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賓其人
劉江永
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教授，中日友好21世紀委員會中方委員。主要研究領域是國際關係，重點研究方向是日本及東亞地區。現兼任中國國際關係學會常務理事、教育部日本問題專家組成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亞非發展交流協會理事等職務。 [進入人物庫]
精彩瞬間
輿論坐標
以論對策
中日磋商機制是個積極的開端
建立起這樣一個綜合的涉海事務對話、磋商的平臺與窗口。這個磋商機制，對妥善處理中日間海洋方面的糾紛，防止突發事件是非常必要的。本次中日海洋安全保障的首輪磋商，核心問題是釣魚島主權問題，但並沒有達成共識。雙方有誠意坐下來談就好。第一次的會議不可能一蹴就地解決所有問題，而只是一個積極的開端，雙方都可進一步了解對方的立場。 [詳細]
要從大局著眼中日關係
總的趨勢來看，未來中日兩國友好合作是歷史必然，但是也有不確定性、脆弱性和不穩定性。21世紀乃至未來更長的時期，爭取通過國際合作實現可持續發展與可持續安全，是日兩國應該共同追求的重要國家利益，雙方在考慮和維護本國利益的同時應該看到和維護兩國及地區的共同利益。從現在中日兩國的年輕一代，對過去的歷史沒有任何責任，但是我們共同的責任就是汲取歷史教訓，面向未來，把中日關係引向健康發展軌道。 [詳細]
中日睦鄰友好需要兩國民眾共同努力
不惑之年的中日關係卻似乎處於某種病狀，病毒就來自日本右翼的那股邪氣，因而中日民間友好交往必須扶正壓邪。扶正，就要睦鄰有道、做人有德。中日兩國之間講戰略互惠關係，而中日民眾之間則更適合提倡友好交往、和諧友愛。中日之間不能只講利益，而不講道義與友好。友好，不一定總挂在口頭上，中日兩國民眾平時接觸交往相互尊重、禮貌待人、誠實守信、合作共事的自然狀態就很好,而真正的友好本身就是中日兩國共同的長遠利益。 [詳細]
文字直播
今年是中日恢復邦交正常化40週年，也是南京大屠殺75週年，但中日關係並沒有風平浪靜，在釣魚島、南海、新疆、南京大屠殺史實等問題上，仍然摩擦不斷。中國網觀點中國記者專訪了清華大學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中日友好21世紀委員會中方委員劉江永教授，對今年中日之間發生的這些問題進行深入解讀分析。
日本右翼支援熱比婭是干涉中國內政
觀點中國：5月14日，日本允許熱比婭在日本召開所謂“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第四屆代表大會，這些人不僅攻擊中國，竟然還前往靖國神社，參拜那些曾屠殺中國人民的戰犯。日本這種做法的目的何在？
劉江永：這次熱比婭在日本搞的活動，是日本在野的一個小黨“奮起日本”黨的代表平沼赳夫支援的。平沼赳夫是日本侵華戰爭期間日本首相、甲級戰犯平沼騏一郎的養子，他每年都帶頭參拜靖國神社。“奮起日本”黨提出的憲法大綱草案提出允許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平沼還是“日華（臺）議員懇談會”會長、“日華（臺）親善協會全國聯合會”會長，曾多次率領國會議員訪問台灣。這次他還從熱比婭手中接過10萬日元，捐給正在募款購買釣魚島的東京都政府。這是平沼赳夫與石原慎太郎聯手的舉動之一，而不是孤立的行為。
在日本，美化侵略歷史的右翼勢力與“台灣幫”是一夥人，長期以來一直相互利用。2008年以後的新變化，北京奧運會展現了中國大陸的成功，海峽兩岸實現和解。於是，日本右翼勢力開始加緊與“藏獨”、“東突獨”勢力的相互勾結。2008年6月，“世維會”在日本建立了據點“日本維吾爾協會”。他們知道中國的發展壯大難以阻擋，開始竭力利用中國的社會矛盾，聯合各種反政府、反社會勢力，以及民族分裂勢力，牽制、分裂、弱化、醜化中國，甚至有人把這些當做“工作”、“職業”在做。其中一些人揚言，中國亂了，日本就可軍事佔領釣魚島。
日本一位外交官曾對我説，在日本，政府不能禁止在野黨組織的反政府集會，政府和執政黨要員能做到的是不會見熱比婭。有人擔心，一旦自民黨上臺，這個問題將更難辦。因為自民黨成立起“日本維吾爾國會議員聯盟”，古屋圭司任會長。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等46名自民黨議員還向中國駐日本大使程永華聯名提出抗議信，指責中方勸阻日本國會議員不參與熱比婭舉的活動是“干涉日本內政”。
這完全是干涉中國內政的日本政客在倒打一耙。作為日本前政要和現議員，支援、聲援、參與熱比婭在日本從事分裂、攻擊中國的反華政治活動，嚴重損害中國的核心利益，這才是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 記者/毅 鷗 楊公振（實習）
河村隆之對“南京大屠殺”史實態度有兩面性
觀點中國：日本共同社5月19日報道，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當天出席了該市舉辦的公開討論會。其在題為“通過自由討論探明‘南京’真相”的會議上致辭稱“中國和日本都應該自由討論”。如何看待河村隆之的這個觀點？
劉江永：河村隆之的根本目的在於借這個話題宣傳他關於否認南京大屠殺一些看法和言論。南京大屠殺是血寫的歷史事實，不是“自由討論”可以改變的。如果日方願意為南京大屠殺這個歷史事實提供更多罪證，進行徹底反省歷史的自由討論當然可以；但如果討論的目的只不過是以“自由討論”為藉口，進一步否認南京大屠殺歷史事實的話，對中日關係傷害是很大的。
