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至神仙下至流氓，有“名”就不放過

    早在1980年，日本學者提出“孫悟空”可能是福建人(猴)。前些日子，一位福建學者更是把孫悟空的“戶籍”鎖定在了福建的順昌縣，並且信誓旦旦地聲稱自己“發現了孫悟空和他哥哥的墓地”。但吳承恩的家鄉連雲港市對此並不認同，他們認為古代受交通條件限制，吳承恩寫作一定是“就地取材”，所以斷定孫悟空是連雲港人。山西學者與中國西遊記文化研究委員會等多位專家經過20多年的考察研究後認定稱，孫悟空老家為山西婁煩説的依據最多、文化內涵最豐富。當地文物旅遊部門決定，由婁煩縣花果山生態苑有限公司著手開發建設“花果山孫大聖故里風景區”。

    《金瓶梅》引發了兩省三地的“西門慶故里之爭”，具體涉及山東省陽谷縣、臨清縣和安徽的黃山市。近十年來，三地都紛紛舉起“西門慶故里”招牌，競爭不息，西門慶也被一改在傳統文學名著中“大淫賊、大惡霸、大奸商”的藝術形象，華麗轉身成為當地政府追捧的文化産業英雄。[詳細]

· 故里之爭不是中國特色，外國爭“名”也瘋狂

    名人故里之爭並不是中國特色，在國外也有很多由名人故里引發的爭奪戰。

    丹麥首都哥本哈根以童話大師安徒生的故鄉而自居，從市政廳廣場到下水道井蓋，到處都雕著安徒生頭像，相應的博物館、展覽館甚至快餐店更是數不勝數。而安徒生的真正故鄉實際上是歐登塞市，對於首都的“侵奪”，這座小城儘管不滿，但也無能為力。

    歌德在德國也有法蘭克福和魏瑪這兩處“故鄉”，他們從歌德在世時就開始爭“歌德故鄉”之名，以至於歌德只能左右為難地對他們説：“兩個都是”。

   馬克思在德國也有3個故鄉。小城特裏爾是馬克思的誕生地，而自稱為“馬克思城”的開姆尼茨是原東德政府給的名號，柏林也建有馬克思和恩格斯廣場。特裏爾小城曾鄭重要求他們棄用“馬克思城”的名稱，但這兩座城市卻反過來指責特裏爾是在“掠奪文化”。

   英格蘭人和蘇格蘭人對大偵探夏洛克•福爾摩斯屬於誰也各執一詞。在蘇格蘭首府愛丁堡市和英格蘭的貝克街，如今滿是福爾摩斯博物館和“故居”，他們似乎完全忘記了福爾摩斯這個人其實根本就不存在。[詳細]

· 同樣的諾獎，不同的“賠本”與“投票”

   我國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莫言引發的“諾貝爾獎效應”正在進一步深化和蔓延。作品斷貨、手稿天價，故鄉高密也跟著臉上有光，甚至是那些火燒、爐包和蘿蔔，也因為諾貝爾文學獎而沾上了異常的“靈氣”。因為有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言，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當地政府已經著手開發旅遊、招商等一系列的活動，莫言帶來的“諾貝爾獎效應”何其巨大。

   在莫言的家鄉，由於收益太少，高密當地的農民已不種紅高粱。如同血海一般連綿不絕的紅高粱早已成為記憶中的景象。“我估摸著一年要投入一千萬”，莫言老家所在轄區高密市膠河疏港物流園區管委會主任范琿説，“錢從哪來？”不過，他説自己絲毫不會猶豫，“賠本也要種”。[詳細]

   同樣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哥倫比亞文豪加西亞•馬爾克斯曾在以《百年孤獨》為代表的一系列經典之作中虛構了“馬孔多”——一個最終被颶風卷走的哥倫比亞小鎮。這個想像中的世外桃源成為了“魔幻現實主義”的象徵，其名聲響徹寰宇，甚至超過了作家的故鄉阿拉恰達卡鎮。

   去年大約有3000名遊客來阿拉恰達卡觀光，其中大部分是慕名而來的外國遊客。而這個鎮上的居民至今還沒用上自來水，鎮政府亦是連年遭遇財政赤字。該鎮鎮長佩德羅•桑切斯決定將小鎮改名為阿拉恰達卡——馬孔多鎮。此舉在當地激起了軒然大波，有不少人表示反對。他們認為，小鎮自1915年起就一直用這個名字，現在突然就要改成那麼一個古怪的叫法，實在難以接受。鎮上的53000名居民將通過投票的方式來對小鎮是否改名的問題作出表決。[詳細]

· 文化搭臺，經濟唱的只能是“滑稽戲”

   擁有濃厚歷史文化沉澱的英國，雖然也面臨著城市開發的威脅，但其對故居的保護從140多年前就已經開始，在英國甚至還看得到老舍短暫的“故居”。在故居保護上，英國人從來不遺餘力。建築物拆還是不拆，每一個居民都有發言權；甚至一座名人故居附近的建築環境，都需要跟這座建築能融合在一起而不可割裂。在這兩方面，艾略特故居的保護和甲殼蟲樂隊前鼓手童年故居的拆除選擇權，就是最好的佐證。[詳細]

   如今的高密，遠不是莫言20歲之前的紅高粱抒情的原鄉了，更不是莫言想像中激情燃燒的世界。作家對故鄉的想像，不是現實主義的，而是浪漫主義的。所以，莫言故里如果大興土木，表面上有一個堂而皇之的理由，為了他們熱愛的大作家，實際上是勞民傷財。結果製造出一個泡沫紅高粱來，只會對莫言構成二次傷害。[詳細]

   經濟和文化作為社會發展的兩翼，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就漸漸風行被地方政府捆綁在一起。甚為喧囂的名人故里經濟，就是這一思路下的産物。地方固然期待以大投入推進大發展，這樣的如意算盤卻也眼見得常常落空。

   河南駐馬店爛尾的梁祝故里景區，山西婁煩縣的孫大聖故里景區建設懸置等例證，就是這一模式並不總能見效的背書。更為悲涼的，則是經濟沒能得到發展，文化尊嚴已在娛樂式的消費中被踐踏。如此以文化的名義發展經濟，正印證了美國學者尼爾•波茲曼的一句著名論斷，“有兩種方法可以讓文化精神枯萎，一種是奧威爾式的——文化成為一個監獄，一種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為一場滑稽戲”。

   文化淪為一場滑稽戲，這顯然不是我們願意看到的景象。[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