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2009年底，我國擁有大約1.67億老人，並將繼續步入老齡化社會。對老年人的任何評價，終將在不遠的未來加諸於己身。我們不應當妖魔化老年人，但原本是道德受益者的老年人為何成為不道德的代名詞呢？

首先，老年人處於天生的弱勢地位。剩餘價值的消失，對生存的留戀，對疾病的恐懼，與社會的脫節，使得他們需要社會的反哺。但是日益加重的贍養義務卻成為了當代年輕人心中的陰影。在一個艱難的時代，老年人們往往會被認定與年輕人爭奪著有限的社會資源。從近年來愈發突出的“公交讓座”難題可以看到年輕人與老年人在使用公共資源方面的對立衝突。老年人已經日益從道德高地上滑落，開始向著傳統文化的反方向前行，他們首先是道德滑坡的受害者。

其次，經濟條件在相當程度上影響著道德水準。孟子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他相信人性本善。但考慮到孟子還説過“民貴君輕”、“有恒産者有恒心，無恒産者無恒心”。當面臨“無恒産”的困境時，則“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在救人困境中，圍觀者擔心，老年人容易産生由社會保障體系滯後而來的訛詐心理。這種高風險正是“老無所養、病無所醫”時代孕育的怪胎。利用民眾的善意來轉嫁自身的負擔，利用社會的惻隱來進行訛詐勒索，這正是一個無保障社會下弱勢群體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無奈選擇。

孫立平教授認為，“我們經常説當社會在墮落時，造就了一批為富不仁的富人，而窮人還保持了勤勞、樸實的本色，但是可能事實並不是這樣，社會墮落的時候，窮人也會隨之而發生墮落，而他們墮落的過程甚至超過了整個社會的墮落。為什麼？因為他手裏沒有資源去抵禦這個墮落的過程。”

老年人並非當下唯一受到排斥的群體。農民工子弟享受不到平等的教育權，外來人口享受不到城市的發展果實……於是，在社會狂飆猛進的時代背景下，經濟和道德兩方面的馬太效應越發明顯。當然，不是所有的社會問題都要歸咎於社會制度，歸咎於貧富差距。身為弱勢群體也並非意味著他們可以顛覆基本的道德底線。但社會中的不平等越來越呈現出以經濟地位為區分原則的特徵時，“底層相殘”將愈演愈烈，最終，誰都免不了成為受害者。我們不得不懷疑社會發展的意義何在。

在多起涉及救人困境的案件中，引起爭議的判決可能來源於《民法通則》所規定的公平原則，比如第132條：當事人對造成損害都沒有過錯的，可以根據實際情況，由當事人分擔民事責任。這一齣于避免受害人無法舉證對方過失而不得已承擔所有損害的“熱血法條”，卻在實踐中導致“冷血判決”——即使毫無侵權過失的公民，也可能被責令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甚至包括見義勇為的好人在內。

在許雲鶴一案中，我們看到媒體對案件調查過程的質疑[詳細]。但最終法律並未依據事實進行判斷，而只是依據想像來進行判決。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何兵説，在基層法院，類似彭宇案、許雲鶴案這種“和稀泥”的審判方式並不鮮見，資深媒體人士季衛東也提到，“司法系統往往不是追求一個正確答案，而是各打五十板，或者按照四六分成”。何兵認為這是一種“墓碑式”的判決，它傳遞了一個恐怖的信號——原告承擔舉證責任的原則可以被模糊掉，在雙方都沒有確實證據的情況下，這樣的判例意味著，“沒有證人證明我沒撞的情況下，就算我撞了”。

法律是道德的最後一道防線，培根談到：“一次不公的司法裁判比多次不平的舉動為禍尤烈。因為這些不平的舉動不過弄臟了水流，而不公的裁判則把水源敗壞了”。當人性不可信、當法律不可靠，那麼道德的敗壞、社會信任危機和信任紐帶的斷裂，是免不了的。

法律並非當下唯一一個公信力受到質疑的對象。我們看到朝令夕改的政策，看到雷聲雷語的官員，看到名聲敗壞的慈善……有人認為，公權力是挺立社會秩序大廈的支柱。孫立平教授説，權力失控的直接結果，是社會維護公平正義的能力在降低。這將導致社會的不穩定。而按照英國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解釋，當人們缺乏對社會契約的信任時，就會重回“萬人對萬人的戰爭”狀態，在這種相當沒有安全感的環境下，他們互相反咬，甚至互相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