觀點中國：在這個公開討論會上，河村隆之也談到，如果南京大屠殺是事實，那麼日本人怎樣向中國人道歉都不夠，不可被寬恕。他認為，在此基礎上，可以“自由討論”。如何理解他的這種態度？
劉江永：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覺得河村有其兩面性：第一，他對南京大屠殺歷史事實確實是有錯誤認識；第二，他的妄語受到日本國內外的抗議和批判，並嚴重損害了名古屋市同南京市的交往，內心很糾結。
他的錯誤認識不是一天兩天形成的。在日本，右翼勢力長期以來一直把否認南京大屠殺作為篡改侵華歷史的一個最重要的問題。他們的邏輯和目的是：如果南京大屠殺被否認，東京審判的結論便會被推翻，也就不存在甲級戰犯，天皇和首相就可以參拜靖國神社。其次，他們從右翼反共立場出發，散佈中國譴責南京大屠殺，是“為了對日本打歷史牌”，“鞏固中共政權”，“使日本永遠抬不起頭來”。這種挑撥離間的説法，在佛門屬於十惡不赦之兩惡：“妄語”和“兩舌（離間語）”。
其實，當年南京有30多萬中國人遭到殘殺的事實，最初並不是由中國共産黨和新中國政府認定的。南京大屠殺事件發生在1937年12月國民黨政府統治之下的中國首都南京。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政府對製造南京大屠殺的日本戰犯進行了審判。1947年，南京大屠殺要犯之一、侵華日軍陸軍中將谷壽夫也是從日本押解到南京，由國民黨南京軍事法庭審判槍決的。1945年12月13日國民黨機關報《中央日報》曾發表社論指出，不包括被日軍屠殺、拋屍在長江中者、以及自行掩埋者，只是當時的紅十字會和崇善堂兩個團體所掩埋的屍體就有155338具，因而合計起來必然是更較25萬人為多。該報當天登在記者邵慎之的調查稱，至少有25萬人在陸上被殺害，10萬人在江中直接或間接被殺害。同時，該報社論強調，提起這件事情並不是要對日本人尋仇，而是希望日本不要重犯歷史錯誤。中國在日本投降後並不對日本一般士兵及人民實行報復的手段，是中國人民愛和平講仁義的天性使然。中國沒有割取日本領土的野心，但希望日本不再輕啟戰釁。
儘管如此，日本右翼勢力還編造出種種似是而非的所謂“細節”來否認南京大屠殺史實。例如，日本一些右翼分子反駁説，南京當時人口一共才有20萬，怎麼能殺了30萬人呢？這聽上去似乎很符合邏輯，但事實上1937年3月南京大屠殺之前，南京市有100多萬人口，而同年12月發生南京大屠殺後，據1938年2月末日本在南京特務機關估計的南京人口才是約20萬人。也就是説，日本右翼是把南京大屠殺之前與之後的南京人口數量做了混淆。這顯然是自欺欺人，歪曲歷史。另外，當時在南京有個“國際安全區”，那裏的人數大約有20萬。於是，日本右翼又把“國際安全區”的人數説成整個南京市的人口數量。上述偷換概念的説法在日本社會有較大欺騙性。河村隆之就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下，所以他似乎並不了解南京大屠殺的歷史真相。
河村對這一問題的看法主要來自其父的口述及不日本右翼的思維邏輯。根據河村的口述判斷，當時他父親不一定直接參與了南京大屠殺。日本投降後，他父親放下武器並受到了中方優待俘虜。按道理説，河村應該用報恩、感恩的心態看待中國。但是他沒有，他認為如果真有南京大屠殺，當時他父親是不會被善待的。因為日本軍國主義教育是要為天皇盡忠，如果成了俘虜還不如一條狗，會被殺掉，所以不如自己了斷，剖腹自殺，魂歸靖國神社。當時日本軍人對待戰俘也是任意虐待宰割的。因而河村認定，如果真有南京大屠殺，日本俘虜就不會得到中國人的寬待。從某種意義上講，他既是日本右翼錯誤歷史觀、戰爭觀的傳播者，也是其受害者。
觀點中國：基於河村隆之的這種“兩面性”，我們該如何對應？
劉江永：中國有句俗話叫“牛不喝水強按頭”，我認為，解決思想認識的問題不能靠這個辦法，而要根據日本人的民族特性，以情感人、以理服人，有針對性地、宜細不宜粗地加以説明。當年一些日本戰犯都被教育改造成為新人，今天日本的一些右翼或“鬼子二代”也不是鐵板一塊。舉個例子，參與創建新中國空軍的林彌一郎（已故）、筒井重雄等人有些是日本關東軍的王牌飛行員，被俘後受到優待政策的感召，成為東北老航校的骨幹。還有，日本已故眾議院議長櫻內義雄也曾是個“鬼子兵”，在湖北負傷後被中國農民救活，所以他生前一直把對方送的棉背心當成“傳家寶”珍藏，並積極推進日中友好合作。今年是中日民間友好交流年，人與人的交往是非常重要的。現在的問題是河村作為名古屋市長自己把同中方交往的路堵死啦。怎麼辦？解鈴還須繫鈴人。怎麼解？現在最好是日本的日中友好團體或有識之士發揮作用，直接對河村講述南京大屠殺的歷史事實和當年中日兩國戰俘政策的根本不同。然後，再由河村先生自己決定怎樣才能得到南京政府和人民的寬恕。
觀點中國：那麼我們應該如何去對待過去發生的歷史事實？
劉江永：對於中日兩國的歷史，既要了解日本侵華戰爭的不幸歷史，也要了解中日兩千多年大體上友好交往的歷史，以及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中日關係的歷程，這樣才是全面的、客觀的認識歷史。其中有許多可歌可泣、發人深省的故事。一些影視作品也可以從這個角度思考創作題材。
我們強調要正視南京大屠殺的歷史事實，就是要讓中日兩國的子孫後代都了解和正確認識這一段不幸的歷史，更加珍惜今天和未來的和平與友好。今天的日本人對過去的歷史沒有責任，但對未來的歷史必須有責任感。正視和正確對待歷史是中日兩國真正友好的根基。日本一些友好人士也表示，到南京去了解歷史是日中友好的起點；還有人主張日本首相應該到南京、重慶去開展“獻花外交”。
中日友好教育很重要的一條就是“以史為鑒，面向未來”，這是中國政府的一貫立場。但是，日本右翼勢力則對中國的愛國主義教育進行曲解，甚至有意的歪曲為“反日教育”。其中的原因之一是，日本在二戰期間提倡的“愛國心”教育就是軍國主義教育、反共蔑華教育，所以至今仍在以己度人。
