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空之旅能為民生問題的解決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 1984年，中國第一顆試驗通信衛星發射成功。今天，通信衛星已被廣泛用於電視、廣播、長途電話、電視教育、金融、電力等部門。 1987年以來，有800多個品種的植物種子乘坐我國發射的返回式衛星進行了太空育種試驗，一大批高産、優質的農作物已經走進千家萬戶的餐桌。從新藥品到新材料，我國1100多種新型材料中有80%是在空間技術的牽引下研製完成的，已有近2000項空間技術成果運用於通信、紡織、石油、交通運輸、醫療等行業。還有氣象預報、防災減災、衛星定位導航……

我們為“仰望星空”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腳踏實地的日常生活也受益匪淺。

不過航太事業的投入高，風險高，目前世界各國的航太事業更多還是政府計劃而非市場行為。中國科技發展戰略研究小組的研究報告認為：未來的10年內中國的航太技術仍將以國家行為為主，採用國家投入與指導下的商業化運作機制。例如在俄羅斯、美國、歐洲、日本等火箭商用比較發達的國家，政府大量補貼是促進火箭商用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歐盟在2011年將向歐空局補貼3.16億美元，用於兩年內支援阿裏安火箭的商業發射，後續還將繼續補貼。美國NASA在2008年將16億美元的發射合同給與民營的Space X公司，用來支援商業發射業務。

所以，人們對航太事業的擔憂更多的來自於其是否擠佔了國家對民生的投入。畢竟，這在歷史上有前車之鑒。有媒體報道，經濟學家林毅夫曾分析美蘇兩國的太空爭霸：“兩國的人口規模差不多，自然資源方面蘇聯還要優越一點，但是整個要素稟賦結構與美國的差距太大。美國在航太産業、軍事産業投入的絕對量很大，但相對於整個國民經濟的量來説很小，並不擠佔其他絕大多數有比較優勢的民用産業發展所需的資金，所以可以持續。蘇聯在要素稟賦結構很低的條件下，在軍事産業投入的絕對量上要達到美國的水準，就非常吃力，佔每年的國內投資規模的比重太大，其他有比較優勢的民用産業就難於發展，因此不可持續。”

人們的擔憂並非毫無意義，不過，事實是，一方面，解決具體民生的經費應向腐敗向三公消費開刀，而不應向科研經費開刀。1992年中國載人航太工程正式啟動以來，載人航太工程已花費約350億元人民幣。這是十幾年的投入總和。而2006年，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曾在《學習時報》發表《政府管理改革的幾個切入點》一文，該文明確指出：政府部門每年的公車消費、公款吃喝、公費出國三項支出高達9000億元之巨。除此之外，還有規模數以萬億計的土地出讓金、政府性基金、行政收費罰款等等，游離于財政預算監督之外的政府收支，才是吞噬著原本應投入到民生方面的經費。另一方面，我們對科研經費的投入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而有限的經費，又往往成為了唐僧肉，6月27日，國家審計署審計長報告50個中央部門及其270個所屬單位的審計結果，多涉及違規套取資金和收費。其中，中科院所屬單位以項目名義發放近億元福利；10所高校5億收入未上繳。不斷增長的科研項目經費，仍然難填福利這個“無底洞”。

環球時報社論指出，中國的進步必須同時有“推”和“拉”。以民生為中心解決各種落後和不公平，會改善中國社會的基礎，一點點增加中國前進的社會力量。但任何社會的進步都需要科學及社會工程大突破的拉動，在過去一個多世紀裏，鐵路網及高速公路網，電腦及GPS的應用一次次創造了社會進步的新空間，也強行推動國家治理的新標準。科技投入的必要性顯而易見。而人們對載人航太的疑問更多的是來自於對政府財政支出不透明的焦慮，因此才會把不甚透明的科技投入與相形之下寥寥無幾的民生投入放到對立的兩面。

