中國民間社會智庫前三甲，我們感到非常榮幸，這也説明我們的工作得到了社會的認可。中國與全球化智庫每年在社科院發佈四到五本藍皮書，在研究方面非常的活躍，我們主要關注中國企業國際化和中國人才國際化，以後會擴展到一些新的領域。本來我們請了銀泰的尹總來講，但他今天身體不舒服沒有過來，不過今天有銀泰代表在坐。銀泰給我們的午餐會提供了非常好的環境，它也是國內知名的綜合性集團，也很關注中國智庫的建設和思想。
今天主要的議題是2015年大家有一些什麼樣的新想法、新展望或者對CCG智庫有什麼新的希望、要求包括指導，我們都非常歡迎。今天我們有很多的話題，大家可以展開説一説，所以，今天實際上是很好的形式，我們希望以後每個月都有一次這樣的活動，我們已經定下來每個月都準備做這樣一次活動，來擴大CCG智庫的研究和交流，吸收大家的思想，我們也會把大家的觀點進行整理上報有關政府部門，同時在我們的刊物上發表，形成一個思想的園地。同時，給我們CCG的理事和朋友們提供一個新的平臺，這是我們做這次活動一個主要的目的。
新年剛開始，相信大家都很忙，非常感謝大家在百忙之中出席我們的會議。我們首先用一會兒餐，之後請龍部長和各位嘉賓做精彩分享，謝謝大家。
主持人：謝謝王秘書長，我們既然是午餐會先開始午餐。午餐是我們今年的新常態。每個人都講三到五分鐘，先吃飯十五分鐘，打個腹稿。有請CCG主席龍永圖先生首先上臺給我們講一講2015預測及中國融入世界大趨勢的簡單的一個演講，有請。
龍永圖：謝謝大家參與。我想講一些實質性的內容。中國與全球化智庫聯合銀泰這樣一個平臺，打造一個具有中國國際影響力的智庫。目前，中國的智庫很多，而最重要的是影響力特別是國際影響力。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還是有一定的基礎，因為我們主要在研究幾個問題。
首先，我們怎樣整合全球特別是國內的資源。
現在智庫很多，研究的問題也很多，但我們怎樣在這樣一個紛繁複雜的資源中理出頭緒，這是我們戰略制高點。現在王輝耀主任選出了兩個題目，一個是國際人才、人才國際化；另一個是企業國際化。
人才國際化經過他們多年的經驗已經有一定基礎，在國內既有整合全球研究人才國際化資源的能力和號召力，這一點是好的基礎。在企業的國際化方面未必是這樣，因為現在研究企業國際化的機構、學院、人士和專家很多，怎樣抓住一個龍頭來整合這方面的資源。從咱們整個行政體系來講，企業的國際化是由商務部分工來抓這塊的，我也可以發揮一些作用。
另外，中國政府在企業國際化中的作用也是很大的，這一點無論如何不能回避。所以，政府對整個企業國際化的問題怎麼看，重點在哪兒，我們要搞清楚。不是説我們順著政府的意圖去做，但我們首先要為政府的一些重要決策服務，這才會具有影響力。
所以，在這方面我們要抓住兩個主題，一個是人才國際化，一個是企業國際化，以這兩個主題為背景研究我們整個中國參與全球化的大的戰略性問題。
中國參與全球化是多元的，包括文化、經濟、理論和價值觀等方面，但我們始終關注中國參與全球化的大的構想。
一個智庫成功的標準有兩個：
一是它怎樣在國內形成一定的凝聚力。要有凝聚力就要有幹貨、有實質性的東西。現在我國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我們怎麼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某一方面涉及到人才國際化和企業國際化的問題。看看怎樣通過我們的研究成果凝聚全國共識，形成全國共同追求的力量，這是第一件事，也就是形成凝聚力。
二是對外影響力。對外影響力是多層次的，比如對媒體影響力、對學術界的影響力、對老百姓的影響力，特別是對中央決策部門和中央的影響力，這方面要很好的研究一下，我們要研究一下中央決策進程的渠道有哪些，我們能夠掌握哪些渠道，這些東西我們都要很好的研究，這是對內的影響。還有對外的影響，我們怎樣使我們的研究成果在國際上有影響力的一些國際刊物和報紙、通過國際上知名人物，使我們的研究從他們口裏把傳遞出去，在國際上形成影響力，這是中央目前非常看重的。
全國有那麼多智庫，真正能夠在全球發揮影響力的智庫不會多於十到二十個。所以我們爭取到成為這其中的一員，成為在全球具有影響力的智庫，這一點是我們的目標。這也是我們為什麼要通過各種形式的活動，包括午餐會來把這些事做好。今天的午餐會大家可以討論一下，怎樣把智庫影響力建立起來，而且你要有智庫影響力，必須抓住建言中央、觸動老百姓神經的問題進行研究，真正能夠為國家決策服務，為增強中國的軟實力服務。
主持人：多謝龍主席。社會上稱龍主席為國際化先生，他來做我們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的主席是實至名歸，我們也非常榮耀。
劉延寧：諸位朋友，中午好。
中國現在正在處於七個經濟拐點。第一，從過去單一的製造業大國向研發業大國，它都是並舉，而不是替代。第二，從過去單一的中國製造向中國創造並舉，這是國家形象。第三，從過去單一的低附加價值向高附加價值並舉。第四，是從過去單一的工業強國工業強省工業強市到非工業強國並舉，這不是反對工業的意思，而是指國家軟實力包括外交、制度建設、法律建設、科技文化教育乃至於信仰導向、輿論導向和社會建設，其中包括全民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第五，從過去的只是單一的産品貿易，低端服務貿易到智慧財産權交易、技術交易乃至於35種藝術版權交易並舉。第六，從過去以單一的GDP作為唯一的衡量指數到與公眾幸福指數並舉。第七，為了完成上述六個目標，中國要把及時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軟硬實力並舉作為21世紀的時代任務。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在2014年12月份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放出八個信號，第三個信號中就提出製造業、服務業特別是高端服務業雙支撐，也就是中國政府這次在2015年推廣上海自貿區向四個特區進行推廣的一個重要內容，使得製造業通過高端服務業雙支撐不再是瘸腿經濟，而是向高附加價值、創新型國家來發展。
這其中非常重要的是要整合在座所有朋友們在世界各國的優勢人力資源、優勢的自然資源、優勢的文化資源、優勢的制度資源，乃至於優勢的社會資源等等，進行整合後為國家在21世紀走向創新型國家來進行的服務和二次昇華。