如今，日軍南京大屠殺已經過去快75年了，這是一個歷史留下的傷疤，中國人不願意揭開自己的傷疤，因為揭開它會很痛，有時會疼在骨頭裏。但是，日本右翼勢力偏偏要在南京大屠殺的歷史傷疤上挑釁、刺激中國，就如同揭開傷疤再往上撒鹽，這是極端錯誤的、非人道的、是在精神上對中國人民的再度加害。
河村隆之提出“自由討論”，表面上看是提倡自由，其實不然。長期以來，正是由於日本右翼勢力利用所謂“言論自由”而不斷否認南京大屠殺，在日本已經形成日本政要不能自由訪問、參觀“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社會政治氣氛。日本右翼勢力甚至要求禁止學生的修學旅行到南京去參觀。連到出事現場參觀的自由都沒有，又憑什麼自由討論呢？因此，河村先生在發表看法之前應該親自前往參觀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否則，從日本神道角度講，如果不到南京去慰靈，作為日本人內心將用永無寧日。
對於日本右翼或有近似思想的人，我們也可以通過交往使他們在認識上産生某種平衡感。要讓他們感到在歷史問題上大放厥詞是很無知的、不道德的行為，我們自己首先要認真學習和了解那段歷史，並向對方做説明。河村近日的發言表明他自己感到心虛。
觀點中國：何以見得他們是心虛的？
劉江永：從河村這次發言內容來看有些微妙的變化，現在內心似乎很矛盾。估計日本一些人也會告訴他，南京大屠殺不容否認，只是在具體傷亡人數方面與中方看法不一。所以他現在説，如果南京大屠殺是事實，那麼日本人怎樣向中國人道歉都不夠，不可被寬恕。其中或許既有懺悔之意，也有與南京修復關係之心，是在給自己找臺階下。其實，河村應該很好地深入理解他父親的話才是。他父親的話實際上是敘述了歷史的一個側面——戰爭結束了，中國人待他不錯，言外之意是兩國應該友好相處而不能讓歷史重演。總之，河村作為名古屋市長應該到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去負荊請罪並引以為戒，拿出行動來促進中日民族和解。只恐怕他沒有勇氣，而且日本右翼勢力或許也沒有給他這個自由。
石原“買島”旨在給日本政府施壓
觀點中國：最近，另一個右翼分子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也在大放厥詞，他前段時間提出購買釣魚島的計劃，目前據日本媒體報道，已經為此籌得了近五億日元的款項，他近日還稱，預計明年四月份取得釣魚島的“所有權”。為什麼會預計明年四月份取得釣魚島“所有權”，而不是現在？
劉江永：石原所謂“買島”要爭取在明年四五月份實現，言外之意就是購買釣魚島的計劃今年內不可能實現。因為從2002年起，日本政府就每年出資2000多萬日元“租借”這些島嶼，2012年3月至明年3月財政年度的費用已經支付完畢，東京都不今年根本可能買島。
觀點中國：那他今年提出購買釣魚島的動機是什麼？
劉江永：他的動機之一是出於破壞中日關係，破壞中日邦交40週年兩國改善關係的進程和兩國民間友好交往。這毫不奇怪。石原今年這麼折騰就是考慮今年是中日邦交40週年的特殊年份。實際上，他十多年前就提出過這樣的想法，在日本國內沒人理他，所以他跑到美國去造勢，企圖製造更大國際的輿論，自我炒作。他明知達不到買島目的還要這麼折騰，就是為使中日兩國領導人在釣魚島問題上針鋒相對，兩國國民也為此而彼此對立。
首先，據了解石原慎太郎的日本人説，這個人對中國的偏見是近乎于種族主義。石原慎太郎不管是對朝鮮人、南韓人、中國人、琉球人甚至包括日本的部落民（曾經生活在下層的社會群體），都非常歧視。他有一種居高臨下的政治立場，認為大和民族是最優秀的，代表了一種極端的民族主義傾向。他鼓動“買島”，其實自己也知道買不成，目的是想迫使日本政府買島，對抗中國。
其次，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石原就和一些日本右翼的國會議員組織了一個右翼反華組織，叫“青嵐會”。石原曾任“青嵐會”的幹事長，他們的目的就是反對中日邦交正常化，表面上是所謂“親臺”，實際上是支援“台獨”，造成台灣與大陸長久分裂的固定化。“青嵐會”早已散夥，其中一部分成員已經過世或離開了政壇，個別人早就棄暗投明，成為對華友好人士。那麼，在中日邦交40週年的時候，年近8旬的石原慎太郎回想起自己當年如何反對中日邦交正常化卻沒有得逞，這種火憋到現在了是可以想像的。
石原的另一個動機就是，借機建立未來的右翼政權。目前日本政局正醞釀著重大的變動。從這幾年日本政局的發展情況來看有兩個特點：第一個，就是政局不穩定，經常更換首相，有時候一年多就更換一次；第二，日本政壇出現政治右傾化趨勢。日本一些保守勢力當中的鷹派或者立場偏右的人比過去更得意，有時候還掌握了權力中樞，比如説在小泉純一郎執政期間。安倍晉三等人與小泉的思想體系是一樣的。他們代表了日本社會上一股政治思潮，否認侵華歷史罪行，要求修改日本憲法；在軍事安全方面，對中國採取強硬政策，主張依靠美國並聯合澳大利亞、印度、南韓、東盟及南太平洋島國等等，對中國加以牽制。現在的民主黨政府實際上繼承了安倍內閣在這方面的政策。
從以上兩個特點來看，日本又到了一個重要的十字路口，就是日本究竟走向何方？日本民主黨在2009年執政後，在中日關係問題上，第一缺乏經驗；第二過度強調日本所謂的國家利益，導致中日關係在釣魚島“撞船事件”後又出現波折。目前民主黨內部矛盾尖銳，野田內閣支援率低迷，而在野的自民黨支援率也不高。石原慎太郎就是想借機利用日本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和政治右傾化，推出一個新的黨，即所謂“石原新黨”，再聯合“奮起日本”代表平沼赳夫和一些右翼地方勢力，爭取贏得未來的日本大選。那麼，日本將來就可能形成以對華強硬勢力為主導的國會，甚至建立日本右翼的中央政府。屆時，他才可能真正實現日本政府買島的目的。通常領土主權問題最容易形成民族認同。石原鼓動“買島”，實際上彰顯自身存在，煽動日本的民族主義，加劇“厭華”的社會心理。在這樣的社會政治氣氛下，目前野田內閣成員在釣魚島問題上就只能一味強硬。因為一旦選舉，誰對中國態度強硬就很可能當選。
