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賓其人
李江濤
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區域經濟教研室主任、經濟學博士，兼任中國公共經濟研究會副秘書長、國家節能中心專家等多項社會職務。主要研究領域：産業和區域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公共經濟學的研究。 [進入人物庫]
精彩瞬間
輿論坐標
以論對策
後GDP時代，經濟降速是必然趨勢
#經濟降速# 現在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時期轉入中高速增長時期。2020年之後，能否換一種提法——中國經濟進入中速增長時期。要合理把控進入中速經濟時期的具體時間和增長率，這一進程的提前或者是延後，關鍵是不能進一步損害能源資源環境。 [詳細]
發達地區應適度讓渡發展成果
#區域發展不平衡# 在大家都大力發展重化工業的情況下，主體功能區戰略和政策的非均衡推動，即産業政策往往快於轉移支付政策，必然對一部分地區形成限制，進而進一步拉大區域之間的協調發展的水準。 [詳細]
不唯GDP，但不能放棄經濟增長
#地方GDP考核# 淡化GDP在政績考核中的地位並不意味著放棄經濟增長。地方考核GDP涉及的是各區域經濟發展的問題。確定GDP在政績考核指標體系中的比重，要以我國的主體功能區戰略和規劃為出發點。 [詳細]
文字直播
近日,全國地方兩會全面落幕,普遍調低GDP增長預期成為本年度各地《政府工作報告》的共同特點；而在去年年末，中組部下發了《關於改進地方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政績考核工作的通知》，核心就是政績考核要去GDP化。
從1985年國務院批准建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採用GDP對國民經濟進行核算，一直以來，GDP就成為衡量經濟建設成果、考核政府官員政績的不二選擇。
如今，延續多年的“唯GDP”增長方式正在發生變化。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教授李江濤接受中國網記者專訪時對此進行了深入地分析解讀。
中國網：如今在政績考核的調整當中，提到不再以GDP增長率論英雄，但GDP的高增長率確實在一定時期內對中國經濟的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如何看待這樣的變化？為什麼一定要降低GDP？
李江濤：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完善成果考核評價體系，糾正單純以經濟增長速度評定政績的偏向，加大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産能過剩等的權重。通俗地講，就是不再以GDP增長率論英雄，這是一個好事情。但由此對GDP指標的貢獻一概抹殺，把GDP開始變成一個反面數據，也是不科學的。
改革開放30年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最重要成果還是GDP的高增長。GDP是反映一個國家和地區財富的最主要數據，它就是一個工具，本身沒有好壞。各國在比較經濟發展最終成果的時候，通常最主要的還是要以GDP來進行比較。而且，發達國家在歷史上也經歷過GDP高增長過程。
當然，發達國家的GDP高增長時期，是一個世界上的少量地區、少量人口所實現的較高GDP增長率時期，而且，那個時期全球的能源資源和環境的容量相對較大，即承載力比較強。因此，儘管發達國家的GDP長期高增長對資源環境造成了一定損害，也不是十分明顯。
中國則不同，它是在發達國家已經對能源資源環境産生一定消耗和損害的基礎上，進入工業化進程和GDP高增長時期的。同時，人口總量過於龐大。在這種情況下，必然帶來一個能源資源消耗的新高峰和環境損害的新時期。甚至可以説，如果進行階段性評估的話，中國的新型工業化道路是失敗的，因為在我國新型工業化最重要的兩大抓手——資源和環境，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為此，徹底改觀過去的GDP高增長，以及GDP在政績考核指標體系中比重過大的趨勢，已經成為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它會對中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關鍵性意義。
中國網：如今，在政績考核方面不再以GDP增長論英雄，那麼GDP在地方的政績考核中應該佔多大比重？
李江濤：地方考核GDP，涉及的是各區域經濟發展的問題。確定GDP在政績考核指標體系中的比重，要以我國的主體功能區戰略和規劃為出發點。
對於禁止開發區，毫無疑問，應該取消對GDP的考核。各省重點開發區以外的限制開發區，特別是對於西部地區的限制開發區，要大幅度降低GDP在政績考核指標體系中的比重，至於降低到什麼程度，取決於各省的實際情況。對於優化開發區，GDP在政績考核指標體系中的比重，應該是低於重點開發區和高於限制開發區。對於重點開發區，要加大GDP增長在政績考核指標體系的比重，因為它是為實現十八大報告提出的“到2020年，GDP和城鄉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目標，而在未來7年內保持7%這一年均經濟增長率底限的最重要抓手。