當然並不是説我國沒有缺陷，但中國畢竟是用著世界上七分之一的土地養活了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往往有一些憤青説中國這也沒有完成，那也沒有完成，國外這也完成了，那也完成了；中國這也沒有那也沒有，國外這也有那也有。我們怎麼想這個問題？相對於西方發達國家200多年工業革命的時間，中國作為整個國家規模的工業化才60多年，相比起來西方發達國家就像一個25歲的青壯年，中國就像是一個還未充分工業化的5歲不成熟的孩子，對於5歲孩子的不成熟，我們不應該打擊它，謾罵它，攻擊它乃至於貶低它，而是要幫助它支援它成長起來，成熟起來。
這正是21世紀所有的中國人以及海外的華僑華人華裔在21世紀的人生責任和時代責任。
段培君：我剛才講了一個概念，企業的改革在搞混合所有制，在智庫發展上也要有某種形式的混合，混合起來無論是官方的智庫還是民間的智庫，他們的互補發展會使得中國智庫在力量上有一個提高和提升，這是中國軟實力和中國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剛才龍永圖主席講到要使得中國與全球化智庫成為國際説有影響力的智庫，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目標。而智庫混合的概念就是想在實現這個目標方面有一個路徑。
2014年，中央黨校在智庫建設和研究方面有一些項目，比如中央黨校和中央軍委戰略庫合作搞了幾個很重要的內參，涉及到南海、涉及到中國的大戰略和對外關係，可以説對外以及對內的軍隊的一些情況、進展是與我們的研究工作是有關的。 2015年，王輝耀主任邀請我來做CCG的首席戰略專家，我就挂這個名，我們也邀請王輝耀主任作為中央黨校戰略學人才方面的特邀研究員，加強混合加強合作。今年，凡是中國與全球化智庫能做的工作，比如在人才國際化和企業國際化方面的項目，我想中央黨校將會和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在這個方面更多的加強一下合作，而不僅和官方智庫進行合作。
2014年，中央黨校和中國與全球化智庫是做了一些工作的，一起開了的戰略會議，我們邀請了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經濟政策研究主任Kevin Hassett舉辦了一個戰略的研討會。今年，我們圍繞戰略重點進行一些更具體的合作。
借此機會，我把最近我們研究到的涉及到國家戰略的兩個重要問題和大家分享一下重要資訊。
一是關於反腐和法治的關係問題。前段的反腐我們知道有一個戰略思想，先治標，為治本爭取時間。最近我們搞了一個研討會，重點談到這兩者的關係，治標和治本的關係，或者用研究戰略的人的話來講，就是戰術和戰略的關係，怎麼把兩者統一起來。
特別是四中全會決定發佈以後，中央政府關於法治有一個整體的部署，所以，在這個背景下反腐應該成為整個法治建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就是説這兩者，如果説全面的推進依法治國是我們的戰略，反腐是其中的一個戰術，或者説與戰略緊密相關的戰術，這兩者要統起來，要統一于依法治國的這樣一個戰略。
因此，基於這樣一個判斷，下面的一些安排和動作上就要有一些變化，這是我們的一點看法。二是整個的法治建設，包括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這個戰略定位又是什麼？這個定位，我們説四中全會決定有一個很重要的思想“三個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所以，三個全面是大戰略的思想，大戰略的視野。
1929年羅伯特•阿特(Robert J.Art)提出大戰略之後，整個全球思想發生了變化。根據這個大戰略的思想，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歸根到底是服務服從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發展是重心、經濟建設是重心，在這個重心下企業的國際化是一個重要的部分。根據這樣的思想來確定下一步的戰略部署，這是我們最近在2014年下半年所舉辦的研討會的主題，也是中央黨校戰略研討思想班40多位同志關注的問題，借此機會我在這裡分享一下，也作為這個午餐會的一項內容。
主持人：謝謝。中共中央黨校也是中國思想戰略的制高點，非常感謝他今天來分享來自黨校的一些最新的研究思想。
丁鬥：很高興，各位嘉賓中午好。我是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教師，我叫丁鬥。我今天想了一下題目，中國經濟的新常態與全球化的新常態。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定位非常好，它抓住了中國發展的非常重要的機遇和動力，那就是全球化。中國改革開放36年以來，第一是改革，第二是開放。
開放是對誰開放？主要是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開放，我們加入到全球化的生産網路中。經過30多年發展，中國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中國的GDP位居全世界第二，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貿易出口國。
經過30多年的發展，中國進入經濟新常態。經濟新常態有三點：經濟增速從高速到中高速、經濟結構在優化調整以及動力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到創新驅動。大家看到，全球化的發展到現在也遇到了一些新情況和新問題。例如，貧富懸殊比較嚴重、地緣政治的危險在大的上升，增長速度也在明確的下降。
同時，很多發展中國家並沒有從全球化獲得它希望的利益，對全球化産生了越來越大的懷疑和不滿的聲音。
另外，經濟結構也在發生變化，未來要向低碳化、高端化、智慧化方向發展。全球經濟的發展動力之前是以美國為首，美國引導全球化，現在大家對美國能不能擔任領導的角色也出現了很多不同的聲音。發展中國家正在崛起，“金磚四國”發展非常快。