觀點中國：我們應該如何認識他的這種動機？
劉江永：當然，這並不是我們希望看到的，因為它是很危險的。我們必須注意到前所未有的“網路時代日本政治右傾化”對中日關係的負面影響。
一方面，我們有些人在網路上的言論越極端，日本右翼勢力就越高興。這樣，他們就可以在日本宣傳“中國威脅論”，擴大對自己的支援。例如，日本右翼曾經把中國網上的部分極端言論翻譯成日文，刊登在日本的雜誌上。
另一方面，日本也有“網路右翼”，他們每天都在上網罵中國，其中不少人沒有固定職業，但有選舉權。石原慎太郎等右翼勢力不是執政黨，不是政府，所以破壞中日關係會肆無忌憚，更加不負責任。他們煽動日本的民意，就是要給日本政府施加壓力，從而誘導政府政策朝著對中國更加強硬的方向去運作，包括釣魚島及防衛問題都是這樣。這就會導致中日兩國關係中對抗性矛盾上升，而民間友好感情下降。
觀點中國：釣魚島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石原慎太郎提出的“購買釣魚島”的計劃合乎相關的法律規定嗎？
劉江永：石原“買島”完全是非法的、無效的。因為釣魚島列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因此，未經別國許可，一個國家的個人或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出資擅自購買本屬於別國的領土，在國際法上是根本不成立的。
日本明治政府于1885年所做三次秘密調查結果是，這些島嶼就是中國附有島名的釣魚島、黃尾嶼、赤尾嶼，而且注意到當時中國報章披露日本企圖佔領台灣東北島嶼而向清政府發出的警訊，因而未敢佔據。直到1894年日本發動甲午戰爭並利用獲勝之機，才于1895年1月《馬關條約》談判之前，不等與中方談判就秘而不宣地通過內閣決議把釣魚島劃入沖繩管轄範圍。
實際上，沖繩歷史上是琉球王國及明清時代中國的藩屬國，而不是日本的固有領土，更不用説釣魚島了。當年清政府曾對日本表示:琉球國“從古至今，自為一國”。況且琉球國認定的版圖也只有36島，根本不包括釣魚島列島。中琉兩國認定，彼此的海上邊界在中國的赤尾嶼與琉球的久米島之間的“黑水溝”。日本入侵琉球後，先把琉球國變成琉球藩，又在1879年把琉球藩改為沖繩縣。釣魚島早在明朝就已納入中國海防版圖以內，根本不是所謂“無主地”。日本明治政府併吞琉球後又得寸進尺地向台灣擴張，才導致釣魚島問題的發生。日本政府從來不敢宣稱沖繩自古以來就是日本的固有領土，卻把釣魚島説成是日本固有領土，這不是無稽之談嗎？
日本利用甲午戰爭竊取中國的釣魚島是不容置疑的歷史事實。在此之前約10年，日本實地調查後認定釣魚島是“無人島”，但中國已經命名，是可能跟中國發生爭議的島嶼，等於間接承認釣魚島並非“無主地”而是中國領土。當時日本正準備甲午戰爭，為防止“打草驚蛇”才沒敢動手。
就在甲午戰爭前兩個月，也就是1894年5月，日本政府再次讓沖繩地方政府調查，而沖繩縣知事給日本內務省的最終報告中稱，從1885年以後沒有再對這些島嶼進行過實地調查，所以提不出什麼新資料。最後還特意補充説明：“沒有佐證這些島嶼屬於日本的相關古代文件和口頭傳説，與這些島嶼相關的只是八重山的漁民有時渡海到那去捕魚狩獵。” 這就是甲午戰爭前日本所謂再三調查後的最終結論，其中根本沒有對這些島嶼是“無主地”的認定。
然而，僅半年之後，日本就發動甲午戰爭，把這些“無人島”説成“無主地”，予以吞併。這種依靠戰爭秘密佔領別國領土，並在事後編造佔領所謂“無主地”的做法根本就是非法的殖民主義侵略擴張行為。其後，日本又迫使清政府于1895年4月17日簽署《馬關條約》，把台灣及其所有附屬島嶼割讓給日本，從而在其後50年對臺殖民統治期間繼續霸佔釣魚島列島。
1945年日本投降的重要標誌是接受了《波斯坦公告》，而《波茨坦公告》第八條明確規定，根據《開羅宣言》日本必須把包括台灣等從中國竊取的領土歸還中國，其中當然釣魚島。不過，這些國際法文件並沒有規定沖繩脫離日本或由美國“託管”。美國利用1951年《舊金山和約》擅自以“託管”的形式佔領了沖繩，並把釣魚島包括在內。對此，周恩來外長于1950年、1951年兩次代表中國政府發表聲明，堅決反對美國的所謂“託管”，重申該和約是非法的、無效的。因此，日本以《舊金山和約》為依據主張擁有釣魚島的國際法前提根本就不存在。從國際法常識看，中國的固有領土怎麼能用一個沒有中國參與、遭到中國一貫反對的條約作“依據”，從中國版圖上分割出去呢？
1969年正值中蘇關係緊張之際，日本派員擅自登上釣魚島，塗抹掉中國人留下的標語，並加緊對釣魚島海域石油等海底資源調查。1970年12月《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指出，釣魚島、黃尾嶼、赤尾嶼、南小島、北小島等島嶼，和台灣一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相關海底資源決不允許他人染指。1971年6月，美國和日本達成“歸還沖繩協議”，把沖繩主權交給日本，並把釣魚島列島以劃經緯線的方式劃歸沖繩行政管轄。這激起中國海峽兩岸和世界華人華僑強烈反對。在這一背景下，美國政府表示，有關這些島嶼交給日本的是行政管轄權，而有關這些島嶼的主權則可以由有關各方協商解決。美國的這一立場至今未變。
