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司機”吳斌，在被飛來鐵塊擊中造成肝臟粉碎性內傷後，忍痛安全停車，保證了24名乘客的安全。他生前安全行駛100多萬公里，沒發生過事故，沒有違章，沒受到投訴。

“最美教師”張麗莉，面對衝向學生的失控汽車挺身而出，被車輪碾軋後造成全身多處骨折、雙腿高位截肢。她只是一個沒有編制、月收入1000元卻愛崗敬業的代課教師。

“最美軍官”沈星，為了救一個落水兒童而獻出了年僅31歲的寶貴生命。他是第二炮兵士官學院31歲的碩士軍官。

“最美女孩”刁娜，為了救助受傷的路人，被飛馳的車輛撞斷一條腿。她是南山集團從事葡萄酒銷售和服務工作的普通職工。

“最美媽媽”吳鞠萍，去接墜樓的孩子，雙臂被砸成粉碎性骨折。她也只是一個普通職員。

他們出身不同，成長經歷不同，從事職業不同，但他們有個共同的特點，他們都是“平民英雄”。

假如沒有做出英雄壯舉，她們註定會湮滅在茫茫人海中。能在危難時刻挺身而出的她們，平時生活、工作中都是立足崗位、盡職盡責、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道德楷模。他們所闡釋的公共價值要比那些躲在神龕中的“英雄”要普適得多。神暈籠罩下的英雄，我們可望不可即，也沒有人願意去觸摸他們身上的光環，那離我們實在太遠。但吳斌式的英雄，則是我們每天都可能擦肩而過的路人，真實，豐滿，接地氣，這樣的英雄，才具有樸實的感動人的價值與力量。[詳細]

而他們的身上，還有另外一個共同的特質，那就是當下社會最稀缺的品質：職業精神。

物以類聚，人以“職”分。現代社會的專業分工已經細化，人與人之間通過各司其職互為依存。梭羅隱居在瓦爾登湖的那兩年，仍每週要吃到家人送來的果餅和甜食，並常常到村裏去與人交往。至少在肉身上，誰也無法超然獨立。大別言之，每一個職位、每一個行業，甚至整個中國和世界，就是一輛開往未來的客車，你我身處其中，多數時間做乘客，有時也客串司機。為了人類的共生共榮，人們必須遵循各自的職業精神，井然有序，才能欣欣向榮。[詳細]

當下中國社會的道德失范，正在於職業精神的失范。道德淪陷最讓人觸目驚心的地方，不是老人倒在路邊沒人敢扶，而是每個職業的道德底線都在以突破公眾想像力的方式淪陷，以致走向一種職業上的互相傷害、互相投毒。因此中國社會道德的重建，並不是從“路人的道德”做起，而是堅守職業精神。“路人的道德”具有偶然性，職業道德卻貫穿于我們日常的生活。一個健康的社會，並不需要每個人都是高尚的人，每個人恪守職業道德做好份內事，社會就不會壞到哪去。一個職業道德得到堅守的社會，雖然雷鋒不會成群涌現，但“雷人”會大為減少；高尚的情操或許難得，但質樸的德行隨處可見。（曹林 《拯救社會道德，從喚醒職業精神開始》）

近年來，社會不乏道德失范事件出現，使得人們對道德、對誠信漸失信心。其實，中國社會底層存在廣泛而深厚的良善社會基礎。但這種基礎，貌似非常強大，畢竟也非常有限。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講到，“一種壞的制度會使好人做壞事，而一種好的制度會使壞人也做好事。”假如在此之前，張麗莉因為不公正的待遇離開了教師的崗位，這是不是一種悲哀呢？

于德清在《好的制度來自於每個人的道德自覺》中認為，好的制度當然不會憑空而降。在亞裏士多德看來，好的制度不僅僅是利益的博弈，更有賴於立法者的道德水準，而立法者的道德往往取決於社會整體的道德。在一個整體道德水準較高的社會中，道德敗壞的立法者操弄權柄將是概率極低的事件。反之，如果一個社會陷入禮崩樂壞之中，那麼，掌握權力的人或許更加百倍墮落于平民，而他們的墮落也將加速社會的潰敗。所以，最根本的改變還是在於社會自救，重建社會道德需要每一個人自我的道德覺悟。不管誰該為社會道德滑坡負責，每一個社會成員為擺脫“人人互戧”的糟糕境地，卻都有責任去做符合道德的事，不去做不道德的事情。

但更多的人則認為，雖然官員或者平民，精英抑或草根，在構建良善社會的過程中，都應承擔起相應的責任。但當社會出現嚴重道德滑坡時，掌握更多資源的精英群體理應承擔更多責任，在面對吳斌們時，他們應該做出更為深刻的反思和反省。知識分子掌握著部分話語權，在建設良善社會中應該發揮比一般平民更為積極的作用。官員們則掌握著我們社會中全部的行政資源、立法資源和司法資源，他們的觀念和行為不僅對整個社會具有很大的示範作用，而且還決定著中國社會的制度環境和政策導向，他們應該發揮核心領導作用。[詳細]

其實現代社會最重要的指標或者説價值內核，並不僅僅是良善，還包括公民自治、政治參與、集體行動、價值多元、責任、自由、權利、義務、秩序、法治等等。這樣的社會建設需要全體社會成員也即每一個社會階層和衷共濟、攜手努力。“將重建良善社會的希望”僅僅寄託在“中國底層”，“良善”一點理解是在迎合大眾，説嚴重點則有人為製造階層對立的嫌疑。（朱達志《重建良善社會得靠各階層和衷共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