這個世界形勢的變化常常使我想到毛澤東概括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的話，“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現在全球化處在這樣一個狀態，有人甚至懷疑全球化是不是需要停止下來了。
我想怎麼用中國經濟新常態來對接全球化的新常態，中國發展到現在進入到一個資本輸出的時代，“一路一帶”思想的提出很好地把中國經濟的發展和全球化的發展結合在一起。中國“一路一帶”的思想，一方面有利於中國的資本輸出，幫助中國經濟結構的優化和發展；另一方面“一路一帶”也能給全球化和發展中國家帶來一種新的動力。
主持人：丁教授要是有文章發到網上給大家發個連結，這個話題估計兩個小時講不完，開個頭。
王建盛：我是美國能源基金會中國總裁，我是第一次參加我們的活動，希望通過這樣的交流機會增進了解，以便今後更好的合作。
能源基金會是美國一家公益基金會，它做的公益是戰略公益，這一點就跟我們討論的智庫是很有關係的，它拿著出資人的捐款不是做扶貧、慈善，而是去做一些政策的研究和推動。
能源基金會主要專注可持續能源、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政策推動，我們在中國開展業務15年了，非常低調，但是做得還是挺有成效的。能源基金會在中國的的主管部門是發改委，2014年12月份剛剛舉行了15週年慶典活動，發改委對我們過去的工作非常認可。
我想王主任請我來，主要是因為基金會在平時工作中和各種各樣的智庫進行合作。我們給智庫提供資金，支援他們在基金會關注的領域做相關政策研究。中國與全球化智庫主要是通過做獨立的、科學的政策研究，給政府的決策部門建言獻策。在這一點上，我感覺到剛才龍主席把中國未來智庫的發展前景給大家描述了一番，我非常贊同。
智庫的發展關鍵是一定要有獨立性，要做出自己的品牌。這有一個前提，就是要解決資金的來源。在中國，大部分科研機構是和政府、大學有關的，真正獨立的民間智庫現在剛剛開始發展，還是處於初期階段。
隨著中國現在富人群體的增多，今後會有越來越多人對這種戰略性公益事業感興趣，這樣就可以給獨立的智庫提供新的資金來源。當然，整個智庫的運營、管理、治理結構，這裡面有很多的學問，以後我們再有機會可以進一步的探討和分享，謝謝。
主持人：我就聽到一句，給其他智庫提供資金來源。謝謝。
周成剛：各位老師好，我是新東方的，我們平時做實業做得比較多，跟王老師認識很多年了，我們特別喜歡這個智庫，主題特別好，一個是人才國際化，二是企業國際化。
全球化越來越深入，國家與國家之間、經濟體與經濟體之間交流越來越多，這個趨勢是不可阻擋的。在全球化時代，大家都到了同一個世界舞臺上來競爭，只有當我們的人才和企業國際化的時候，我們才可能和他們打一場真正的“國際比賽”。這場“國際比賽”只有參與了才有勝出的機會，而只有勝出了我們才有可持續發展。
當然，智庫每年發佈的藍皮書是我們關注的重點，因為藍皮書是對在座的和其他的很多企業家有直接的指導意義。所以，無論是留學生的藍皮書還是企業國際化的藍皮書，我們每年都是特別的關注，這是對企業的發展、未來的運營和戰略有直接指導意義，這就是智庫帶給我們最大的好處。
通過這個智庫，我們希望通過智庫這麼多年權威的、一流的資訊來指導我們的企業、幫助我們的企業走向國際，使中國企業真正成為國際化的企業。這就滿足了它的一個迴圈，讓它有這麼一個想法幫助企業真正落實到它的國際化，當企業和個人真正走進國際化的時候也反過來幫助了我們國家，使得這個國家真正具有競爭力，我相信這就是智庫真正的存在的意義。
Michelle：大家中午好，我是銀泰置業北京柏悅酒店的副總。今天我看了一下，今天來的都是前輩和老師，剛才幾輪聊下來，我覺得真的是拓寬了很多的知識面。
非常有幸柏悅酒店作為這樣一個平臺，能夠讓眾多的教授、專家、主席到這邊來進行交流，這對我們本身包括對在座的各位都是很好的資源。因為我們銀泰置業公司不光在北京有這樣的項目，目前在全國各地都有項目，我們希望銀泰各個地方的項目能為智庫今後的活動提供最大的支援，希望借此平臺大家多多交流。
大家來自於不同的領域，就像剛才龍主席説過的那樣，我們如何擴大對外的影響力，其實這就是智庫的初衷和最終的目的。我希望銀泰也能夠借此平臺，與大家多多交流，以此擴大對外的影響力，更加國際化。
李曙光：我叫李曙光，中國政法大學的教授，目前也在最高人民法院挂職，在做司法改革一年多了。
我講三個觀點。第一，今年我感覺是一個改革的操作年，落實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的精神，操作年的問題，我們三中全會提出四項改革分解成330多項改革，四中全會提出418項改革，現在落實到司法改革這塊是中央政法委在協調，160項的具體改革措施，中國人民法院牽頭29項，都是非常具體，中央下了很具體的改革清單，要求今年有具體的舉措。我們可以説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的改革現在都很細，都進入到技術層面。因為宏觀的整體的頂層設計都已經完了，接下來就是操作。
操作上想一想，這麼大的改革對我國，無論是整個社會與經濟層面的，還有我們四中全會法治層面的，牽動的是整個社會的神經，所以問題一定是非常多。我想智庫應該在跟蹤這些問題，如何處理基於改革帶來的問題中發揮主要的作用。
第二，我感覺智庫發展除了資金的約束之外很重要的一點是資訊公開的問題。現在我們看到有很多民間智庫之所以很難發展起來，是因為它很難拿到資訊。