日本明治政府竊取釣魚島後，于1896年租借給古賀辰四郎家族開發30年。古賀辰四郎自稱是1884年最先發現釣魚島的，但這距離中國1403年就作為海上航標記載了釣魚嶼相差了近500年。古賀辰四郎去世後，他的兒子古賀善次購買下這些島嶼繼續開發，後因二戰爆發而撤出。古賀家族衰落後，與1978年把這個島嶼轉讓給了栗原國起家族。2002年小泉純一郎執政期間，日本政府開始每年出資出2000多萬日元從所謂的“島主”那把釣魚島、南小島、北小島“租借”下來，加以“管理”。
對此，中國政府曾向日方提出過嚴重交涉，指出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日方對這些島嶼採取的任何單方面行動都是無效的。日方對中方的解釋則是，此舉是為防止有人擅自登島給中日關係帶來麻煩，日本政府不批准日本人登島。
實際上，1997年日本國會議員西村真悟登過島，石原慎太郎也曾前往為其助威。2012年1月石垣市4名議員又登上釣魚島。日本海上保安廳雖未管住，但並未改變成規。石原“買島”就是想達到兩個目：第一，給日本政府施加壓力，迫使日本政府一次性買斷釣魚島；第二，就是使政府收回成命，同意他們登島，實現所謂島上“有人化”和經濟開發。
據報道，截至今年5月18日，石原設立的“購島募捐計劃”得到8億日元捐款，但他不可能實現買島計劃。目前，有124個席位的東京都議會只有7人表示支援石原。而最根本的問題在於，根據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接受的《波茨坦公告》，日本必須把從中國竊取的台灣及其所有附屬島嶼歸還中國，釣魚島也不例外。也就是説，無論日本政府還是個人對釣魚島列島的所謂“租借”或佔有都是違反《波茨坦公告》的非法行為。今後無論石原慎太郎怎麼折騰也都是非法的、無效的。即便他湊足款項並宣稱“購島成功”，也只不過是把一大筆募捐款撥到一個虛擬“島主”賬戶上而已，這無非是一場政治鬧劇。
觀點中國：歷史上釣魚島的命運非常曲折，其中有什麼規律性的東西？
劉江永：或許是有的。它與中國的興衰強弱及日本對外擴張的成敗密切相關。從歷史上看，釣魚島被竊取是日本吞併琉球王國後對外擴張的延續和甲午戰爭的直接後果，最早可以間接地追溯到16世紀末豐臣秀吉對外侵略擴張。豐臣秀吉統一日本後，首先於1592年、1597年兩次率大軍入侵朝鮮，目的是佔領中國，定都于北京，但都被朝鮮和明朝聯軍打敗。當時明朝比較強大，不僅保住了自己的疆土，而且保護了鄰國朝鮮和琉球王國。
豐臣亡後，在德川幕府縱容下，豐臣秀吉侵朝的第四軍頭領、離琉球國最近的薩摩藩（鹿兒島縣）的島津家久便把擴張矛頭轉向了琉球。1609年，薩摩軍隊入侵琉球，俘虜國王尚寧至薩摩3年多，迫使琉球投降。但當時日本畏懼明朝的強大而沒敢吞併琉球，表面上仍承認琉球的獨立地位和中國的冊封，暗中則迫使琉球向日本朝貢，從而使琉球成為中日兩國的藩屬國，這種“兩屬”狀態持續了約兩百多年。
中日力量對比大逆轉發生在1840年鴉片戰爭至1868年明治維新這一代人。中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遭到帝國主義列強瓜分；日本則“脫亞入歐”，走上帝國主義道路。中國到了晚清越來越弱，不僅再也無力保護鄰國，且自身難保。
1871年俄羅斯入侵新疆伊犁地區，日本則趁機從海上染指琉球及中國的台灣。同年，日本以八重山、宮古50多人在台灣被殺事件向清政府施壓，1873年又利用小田縣(今岡山縣)日本人在臺被殺事件問罪。正當清廷內部圍繞海防對日還是塞防抗餓爭執不下時，日本于1874年2月首次派兵入侵台灣，迫使清政府于同年10月簽署《北京專約》。該專約竟稱，日本出兵“原為保民義舉，中國不指以為不是”，並對日賠償50萬兩白銀，換取日軍撤軍。
實際上，當時清政府所謂“保民”並不是指琉球人，1873年被殺的日本漂流民，但日本把兩者混在一起，強調清政府既然承認了日本是“保民義舉”，那八重山的居民就是日本屬民。此舉，使日本取得了對琉球的統治地位。從此，琉球國變為日本的琉球藩，不再接受中國冊封，喪失了獨立國家的地位。
1879年日本又把琉球藩改為沖繩縣。為減少來自中國的阻力，日本最初提出將八重山群島劃歸中國，而琉球的其他部分均劃歸日本。晚清政府只好托美國前總統格蘭特與日方調停，希望保留那霸琉球王國的存在，但遭到日方拒絕。不僅如此，5年後，即1884年日本不僅獨霸琉球，而且盯上了釣魚島。
1895年調查釣魚島後擔心與中國發生衝突而暫緩霸佔，因日本尚未做好同中國的北洋水師一決雌雄的準備。但與此同時，日本向中國派遣了不少軍事間諜，于1887年制定了對華作戰的五年擴軍計劃。該計劃于1892年完成後，日本于1894年發動了甲午戰爭。甲午戰爭中國一敗，朝鮮被日本霸佔，釣魚島被竊取，台灣被全部割走，至此當年豐臣秀吉的夙願可以説實現了一半。
其後，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就是要推翻腐敗無能的清政府，振興中華，建立共和。而其後，日本軍國主義則發動“九一八事變”， 利用滿漢矛盾，在東北扶植起“滿洲國”，先分裂中國，再于1937年發動全面侵華戰爭。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後，琉球被美軍佔領託管了約20年。中國則因國共分裂，打內戰，海峽天隔一方，作為二戰的戰勝國卻大而不強、勝而未統，沒能實際控制釣魚島。20世紀60年代，中國大陸陷入“文革”內亂，日本則在美國扶植下崛起為西方第二經濟大國。1969年中蘇發生邊界衝突，日本人便乘機登島，把原來中國人留下標語等痕跡清除，立下釣魚島歸八重山石原市所屬標樁。
由此可見，釣魚島雖小，但這些島嶼的命運的確跟中國的興衰關係密切。從1592年豐臣秀吉入侵朝鮮以來420年的歷史看，日本對外擴張的線路始終是在向西進攻朝鮮半島與順琉球南下而直搗台灣島這兩個方向展開。歷史上，日本一直在這兩個戰略方向來回尋找突破的戰機，好似拳擊手不斷揮出左右兩拳，從未止息，步步為營，而對手和目標一直鎖定中國大陸。