中國網：如何擠乾一些地方GDP當中的“水分”？
李江濤：一般地，我們認為國家統計局最終公佈的GDP數據，確實能夠最客觀、真實的反映全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各項産出和活動。地方上報GDP加總數據超過國家統計局最終公佈數據的部分被視為是水分。
地方政府統計上報的GDP加總和國家統計局最終公佈的GDP數據，長期以來都有一定的誤差，總體來説，這是一種不正常現象。原因在於現階段的政績考核體系中，GDP長期構成了最主要的指標，為數不少的地方政府，為了讓GDP指標更好看，或者能體現自己的政績，通常努力拔高相關數據。特別是區域間巨大競爭壓力導致各級地方政府，從上至下，逐級拔高其GDP預期增長率的情況下，統計數據誇大的情況更加嚴重。當然，也存在區域之間重復計算等原因。而對於國家統計局，就要根據歷史數據，採用一定的合理化方法，對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上報數據進行修正。這樣就出現了數據打架的現象。
要地方GDP當中的“水分”，首先要徹底改變地方政府為追求GDP和財政收入高增長而推動的一些不合理經濟活動。例如，對於鋼鐵産能過剩最為嚴重的河北省，本身具有較好的發展鋼鐵工業的基礎條件。在十年前中國進入重化工業加速發展時期，由於重化工業能夠在最短時期內帶動GDP和財政收入的高增長，因此，河北省具有選擇發展鋼鐵工業的巨大內在衝動力。但最終導致了能源、資源的過大消耗和環境的過度損害，以及嚴重的産能過剩。對於這樣的不合理經濟活動，要堅決予以剔除。其次，要加強統計監督，加大統計執法力度，堅決遏制地方政府統計造假問題。另外，要提高統計工作品質，比如，對於一些跨區域的經濟活動重復統計問題，必須依靠提高統計品質，特別是基層統計工作人員的工作品質來解決了。
中國網：GDP固然是要走下神壇的，但是走下神壇之後，根據中國目前的國情，應該遵循怎樣的發展規律才是健康的？
李江濤：保持GDP的一定增長速度是建設世界強國和現代化國家的必要條件。在將來，我國一定會成為世界第一GDP總量國家。但究竟到達多大規模，才算適宜，這要結合每人平均GDP這一指標來考核。
我認為，中國可以追求GDP世界總量第一，但絕對不能追求每人平均GDP世界第一。因為資源環境的限制和人口規模過於龐大，中國不可能成為每人平均GDP世界第一，如果每人平均GDP真的成為世界第一，反到可能是一種巨大災難。
讓GDP走下神壇，至少要做好以下幾個方面工作：
第一，為實現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未來7年內經濟增長率的底線是7%。在2020年之後，是不是要進一步降低GDP增長速度的心理承受底限，比如説降低到6%，或是更低，5%。
目前，現在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時期轉入中高速增長時期。以後，特別是2020年之後，能否換一種提法——中國經濟進入中速增長時期。從全球看，經濟增長逐步放低是一種必然趨勢。特別是在“十四五”時期我國基本完成工業化後，經濟增長率必然會降低。要合理把控進入中速經濟時期的具體時間和增長率，這一進程的提前或者是延後，關鍵是不能進一步損害能源資源環境。
第二，生態文明問題。作為“五位一體”重要組成部門的生態文明，其建設關鍵是靠制度。生態文明制度是改變以GDP論英雄現象的一個重要手段。有了生態文明制度，地方政府對於GDP增長的追求就多了一個重大約束因素。客觀地講，現階段我國的生態文明制度只能説剛剛有了概念性的認識，剛剛進入探索階段。要加快制度建設，不能因為存在某些阻力，就滯步不前。
第三，産業的轉型升級。GDP的高增長主要依賴的是工業的高增長。對於産能過剩的行業，特別是高污染、高能耗、以及對環境損害較大的重化工業必須進行淘汰。同時，應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産業，作為接續或替代産業。從各産業內部來講，必須加快縱深化發展的進程，提高全球價值鏈分工的位置，迫使産業的轉型升級成為地方政府的內生理念。
第四，區域的協調發展。從市場化意義上來講，工業的高增長，特別是重化工業的快速發展，以及主體功能區戰略的滯後，是區域差距不斷擴大的重要因素。在大家都大力發展重化工業的情況下，主體功能區戰略和政策的非均衡推動，即産業政策往往快於轉移支付政策，必然對一部分地區形成限制，進而進一步拉大區域之間的協調發展的水準。這從社會、區域和國民的發展權來講，這是不公平的。怎麼樣彌補差距？首先要靠轉移支付，包括縱向的轉移支付和橫向的轉移支付。限制發展區在能源資源環境方面，為重點開發區提供了更大的空間，重點開發區或者經濟發達地區必須讓渡出自己的一部分發展成果，轉移給限制發展區和禁止發展區，實現區域的協調發展。同時，必須要建立轉移支付規模增長速度和全國GDP以及城鄉居民收入增長速度相協調、適應機制。其次，要在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基礎之上，實現更多的公共服務均等化，努力使不同區域之間的人民在更多公共服務領域進入一個大致合理均等空間。
中國網：如果經濟比較發達的區域不願意讓出自身利益，怎麼辦？
李江濤：靠強制性橫向轉移支付制度的建立。啟動橫向轉移支付的初期，可能能夠保證一定的利益均衡，但是下一步還有增長問題，因為在經過一段時期的發展之後，就會出現新一輪轉移支付水準差距的擴大，決不能允許轉移支付增長率長期低於差距擴大的增長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