我們現在的這些改革外面都不知道，司法改革碰到什麼問題，障礙在什麼地方，難題在什麼地方外界根本不知道，民間智庫很難介入這些領域，這是一個很大的難題。作為全球化智庫很重要的一點，應該是推開資訊公開這個工作，讓資訊能夠更多為智庫所用。這一點是下一步智庫發展的決定性問題，哪怕你錢少一點，但如果有資訊，如果有足夠的資料的話，像我們法官、檢察官的員額制度改革，包括遴選委員會，包括法官數量的核減，包括我們的經費管理，省以下法院檢察院的人財物要統管到省一級，這都是非常重要的改革。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建立的巡迴法庭一月份就開始實施了，總書記就是要抓這塊，馬上要做。這個方案怎麼做，實際上我們很多具體的操作部門沒有準備好，在操作中會出現大量的問題，最重要的是如何研究和解決這些問題，資訊公開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希望我們的智庫還是要按照國際標準來做。中國的改革也好，下一步中國的發展也好，很重要的是過於強調中國國情。實際上法治改革也有一個國際標準，哪些確實屬於中國現階段條件不成熟的要按照中國國情來做，哪些是要融入到全球的治理體系當中的。我想特別是作為全球化智庫，有這麼多來自不同的領域的專家。我想能夠推動一下，能夠把智庫的標準國際化。特別是在新的長遠政策的制定、公共政策的實施和現實對策性政策的實施都要有這樣一個國際標準，如果沒有的話我們的智庫有可能走彎路。
主持人：非常感謝，最一流的教授能夠在五分鐘內講三點。
李雷：我想關於智庫的發展，我們可能有幾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我們的使命願景，因為時間關係這個問題我們以後還有時間探討。我們的使命是什麼，我們要發揮什麼樣的作用。
第二，我們智庫的差異化，國際化剛才龍部長提到了，這是我們一個有競爭實力的領域，再就是智庫的研究主要是預測未來，能夠提醒我們的客戶，我們的客戶是誰，未來有可能發生什麼情景，一旦發生了情景之後我們有什麼樣的對策，這是大家也都熟悉了。
我們的研究不應該有禁區。比如説我們有一個話題，北京應該不應該遷都，基於北京的缺水情況、交通、戰略位置等等，我是屬於支援遷都的這一派，但很多領導上來就打斷了，説你本不懂政治，我們黨中央就在北京。毛主席當初革命長征中能夠帶著紅軍到延安，為什麼黨中央就不能遷都呢？這不是基於科學。
前段時間，大家都知道有一位高幹提出階級鬥爭的問題，在座的參會者都很憤怒。但是我想研究不要靠意氣，要靠數據和靠科學。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遇到了很多社會不平等和腐敗的現象，你要想一下社會為什麼有人會呼應階級鬥爭這樣一個説法。所以，我們的研究一定要基於科學、數據才能夠有權威性。
第三，我非常支援這樣一個集思廣益的機制。更多的時候我們要實實在在地來論證自己的看法。
徐洪才：我是徐洪才，是我們CCG研究經濟問題的高級研究員，所以，我想在五分鐘內把2014年的情況和2015年的狀況做一點分享。
2014年的情況都公佈了，現在就剩下GDP，明天應該公佈，我估計在7.3-7.4之間，突破7.4不太可能，低於7.3也不太可能，因此目標7.5左右實現了。物價水準累積下來是2.0，最近兩個月1.0和1.5，總體下跌，特別是PPI連續34個月下跌已經跌到-3.4、-3.5，説明通貨緊縮的情況比較嚴重了，這個情況也需要辯證分析。
因為PPI下跌原因很多，一個原因是因為石油價格下跌，由於輸入型的通縮，這對我們是好事。二是由於我們電商行業的快速發展，我們的物流成本、中間環節減少了，老百姓獲得了價廉物美的東西，這也是好事。三是所謂的産能過剩，這顯然是結構性問題，不是貨幣問題，它需要通過結構調整和改革來解決。四是需求不足，現在大家感覺總體上需求還是下滑的，下一步我們貨幣政策應該要更加靈活適度，所以，我估計今年會寬鬆一些。今年的就業情況非常好，突破1300萬新增城鎮就業人口。
我預計2015年大概這幾個數據，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預計GDP在7.1到7.2，投資增速是繼續下滑，估計是14%左右，主要是我們製造業下滑太多，産能過剩。現在很多行業已經飽和了，投資主要是公共品的投資，公共品的投資民間資金和社會資金的積極性不高，因此我們找到了一個辦法PPP的形式，2015年可能是PPP實施的元年。消費我估計也是溫和的，不可能有大的上漲，社會零售品消費總額增長可能在12%左右。出口應該和2014年差不多，我估計出口大概增長6%，進口低一點，大概4-5%的水準。從政策上看，貨幣政策，去年廣義M2增速偏低只有12.2，2015年應該在13到14之間，保持這樣一個速度才是合適的。
第二，人民幣信貸資金投放，2014年是9.78萬億，到2015年應該要增加到11萬億左右，另外是社會融資規模應該保持17萬億左右的水準才是合適的，才可以支援我們經濟的平穩發展。就業應該保持1300萬新增城鎮就業人口沒有問題，因為我們現老齡化社會來臨以後，每年大概要自然退出工作崗位的有1000萬，新增加的就業人口在減少，這也是人口結構性問題。當然我們結構在調整，就是説過去的一兩年我們看到了結構在優化，一個是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增加，逐步超過投資，二是第三産業對經濟的拉動支撐作用超過了第二産業，這都是一些好的現象，另外，還有一些消費熱點，比如説像資訊消費，新消費熱點的形成，這都是我們未來努力的方向。
總體上看，我非常同意剛才李曙光老師講的，2015年是全面落實改革的一個年份，因為頂層設計雖然還有一些馬上要公佈，比如説“一路一帶”戰略規劃，國企改革的頂層設計估計在一季度馬上要公佈，2015年各項改革大家還是繼續期待的，整個宏觀經濟可能會在一個比較平穩的區間內運作沒有問題，速度可能會微微下滑一點，但品質會提升，結構會優化，大家不用擔心。
剛才講到財政問題，估計2015年財政會比較困難一點，但我們整體上看也壞不到那裏去，因為我估計2015年財政赤字會擴大一點，大概佔GDP2.5-2.7，還沒有超過3%的界限，支付規模在1.5萬億到1.7萬億左右，主要用於民生和結構性調整。
主持人：謝謝徐老師，比較宏觀，大量的數據。
易 珉：我是香港鐵路中國首席執行官，我們是一家跨國企業，英國的地上鐵路、斯德哥爾摩、澳洲地鐵、北京地鐵四號線、現在正在投標16號線，北京的地鐵很簡單，它是唯一一個少有在軌道方面能夠盈利的公司。
一年前李克強總理訪問香港的時候指出中國如果能夠用香港鐵路的模式，軌道+物業的發展模式，應該是非常好的適合中國的模式。
我接著徐老師的話講，十八大四中全會提出了公共服務向社會資本開放，現在很多人都在推，包括PPP模式。我為什麼把這個事情聯繫起來，我想我們智庫，在座這麼多專家，應該每個領域拿出一個比較接地氣的方案、建議或者想法，甚至有些前瞻性想法，這樣對我們智庫的發展非常好。