戰後日本走和平發展道路，如今中日兩國邦交正常化40年了，但日本右翼勢力的戰略思維中仍殘存著豐臣秀吉、佐藤信淵、吉田松陰等人思想的DNA。至今，日本部分人仍在利用朝鮮半島和台灣海峽分裂局面而採取損鄰利己的政策。日本右翼勢力就是企圖把中國搞亂、搞垮，以利其趁虛而入。他們現在鼓動“買島”，將來就可能要求軍事佔領或者軍事利用這些島嶼，而日本下次真正“出招兒”一定會在中國在國內外遇到較大麻煩的時候。明白了這一點，中國應該怎麼做便不言自明瞭。
衝之鳥礁變島意在獨佔國際資源
觀點中國：4月27日，聯合國大陸架委員會對日本關於大陸架延伸申請作出了建議，5月15日晚，聯合國大陸架界限委員會發表主席聲明，表示日本依據衝之鳥礁主張的外大陸架沒有獲得委員會的認可。為什麼日本一直熱衷於把衝之鳥礁變成島？
劉江永：衝之鳥礁距離東京約1740公里，本來只是兩個小礁石，只能露出水面十幾公分，有時候漲潮就淹沒了。日本之所以要通過把這個岩礁加固，使它形成一個“島”，目的在於儘量使衝之鳥礁符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島嶼制度中關於“島嶼”的定義。借此定義，以衝之鳥礁為基點，劃半徑為200海裏，直徑為400海裏的所謂的“專屬經濟區”。
不僅如此，日本還要以衝之鳥礁為基點劃大陸架。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規定，如果海洋水深是在2500米以上，大陸架可以在200海裏的基礎上再向外延伸150海裏。也就是説，可以在領海基線向外延長350海裏。那麼，如果把衝之鳥礁變成島，就可以利用所謂的“國際規則”來劃定半徑350海裏，直徑700海裏這麼大面積的大陸架，換句話説，衝之鳥礁這麼一個過去不足十平方米、漲潮時才能露出水面幾十公分的地方，如果變成“島”，日本就可以謀求劃直徑將近1300公里的大陸架，以及直徑超過740公里的專屬經濟區。這是很讓人吃驚的。
觀點中國：這麼大面積的大陸架及專屬經濟區對日本來説意味著什麼？
劉江永：如果這樣的話，這個範圍的水域的所有水中的生物、植物，如魚類、藻類等，以及海底的底土資源，包括油氣、稀有金屬、可燃冰等所有這些資源都歸日本獨享。其他國家沒有日本的允許不得在這一海域進行科考、捕魚作業以及資源能源的開採。
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島嶼的領海、毗連區、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應按照本公約適用於其他陸地領土的規定加以確定。那麼，大陸沿岸國可以向外劃200海裏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大陸架最遠不得超過350海裏，而以海島為基點劃界則以上的距離就變為半徑，如果以直徑計算實際上等於要比沿岸國大陸架和專屬經濟區的外延距離擴大了一倍。
因此，按日本的訴求，就等於用一個在海中時起時伏的岩礁，劃了直徑接近從北京到上海這麼遠距離的一個圓形的大陸架範圍。這種“國際規則”説明《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本身是有瑕疵的，存在值得商榷的不合理問題。日本就是要利用這一點建島圈海。如果其達到目的，結果必然是把國際公海、國際資源據為一國私利。
觀點中國：這會給其他國家帶來怎樣的損失？
劉江永：其實，衝之鳥礁是日本的，跟中國沒有領土主權爭議。問題就在於，以衝之鳥礁為基點劃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不只是日本和中國、南韓的矛盾，而牽扯到日本和整個國際社會的矛盾。因為把衝之鳥礁變成島之後，就等於把大面積的公海劃成了日本自己獨佔的所謂的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這實際上是完全違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
觀點中國：違反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哪些規定？
劉江永：《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第121條島嶼制度規定，“島嶼”的定義是指“四面環水並在高潮時高於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陸地區域”；“不能維持人類居住或其本身的經濟生活的岩礁，不應有專屬經濟區或大陸架”。第60條第8款規定：“人工島嶼、設施和結構不具有島嶼地位。它們沒有自己的領海，其存在也不影響領海、專屬經濟區或大陸架界限的劃定。”
日本的做法是在原有的礁盤基礎上，用鋼筋水泥堆了一個大約50多平米、露出海面大概1.5米高人工島，並在周圍種植了珊瑚礁。日本的目的就是等過一段時間通過加固珊瑚礁“長”出一個島來。但是，對照上述《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規定，衝之鳥礁不能供人類居住，也無法維持經濟生活，設定大陸架沒有任何根據，而人工島也不具備劃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的資格。
觀點中國：現在聯合國大陸架界限委員會是怎麼認定的？