在人類航太史上,美國耗資2400億美元的“阿波羅”登月計劃,就直接為工商業帶來500多項高科技發明專利,衍生出3000多種技術成果,可轉化為商品的市場價值高達上千億美元。航太領域每投入1元錢，將會産生7元至12元的回報，這是美國、歐洲多家研究機構採用不同模型和方法的評估結果，已為國際上所公認。

而中國也不乏成功的經驗。聯合早報評論指出：中國的航太技術只要能夠成功轉為民用，它對進一步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作用是不可估計的。換言之，只要中國雄心勃勃的航太計劃是為了科技的發展，謀求人類的幸福，而不是為了稱霸太空，其鉅額投資應能獲得更鉅額的回報。

有媒體認為，航太事業不論在中國還是海外，政府主導色彩嚴重，缺乏對利潤和虧損的經濟核算能力，其投入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堪憂。但航太事業本身就是高投入，高風險的行業。我們更應該關注的是航太技術應用産業化的效率。從公開資料中可以查詢到，中國高技術産業科技成果轉化率偏低。

在2011年舉辦的“2011諾貝爾獎得主北京論壇”中，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陳至立表示，在科技創新方面，我們還存在著許多問題，主要是科技成果轉化率同發達國家相比嚴重偏低。他指出，目前我國的科技成果轉化率大約在25%左右，真正實現産業化的不足5%，與發達國家80%轉化率的差距太遠了。原因一是轉化的動力不足；二是轉化的體系不完善；三是政策支援不夠有力；四是轉化的壁壘眾多。

而在一篇題為《中國高新技術産業技術效率實證研究》（邊瑞霄,金鏑 大連理工大學經濟係）的論文指出，中國高新技術産業在吸收借鑒先進生産技術和管理方法提升純技術效率方面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而中國的高新技術企業數目眾多, 分散, 而且規模小, 這是導致規模非效率的根源。不同行業間的技術效率差距較大,並不平衡。從總體上看，電子電腦及辦公設備製造業技術效率最高，航空航太器製造業技術效率最低。

科研成果只有轉化成生産力，轉化為現實産品才是有效的勞動，否則就是無效勞動。所以，我們在談論航太事業的回報時，必須著眼于提升科技成果轉化率，提高高新技術産業技術效率。必須向發達國家學習，鼓勵建立多元化、多渠道的航太投資體系，允許多種市場力量進入這個領域。

任何科技上的進步，都應當放到人類發展的層面予以對待，正如李約瑟（Joseph Needham）博士在其所著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導言中所説的那樣：“沒有一個民族或一個多民族集體曾經壟斷過對科學發展所做出的貢獻。各個民族的成就，應該由全世界人民攜起手來共同賞識，縱情歌頌。”惡意的抹黑，甚至視其為威脅，是戰時的思維。

對於一個國家來説，以載人航太等為代表的高新技術是綜合國力的直接象徵，也是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毛曉剛在北京日報上撰文指出，近年來國際上已經形成這樣一種共識：隨著地球大陸資源日益枯竭，外太空和海洋正成為人類解決資源短缺、拓展生存空間的戰略必爭之地。長遠看來，誰在太空和海洋形成領先優勢，誰就能牢牢把握未來的戰略主動權和發展先機。中國在這些方面以國家戰略的方式全力推動，有百利而無一害，其戰略價值無可爭辯。

所有嚮往和平的人們都希望太空永遠是一片能夠造福全人類的凈域。但是，目前外層空間軍事化已成現實，並正朝著武器化方向發展，新一輪外層空間軍備競賽一觸即發。儘管現行國際空間法“和平探測與利用外層空間”的立法旨在外層空間的完全非軍事化，然而，面對外層空間軍事化趨勢的加劇，現行國際空間立法的局限性也日趨明顯。對此，我們不必對正常的國防建設諱莫如深。國防大學教授李大光也認為，發展航太事業，在軍事上的作用是潛在的，我們宣稱的目的是和平利用太空。我們擁有太空戰的能力並不一定就是要打太空戰，而是為了更好地防止太空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