一個社會和一個改革從粗放性向品質性轉移的時候，經常用到的是智庫和一些思想。我們在過去的發展中有一些問題，只顧著發展的硬體，硬體很容易量化，但真正有品質的東西是軟體，軟體很難量化。比如這個人的身高體重可以量化，但這個人有沒有品質，這家公司有沒有品質很難量化，我們在座的各位做的是品質。
所以，我希望有三個地方：一是多接地氣，比如最近我們發生的一些情況，經濟上的一些失速剛才徐老師也講了，我給大家一組數據，現在挖一公里地鐵10億人民幣，運作一個像北京這樣的城市的地鐵要100億的成本，換句話説一個城市的財政收入如果在500億的情況下，這是中國普遍城市的可支配收入，政府要拿出1-200億投在地鐵裏，現在發改委批了37個城市修地鐵，今後10-15年花在這方面的錢是42萬億，但這個窟窿中的一多半是沒有辦法融資的。
上週末，我在中央電視臺做了一個節目，關於怎樣應對計程車司機罷工的事。現在有很多領域需要開放，企業自身有問題，政府有時候開放找不到一些依據，恰恰是我們這些人能夠提供一些想法，這些想法是銜接的。
林耀：我提一個建議，建議我們的智庫能不能更多的關注民營企業的國際化和民營企業的走出去。因為社會需求很廣泛，各種各樣的智庫和問題都很多，但如果我們要真的實現成為一家有特色的國際知名智庫，必須要抓住一些特別的議題。輝耀給了兩大方向，一個是人才國際化，我們的智庫具有天然優勢，輝耀在這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而且有很多的政策建議已經被國家採納實施了，這塊是我們的亮點，應該要繼續發揚光大。
第二，輝耀提出的關於企業國際化的問題，這一點我建議要偏重民營企業。中國的國有企業在這麼多年的國際化過程中，肯定是敗仗大於勝仗。一方面是國有企業的國際化有這種政治方面的壓力，第二方面是國有企業的低效。而現在很多民營企業都很有資金實力，正在從事的國際化，其實他們是國際化的生力軍，包括像溫州以前的個體戶，他們在全球各地建立中國城，這是中國國際化的一個先驅。
下一輪，很多民營企業將更加的國際化。中國的幾千億的外匯儲備，不光有國有企業的參與，很多民營企業也要參與進去。我們如果給國有企業做智庫的話，相信他們不缺智庫，像我們這樣的智庫説了國有企業也不會聽的。所以，更為有效的是，我希望中國與全球化智庫更接地氣，做點實事，為民營企業的國際化多獻計獻策，搭建企業和政府、國際的橋梁作用。
主持人：民營企業國際化也是我們的重要工作之一。
周立群：我是來自國資委的中央企業中國誠通集團。誠通集團的前身就是物資部改製成企業，有造紙、物資儲備、物流、投資貿易等項目。
非常高興聽到中國與全球化智庫躋身於中國民間智庫三甲，這裡凝聚了輝耀團隊的心血，也體現了我們龍主席和延寧主任和各位朋友的支援，非常的欣慰。
我作為智庫的常務理事，在其位謀其政，我説説我們智庫。前段時間我們選題了人才國際化，接下來我們又研究了中國企業國際化，這非常好。企業國際化，中國企業走出去從黨十六大已經提出來這是國家戰略，十八大再次提出，中國企業如何走出去、走得更好，這是我們智庫需要研究的問題。
作為中央企業，中國誠通是負責對外投資和國際貿易的，實際上是一個企業走出去的實踐者。這些年來我們在澳大利亞、蓋亞那、印尼、南韓和俄羅斯都做了很大的投資，2014年中國對外投資的總量已經大於了外商對華投資，這是一個標誌性。
我們走出去的企業和企業如何走出去就是一個問題，所以我從自身的感受來講，我們有幾個問題在這裡可以和大家交流一下。
中國企業走出去，我們在政府層面還缺乏一個頂層設計，跨部委交流的機制沒有建立起來，而且也是迫切的當務之急。我們如何協調企業走出去的惡性競爭問題，如何引導企業制定出合理的政策，給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同樣的支援，這是沒有的。
比如説，國有企業走出去，在資金上是不成問題的，而民營企業走出去在資金和銀行是很成問題的。再有，如何制定好相應的政策，引導和支援企業更好的走出去，這是需要我們去研究的。
這種頂層設計和跨部委之間的交流機制要建立，避免出現多頭審批等問題。解決我們企業走出去自身的問題，我們缺乏人才，缺乏對投資國文化各方面的理解和深刻的認識，導致我們投資項目的失敗，這是我們智庫需要解決的問題。
劉科：我是劉科，我是通過千人計劃回國，當時是幫國家辦一個叫做北京低碳清潔能源研究所（NICE），這個項目招了25個千人計劃專家，65個海歸。我作為智庫常務理事，提兩點建議。
一方面是我回來以後參加了國家工程院和國家能源戰略的研究，一個是中國油氣資源研究，一個是中國煤炭高效研究，還有中國能源金三角戰略研究，這塊我將來配合一下。包括最近我寫一篇關於中國霧霾的核心問題，其實霧霾，核心就是中國18億噸的煤是在71萬台中小鍋爐未經脫硫脫銷燒的，這是最核心的問題。
我一直有這個願望（Petition），我覺得智庫應該幫中國呼籲建立現代中國工業研究體系。現在我們從中國製造向中國創造的一個軟肋就是工業研究。其實你看國際上沒有英特爾，沒有微軟，沒有IBM、沒有google就沒有電腦業的今天；沒有西門子、沒有GE就沒有發電業的今天。我們國家高端人才大部分還是集中在中科院和大學系統，而中科院和大學系統的機械製造學院不可能做這種大工業技術研究，現在中國工業體系怎麼建立，我和延寧部長也做了一些探討，將來我們作為智庫理事立個題目來做研究。
我本人現在出來是做合夥人，我自己也是一直促進中美之間的合作。我在美國住了二十多年，原來北約的總司令2004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韋斯利•克拉克（Wesley K. Clark）將軍是我們的合夥人，我一直給他建議，我説中美之間應該定位成雙贏的競爭性關係，所以他非常認可這一點，因為美蘇之間的競爭是雙輸的關係。我説沒有競爭了，對美國不好，你老大會衰落的，有競爭了雙方在競爭中變得更好，這樣做好了，今後五十年世界就平安了。
所以，我覺得這一塊是我的一個願望（Petition），我希望能夠推動。現在不管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只要和中國打交道我就要促進。
另外一條線，我們和老布希總統的特別代表尼爾•布希有接觸，尼爾每年來中國三到五次，我和尼爾一起去見劉曉靈會長，我覺得中美期間需要這麼一批人，通過我們這些在座海歸的各種渠道來促進中美雙贏的競爭關係，這也許難，這也是一個努力的方向。
因為中國頂層中真正有這種國際視野的人才太少了，需要我們這一批海歸。全球化智庫主要是以海歸為主的，我們向大家呼籲促進中美雙贏的競爭關係，這樣對國家是好事，對整個世界也是好事。