劉江永：迄今，聯合國大陸架界限委員會尚未正式公佈結果。現在不僅是中日雙方各執一詞，連南韓也認為日方的説法沒有根據。日方向聯合國大陸架界限委員會申索的大陸架有70多萬平方公里，實際上獲批的只有31萬平方公里。批准的是在衝之鳥礁北面、大東島東面、四國南面的那一部分。我估計批准的根據有兩個：一是從四國盆地延伸出的部分大陸架；二是在沖繩東邊有個不少人居住的大東群島，可以據此向外延伸劃大陸架。
也就是説，聯合國機構批准的其實並不是以衝之鳥礁為基點劃的，日本申索的南太平洋大陸架延伸並未得到認可。但是，日本發出的資訊則是，聯合國大陸架界限委員會批准了以衝之鳥礁基點劃大陸架。從實際上情況看並不是這樣。就連日本政府相關人士也不得不承認，通知中並未具體寫明“衝之鳥島是日本的大陸架定點”。總之，聯合國大陸架界限委員會今年6月一公佈結果就明白了。
中日磋商機制是個積極的開端
觀點中國：5月15日、16日，中日兩國在杭州舉行了海洋安全保障的首輪磋商機制。您覺得這個磋商機制的意義何在？
劉江永：這是中日之間事務級別的務實對話磋商機制，很重要。首先這個磋商機制是在中日兩國關係由於釣魚島“撞船事件”惡化，兩國民眾對妥善處理類似問題抱有越來越高的期待值的背景下舉行的。去年野田佳彥首相訪華時，和溫家寶總理會談當中達成了要進行海洋磋商的共識。這是中日之間包括外交、防務、公安、交通、海監、能源、農業、水産等兩國涉海各單位，第一次建立起這樣一個綜合的涉海事務對話、磋商的平臺與窗口。這個磋商機制，對妥善處理中日間海洋方面的糾紛，防止突發事件是非常必要的。
觀點中國：中日海洋安全保障的首輪磋商機制，核心問題就是釣魚島主權問題，但並沒有達成共識，如何看待這樣的結果？劉江永：雙方有誠意坐下來談就好。第一次的會議不可能一蹴就地解決所有問題，而只是一個積極的開端，雙方都可進一步了解對方的立場，明年還將在日本舉行第二次會議。
有關釣魚島領土主權的問題是一個關鍵問題，是繞不開的。中方主張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這是不容置疑的；而日方稱“尖閣列島”（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是日本固有領土，不存在領土爭議。但是，從客觀上看，中日兩國圍繞釣魚島主權的爭議就擺在那。日方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多少道理好講，只是強調並強化其對這些島嶼的所謂“實際控制”，並把這些島嶼作為劃定日本大陸架和海洋專屬經濟區的基點。這是中方絕不接受，堅決反對的。中國的海監船、漁政船也會繼續到釣魚島海域巡邏、執法。
在這種情況下，採取什麼方式來避免發生不測事件，以及防止局部問題進一步升溫影響兩國關係大局等，就是難以回避的問題了。包括相關海域捕魚作業，以及雙方船隻的管理等應該如何處理等等，今後也可能進一步討論。
其實，有些問題在中日之間的漁業協定中是有規定的。例如，中日雙方在暫定措施水域不對從事漁業活動的締約另一方國民及漁船採取管理和其他措施。締約一方發現締約另一方國民及漁船違反相關規定時，可就事實提醒該國民及漁船注意，並將事實及有關情況通報締約另一方。締約另一方應在尊重該方的通報並採取必要措施後將結果通報該方。中日漁業協定的暫定措施水域雖然沒有把釣魚島附近海域劃進來，但漁業協定的法制精神應該得到尊重。日方在中國的釣魚島海域按國內法對中國漁船採取扣船抓人的做法，既不符合國際法基本原則，也不符合中日漁業協定的處理方式。
日本“援助”菲律賓為舒緩自身壓力
觀點中國：菲律賓高官5月18日透露，菲律賓將從日本獲得10艘全新的巡邏船隻，以提高菲律賓在南海的“領土防衛”能力，日本“援助”菲律賓的目的何在？是否違反日本《禁止武器出口三原則》的規定？
劉江永：在二戰時期，日本曾經入侵過南沙。日本戰敗投降後只是説放棄了南沙、西沙、東沙，所以日本在南海島嶼主權問題上自稱沒有資格表態。但是，近年來，日本明顯加大了在南海的介入力度。比如向越南增加政府開發援助 (ODA)，向菲律賓提供巡邏艇。
日本向菲律賓提供巡邏艇的目的就是支援、鼓勵菲律賓政府在島嶼爭端問題上對抗中國。這會讓菲律賓誤判形勢，在黃岩島問題上採取更強烈的立場，撞擊中國底線，從而牽制中國的海上力量，舒緩中國在釣魚島和在東海對日本的壓力。
主要涉及到兩個問題：第一，日本向菲律賓提供ODA，菲律賓馬上就能得到。第二，這種做法違反了日本在1967年提出的《禁止武器出口三原則》的規定。這是日本戰後所謂走“和平發展”道路非常重要的原則之一，但是去年釣魚島撞船事件發生後，日本政府開始考慮修訂“三原則”了。
這個“三原則”當中的第一條，不向共産圈國家出口武器；第二條，不向聯合國禁區的國家出口武器；第三條，不向發生衝突或可能發生衝突的國家出口武器。2006年6月，小泉內閣曾決定放寬《武器出口三原則》，利用政府開發援助（ODA）向印尼提供3艘武裝巡邏艇。這是日本首次利用政府開發援助向外國提供武器。如今，日本明知菲律賓是可能同中國發生衝突的國家，卻偏偏利用ODA向菲提供巡邏艇，這是首次徹底打破《禁止武器出口三原則》，針對中國介入南海爭議的危險舉動。其結果只能助長菲律賓的非理性政策選擇，加劇緊張局勢。
觀點中國：日本使想讓菲律賓以為自己的“後臺”非常強大。
劉江永：是的，菲律賓也一定會高調炫耀，自我壯膽。今後，菲律賓的一些軍事基地也會向美國和日本開放，這等於是引狼入室。菲律賓的老百姓非常反感，但菲律賓當局為了跟中國叫板則要主動拉美日做靠山。菲律賓可能認為，中國目前還是欲強未強、大而不強的時候，將來中國更加強大了，有更多的航母該怎麼辦？所以菲政府認為，現在美國宣佈重返亞洲，日本跟中國在釣魚島問題上有這麼大的爭議，對菲律賓來講是一個不能喪失的機遇。因此，我們看到，正是在日本決定對菲出售巡邏艇，美國做出安全承諾以後，今年菲律賓對中國的態度尤其強硬，針對中國充當了美日代理人的角色。