最後一點，真正實現中國企業的國際化。我自己的一個深刻的體驗，中國企業國際化的最根本的阻力是人才，因為我在GE做高管，GE培養出來的前三百個人，隨便在國際會議上站起來拿著話筒就可以講問題。我在神華當時辦研究院的時候，國企裏面神華這麼大的企業，前十幾個人確實非常優秀，但第二梯隊沒有這樣一批人，沒有這批人走出去就會犯當時日本和別的國家的錯誤。
我們智庫就要有這種人才，研究當時日本出去的經驗，為中國國際化做一些建議，這是我們中國智庫需要做的工作。
主持人：謝謝。
劉國福：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劉國福，很高興參加名家午餐會。我研究的領域是移民法，人員的國際移動，我想從這個角度談一點未來的國際總結和展望。
我們談國際化的時候有貿易的國際化和投資的國際化，還有最重要的一點是人的國際化，沒有人的國際化很多事情做不好。
對於人的國際化，我個人感覺不是特別樂觀，主要有以下幾點理由：
第一、回顧一下過去幾年的情況，從2008年經濟危機以後，外國人入境中國的規模是在逐年下降的，儘管中國的經濟是在逐年增長，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第二、外國人在中國工作的人數，增長也非常的微弱。按照人社部和外專局的統計有70萬人在中國工作，每年增長兩三萬左右，這和中國的發展也不成正比。
第三、留學生的數字。儘管每年是創記錄的，但實際上留學生基本上都沒有留下來的，都是回到了原來的國籍國。北京也是這個問題，來北京的外國人也是下降的，從這個現狀我們看起來不樂觀。
中國在推進國際化的過程中，好像對人的國際化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中國政府關於外國人的政策，現在也沒有特別明確。
第四、政策框架沒有變，法律上也沒有變。1980年中國開始實行國際化，不管是激進的雙重國籍還是溫和的有彈性的雙重國籍，目前都沒有得到落實。外國人在中國的綠卡制度是2004年公安部和外交部聯合頒布的行政規章，我們知道效果很差，每年有幾百人獲取，很多優秀的華人都不獲取，這個草稿也討論了很多次，裏面有很多問題放寬，但實施起來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夠實施。
包括外國人在華中國，一個是在華的專家，一個是在華工作的外國人，這兩個總是弄不清楚，他們的權利義務也弄不清楚，還有兩個國家的副部級單位在管，這塊準備的也不充分。
在改革開放初期，管外國人包括公安部、出境管理局、僑辦等部門。到今天為止，依然是多龍治水，雖然成立了大外管的協調機制，但這只是一個聯席會議，沒有實際的執行力。所以，從政策上法治上我們也不是特別樂觀。
我們目前是在起草一系列與國際移民有關的法律，修訂國籍法，修訂外國人在中國擁有拘留管理條例，外國人在中國工作關係管理條例，還有在搞積分移民制等等。
我總體的感覺是一個是學界和政府界對這個不是特別關注。大家可以看看學術界和媒體對這塊的呼籲和深入研究的人不是特別多。只有像王輝耀博士這樣一直的呼籲，一直在棄而不捨的努力可能才會有一些結果。
未來幾年這些在制定的時候，如果沒有考慮到這些聲音或者在座各位精英的思想，還是研究以前那個東西，人的國際化，可能還是要有更艱難更遠的路要走，我今天就講到這裡。謝謝大家。
主持人：多謝，這個領域是下一步我們要重點研究的話題。
趙柏松：我現在是美國華人全國委員會的副主席，霍普金斯研究院的院長。我和王輝耀這裡的因緣主要是因為王會長對於國際人才的研究，對於海外人員的這種關注，特別是現在有一些海外的留學人員和回國人員，他們在許多方面希望得到好的保障。
我現在講兩點，一個是全球化智庫的定位，肯定要以全球化為視角，這一點非常好。
第二，接地氣。全球化智庫要在這七個轉變中根據各個行業的特點，能夠提出一些很好的意見和建議。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要有一些不同的行業和不同的小組，把這些專業的問題形成一些文字的東西，由我們這裡作為一個窗口往上彙報和反應。特別是我們強調中國從製造到創造的過程中，對於研討創新方面的主題。
我是搞生物醫藥的，醫藥産業裏有很多大的問題，醫藥企業都想要好項目，都想明天就賺錢，但醫藥産業本身的特點，每個項目都是週期長的項目，這裡涉及到行業引導問題和政策引導的問題，我在這方面深有體會。
今天希望能夠在這裡以生物醫藥行業為例，能夠在這方面給國家多提供一些好的意見。我們本身也是為中國醫藥産業轉型升級做貢獻，把國內外的生物醫藥人才和國內的生物醫藥産業結合起來。
投資方感覺到醫藥項目的投資週期過長，同時也考慮到風險，這是一個問題。
我們現在等於説把行業人才、技術項目相當於引進、轉化孵化的形式，並且希望能夠和中國的醫藥企業結合起來，這是我們做工作中一個大的方面，非常重要。
另外一方面，作為一個國家來講，資金傾斜和政策方面應該有所引導，特別是對於醫藥這樣的項目。千人計劃主要是鼓勵某個人單團隊單項目。而我們這種多團隊多項目的機構，如果能夠獲得國家層面高度認可，那它創造的價值不僅僅是一個千人計劃能夠做得了的。
我和王輝耀是人社部留學專家指導委員會的創業導師，共有50多位，我們在評項目也有碰到很多問題。作為智庫來講一定要站在全球的角度給政府提供一些意見和建議，不要受一些思維理念的限制。
智庫如果光是站在國際化角度提意見的時候，就會出現不接地氣、不和中國的國情結合起來的問題。而CCG在領導民間智庫的同時，也在和國家的智庫進行結合，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方面。這一點來講，我想CCG裏面今天評了民間智庫我們排名第三，在我看來應該是第一名。這是站在國際的角度，我們有400萬美國華人支援我們這個組織，這塊和輝耀這裡聯繫非常緊密，我們有信心，希望海外華人關注的第三視角，我希望中國能夠往越來越好的方向發展。
史震春：我是史震春，美國博地能源公司中國區副總裁。博地能源是世界上最大的私營煤炭公司，我是從事中美能源合作項目董事會主席，剛才我聽到大家講的格局非常大，我就説一點具體。
剛才也談到咱們的智庫能夠建立一個全球的平臺，但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要得到國際認可。將來如果國內公司特別是我們一家美國公司能夠從智庫方面得到一些高品質的諮詢服務，同時如果可能，能夠幫助企業在中國職能部門方面有一定的遊説能力（lobby），起到這樣的作用才能做到全球化，光有一個願望還是不夠的。另外，希望做這個平臺的時候，不要光去跟隨潮流（fashion）的東西，我們希望能夠做一些真正的非常有意義的課題。
上個禮拜，我和美國能源部、商務部和美國大使一起去山西和山西政府做了交流，談雙方能源合作的機會。山西剛好是霧霾，空氣品質不是非常好。我就想將來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如果對中國的能源革命及能源政策提供有意義的建議，讓政府做出的決策更具可行性的話，這將會是比較有意義的。
中國致力於改善空氣品質，責怪煤炭很可能是引起污染的原因，實際上不是，美國也在大量的建煤炭電廠，也非常清潔，但到中國為什麼這樣？2014年，中國消耗40億噸的煤炭，但大部分的煤炭是集中在老百姓做取暖，真正用來發電的佔不到50%。而中國政府恰恰有一個限制，説煤炭發電要限制，方向恰恰錯了，應該限制電廠排放達到高標準，而不是限制煤炭的發展，如果我們智庫能夠真正看到這個問題的本質，能夠為中國政府提供更有意義的建議，讓做出的決策更具可行性和科學性的話，將會是非常有意義。
鄒亨瑞：亨瑞集團在過去五年在美國進入了50多個房地産項目，包括和中國的綠地集團合作，通過這個項目，我們培養起一個美國本土的團隊，我們通過美國投資型基金和國內的一些金融機構對這50個項目直接投資超過25億美元，進行五年的監督管理。
剛才大家説了很多，有很好的願景和政策建議，現在我介紹一些實際的東西。今年應該是一個真正的國際化高潮，2014年是元年。大家有沒有注意到，2014年房地産對外投資去年超過3.1億元，比2013年增加1倍，真正民營和個人來説佔的比重最大目前，國際化大部分來説是企業國際化、人才國際化和個人資産配置國際化（海外置業）。
亨瑞集團現在已經協助了國內十多個企業到美國進行投資，我們的強項是有核心團隊提供全方位諮詢、保駕護航，主要是在房地産領域。
同時，我們提供低成本的資金，幫助很多國內的企業拿到美國的建築貸款，包括綠地集團當時派到美國的國內團隊，當時各方面經驗不到位，我們協助他們拿到美國當地的一些融資貸款，同時結合美國特殊的投資型基金使他們能夠順利進行。
另外，萬達在芝加哥準備投資10億美元，經營了幾個月也發現遇到一些困難。最近和我們談，也希望我們能夠獲得幫助，主要是因為我們在持倉方面有著豐富的經驗。
王伯慶：我是麥可思公司的，我們公司是基於大數據的一家公司，同時在高等教育上面也是扮演智庫的角色。很多中央領導或體制內的部門用到我們的數據，大學生就業用到都是我們的數據，包括最近的OECD將在三月召開的中國發展論壇上，教育報告的核心部分是用的麥可思的數據，他們通過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找到我們。
我想分享一下在智庫建設中一個很重要的工作。我認為教育數據最應該是公開的，國家也正在逐步公開。目前很多數據庫還躺在那兒，一般都不讓你用，現在還不能用。我八年前回國，就開始我自己從頭建立數據庫，跟蹤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現在大學畢業生都是計劃內招生有600萬，我們一年差不多跟蹤三分之一以上的畢業生，這是一個超大的樣本統計量。
通過這個我們獨立撰寫以數據為基礎的報告，從而建立以數據為基礎的決策制定。因為我們不管是從高校一級一直到教育部和中央一級，對以後發展的教育的東西要有實證為依據。
另外它有很多改革措施。這就産生了兩點。這些改革措施出臺的怎麼樣，這就叫做具有可控性的政策效果。我們跟蹤國家的高等教育政策，但作為一個體制外民間的公司，大家是不是覺得做數據庫很貴？其實不貴。因為如果按傳統打電話或者紙質問卷調查的話，工作量很大而且回收品質很差。我們現在整個數據庫做得很便宜，現在是國內除了人口普查之外最大的問卷調查，央視的調研現在和我們已經不在一個級別上了，四年前它和我們在一個級別上，而且我們的成本比較低。最近這兩年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我們的問卷調查的主要群體，特別是青年人全部用的是智慧手機，我們發現智慧手機讓答題品質和回收率都增加了。
與PC時代不同，因為智慧手機用的是碎片化時間，主要是利用調查對象最不在乎的時間段，因此現在我們的答題品質迅速地提高了。
以後在CCG的建設中，我能夠配合CCG，就是把CCG關注的這些人群和關注的問題，我們規範好問卷去做，因為這塊我們規劃問卷的技術在國內是最好的，到現在為止像哥倫比亞大學和喬治華盛頓大學的博士生到我們這裡做論文的時候，他們説麥可思應該講一下問卷怎麼設計。
我自己是常務理事，和輝耀合作比較早，今天也聽到龍部長講到，智庫建設要和國家的各個層面結合，其實就是我們的客戶做這種決策制定之前的數據收集，下一步我們可以在問卷設計、數據回收、數據庫建設、數據挖掘和數據分析。現在因為智慧手機大家都願意用，我們原來做數據的時候，數據進來以後三個月才出報告，現在我們已經做到給600多所高校，這邊畢業生開始答題，這邊他的智慧手機上已經開始出現柱狀圖、餅狀圖、曲線圖，完全是打通的。
所以，我相信這句話，智慧手機的出現會顛覆很多傳統的研究方式，但是它整個基於數據的理念呈現，我們希望能夠在我自己、在我的團隊（我剛回來是一個人，現在是170人的團隊），很多人質疑你做這個東西還需要這麼多人嗎？確實需要各種分工。
作為CCG常務理事，我會在這方面貢獻自己的力量，事實上我們團隊今天下午就會來到中心一起討論怎麼去建庫，在數據挖掘上提供支撐。謝謝大家。
主持人：多謝王總，王總帶來很多新的科技和新的思想。
陸興東：謝謝各位理事，各位專家，我第一次參加會議，2015年不用懷疑的是文化行業的依然會很繁榮，恰恰我在這個行業幹了二十年。我介紹一下自己，第一、國龍投資在三個板塊投資，一個是影視內容，一年大概20個作品，現在我們正在和洛克菲勒家族聯合成立中美電影合拍基金。第二，基於廣電的雲資源和雲存儲，我們正在全國範圍內建立廣電雲系統，這個系統日漸龐大。第三，我們在建電影矽谷和電影樂園，在電影往下走的電影主題公園和遊樂産品。
在全球化CCG這件事情上，我們是不是成立一個全球化文化智庫的文化戰略委員會。我們看南韓這二十年的發展，韓流是形成全球對它的民族、文化、科技的印象，尤其是年輕人很喜歡，現在女孩子都是看了南韓電視劇才會跑到南韓去整容。
現在政府正在進行中國文化和中國夢輸出，但我們到世界各個國家去看看他們對中國的印象：中國假冒騙，中國的山寨産品，中國的很多東西都是地攤貨。其實，中國的文化輸出碰到很大的問題。
原來我們從中宣到文化所有的文化管理部門是對內管控，沒有説文化如何輸出，我們的文化如何呈現為全球産品。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做中外合拍電影基金，原因是我們和怎麼印度合作，怎麼和美國、南韓、歐美合作，讓他們關心中國的題材和中國的話題，轉化為全球化産品。
我們在好萊塢建立一個機構，把好萊塢最牛的27個製作人導演簽到名下，讓他們為中國生産我們的作品。在這個環節上，我們試圖推進也非常艱難，因為很多事情不是我們想像的，一個民間的公司要推動一些國家的文化戰略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們寄希望智庫能夠和我們共同推動這樣一個國家文化、戰略跟民間公共外交與文化輸出的這項事業。
何偉文：我沒有料到能成為CCG的高級研究員了，非常容幸。 今天聽到這麼多高端的企業家和學者的朋友的思想，收穫很大，我想簡單説一點。
作為中國有影響的智庫，今後我們怎樣引領中國的全球化，是不是可以研究一些更深層次的問題。當然中國現在全球化和中國新常態下全球發展是沒有問題的，這一點毋庸置疑，但我們還要冷靜思考一下問題，俗話説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我們對中國經濟要既有遠慮，又有近優，遠慮是對經濟的遠慮，近憂是對企業的近憂。
遠慮。最近幾年的特點，投資在拉動GDP的作用越來越差，去年一到三季度，固定資産投資佔GDP的比重，當然這個不完全科學但可以參照，已經可以達到85.2%，快要拉齊了，但拉動GDP只增長3.07個百分點，同樣的數字2005年這個比例只有48%，但拉動GDP4.4個點，説明一個問題，我們投資的作用越來越差，效益、回收和生産率越來越低。
美中貿委會説美國的跨國公司最擔心的不是中國房地産崩盤，而是中國三四年後會不會像日本一樣投不下去了，沒有回收，回收效益不值得再投資，經濟從此徘徊。當然這個出路只有全球化，時間關係不展開了。
近憂。我們説中國經濟亮點不錯，很多人講去年財富500強，中國已經100強了，中國大陸加台灣、加香港，美國128家，我們很快要超過美國了，世界前10名中國佔了3家，一片歡騰，但我們僅僅停留在這個層面。我們先把台灣的不算，大陸和香港一共95家，這95家無論是每人平均創造的收入還是每人平均創造的利潤明顯低於世界平均水準，總得算起來它的利潤率是5.24，全球500強是6.30，這包括中國在內，美國是9.33，所以我們比全球平均水準低一個點，比美國低四個點。
同時，5.24還要分開看，四大銀行工交建中佔到我們整個利潤率的43%，它們的利潤率很高。今天不談這個問題，拿掉以後，其他的91家平均利潤率只有3.3%，全球平均值的一半。再拿掉6家銀行，國開行、交行再拿掉，這樣利潤率只有2.45，只有不到全球平均值的一半，只有美國的四分之一。以這樣的利潤率，也就是利潤率和生産率不能完全比，但它是一種指向，這樣低的生産率我們怎麼去競爭？我們的長遠前途是什麼？列寧説過新制度會代替舊制度的最重要一點是勞動生産率，我們的勞動生産率有所下降，將來我們的國際競爭力會怎麼樣，所以我們不得不考慮這一點。
我們比較一下，同樣的行業，航空航太製造，汽車製造、機電製造，我們比較一下中外有代表性的跨國公司，利潤率明顯我們低他們高，為什麼？他們全球化程度極高，全球化程度越高意味著可以在全球所有的地方尋找最好的設計研發技術，最廉價的資金，最好的人才，最好的原料，最低廉的能源，去尋找最好的市場，從而實現最大的利潤率，這樣就提出了全球化的目標。所以，我們建議我們的智庫作為在中國發揮影響，深層次的研究一下全球化對於中國企業在全球競爭力的長遠意義，所以，促使中國接近在世界競爭力中的長遠意義。
吳初默：北美信託銀行是總行在美國芝加哥，主要是做投資管理、全球託管和財務管理。今天智庫的一個議題是企業走出去，其實我們在國內的業務就是幫助企業做海外投資，所以我們的客戶像全國社保、人壽集團他們投海外二級市場投資的時候，都是同我們有一系列的合作。
我今天想簡單講兩個我們自己的體會。第一，我們覺得在海外投資的過程中，因為國內人民幣還是受管制的，除了“國家隊”的外投、中投、社保之外，其他的保險公司、銀行、基金管理公司他們赴海外投資就受到監管機構的嚴格監管，同時需要受限于外管局的外匯額度。
目前我們看到監管環境對赴海外投資還是非常嚴格的。當我們覺得海外市場馬上開始走好以後，監管機構的卻會因為經濟剛剛走了一個下坡，通常會在遏制那個時期企業赴海外投資。往往等到海外經濟形勢一片大好的時候，監管機構又開始意識到出海投資沒有那麼大的風險，開始允許投資了，通常的時候它很有可能就是一個頂峰。
所以，我們覺得除了“國家隊”的人員，再加上其充分了解海外市場之後，他們會在這個環節上佔了先機。
第二，我們感覺國內企業對海外並不了解，往往聘選外資管理人的時候做了兩三場報告後，他們就覺得懂了。一旦他們在海外投資受到一些損失，他們就怕了，不敢動了。我們需要等到他們下一波的人員調動後，才會有新一波的赴海外投資的想法。
所以，今天智庫的議題走出去人才國際化非常重要，也希望今後有機會能夠和智庫各位理事一起進行溝通，探討怎麼把這方面做得更好。
主持人：午餐會差不多了，今天劉延寧主任來的時候説我們的國際化將來不光是具體的，形式上也要國際化。午餐會其實就是一個國際化的形式，它這也是一個舶來品。本次午餐會的交流非常有價值，今年我們也會形成一個智庫的新常態，我們請王輝耀來做一個總結。
王輝耀：今天的午餐會交流很豐富，我們請了很多的理事、專家和客人。特別是龍部長做了非常好的高屋建瓴的指導。大家也提了很多很好的建議，這個會議的內容我們會做很好的建言獻策，同時我們會登在下一期我們的刊物上。
這個形式我們會進一步的開展，每個月都會舉辦這麼一場活動，我們也特別感謝銀泰集團為我們這次午餐會提供支援，銀泰集團也是一傢具有前瞻和國際視野的企業，我們希望今後可以加強這方面的合作。
下面還有時間我們大家可以自由交流，我們也希望建立一些聯繫。今天也有中國網的張林主編在這裡，希望我們今後能夠加強和他們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