但是，這種戰略誤判是非常短視的，純屬狐假虎威、乘人之危的機會主義，一旦誤判形勢，後果將不堪設想。我相信，只要拿出誠意和智慧，進行深入的溝通與對話，中菲之間的黃岩島之爭遲早能夠找到妥善解決的辦法的。
5月26日第六屆日本和太平洋島國論壇首腦會議通過一項聯合宣言，強調《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重要性，維護包括“確保公海航行自由在內的海洋秩序”，加強安全合作。這很像是按美國最近的調子在起舞，反映出日本強化與太平洋島國戰略聯手的意向。中國沒有影響任何國家在公海的航行自由，同時也希望中國在公海的航行自由得到尊重和保障。
中日兩國根本利益是和平發展
觀點中國：從大局出發，我們應該怎麼去看待中日關係？
劉江永：從總體上講，中日關係是由時代大背景、國際戰略環境、中日兩國力量對比、日本的國家走向、中日雙方的根本利益，以及兩國領導人和決策者，還有一般公眾對國家利益的認知等幾方面因素相互作用決定的。
第一，從時代大背景和兩國力量對比看，日本難以復活軍國主義。現在不是殖民主義時代，也不是帝國主義時代，中國在不斷發展壯大，早已不是當年的晚清帝國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日本再想像甲午戰爭或盧溝橋事變那樣對中國採取軍國主義入侵，是不可能的。
第二，從整個國際環境來看，中日合則兩利，都則俱損。包括美國在內，也是要避免跟中國正面相撞的，在如今經濟全球化不斷發展的情況下，國家和國家之間相互依存關係在空前加深。中日之間除了有領土及海洋權益爭議以外，還有很多的相互合作與交往。比如説，中國現在每年到日本去的遊客差不多160萬人次，日本到中國的遊客也有300多萬人次。中日韓自貿區談判正式啟動，中日將實現貨幣直接兌換，兩國經貿、金融合作將繼續深化。
第三，從中日關係及日本未來發展走向看，只要日本繼續走和平發展道路，中日關係就大局可穩。如果日本脫離和平發展道路，特別是對中國採取一種霸權主義政策，或者依靠日美同盟把中國視為威脅，採取敵對政策，儘管日本未必能全面復活軍國主義，但這種政策本身也會引發中日之間嚴重的對抗。從這個意義上講，日本國內政局及政治思潮的發展還充滿不確定性、不穩定性，值得關注。
第四，中日兩國的根本利益是和平發展。21世紀乃至未來更長的時期，爭取通過國際合作實現可持續發展與可持續安全，是中日兩國應該共同追求的重要國家利益。只有和平發展，國家的生存與安全才能得到保障，才能發展與繁榮，這是兩國的根本利益，雙方在考慮和維護本國利益的同時應該看到和維護兩國及地區的共同利益。在維護本國國家利益時，也要分清什麼是現實利益、根本利益、局部利益、全局利益、眼前利益、長遠利益、重要利益、核心利益等，以及上述利益在一定條件下可能會發生的變化，需從戰略全局出發通盤考慮。
第五，中日能否把戰略互惠關係落實在釣魚島等兩國之間的敏感問是關鍵。如上所述，釣魚島問題是涉及到中日兩國歷史舊怨、民族感情、經濟權益、海洋資源、國家安全的重大而敏感的局部領土爭議問題。日本政府拒絕承認這一客觀存在的領土爭議，只能是問題走進“死衚同”，甚至影響兩國關係大局。
作為中日之間的領土爭端，根據《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精神必須通過和平談判尋找解決的辦法，同時需要等待時機成熟才能由兩國的政治家做出決斷。對中國而言，從這一問題涉及領土主權完整和台灣問題角度看，很容易使人認定這是不容談判、不容擱置、不容讓步、不容分享的核心利益。但是，釣魚島問題又有其非常複雜的一面。這些無人島，從1895年至1945年曾被日本殖民統治50年，戰後按法理應歸還中國，但實際上被美國“託管”20多年，從1970年以來一直是中日之間立場相左、懸而未決的領土爭議問題。上世紀70年代，中國領導人主張擱置這一爭議，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和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就是把這個與中國核心利益相關的局部重要利益暫時放一下，首先爭取實現中日兩國共同的全局利益和根本利益。
但是，伴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1982年在第三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上通過，1994年生效，日本1996年批准加入該公約後即把釣魚島作為其劃大陸架和專屬經濟區的基點，並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後首次開始否認同中國之間存在領土問題。這就使釣魚島所涉及的國家利益之爭與1978年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時相比明顯擴大了，與此相關的中日矛盾也隨之上升。在釣魚島主權爭議懸而未決的情況下，要想縮小這種利益之爭，除非中日雙方就這些不具備人類生活的島嶼達成無論誰擁有主權都不以其作為劃大陸架和專屬經濟區的基點達成共識。
問題在於，21世紀以來，日本防衛省相關人員開始提出各種軍事利用釣魚島的方案，並把它作為應對中國海洋戰略的一環。今後，如果日方朝這個方向發展，在釣魚島問題上不斷挑釁，甚至利用中國民族分裂勢力搞反華活動，這就會威脅中國的國家安全，損害中國的核心利益，問題的性質就會發生變化，局部敏感問題就可能危害中日關係大局。在這個問題上，希望日方真正能以史為鑒，面向未來，而不要一錯再錯。
從總的趨勢來看，未來中日兩國友好合作是歷史必然。但是，也有不確定性、脆弱性和不穩定性，因為中日之間有結構性的矛盾。現在中日兩國的年輕一代，對過去的歷史沒有任何責任，但是我們共同的責任就是汲取歷史教訓，面向未來，把中日關係引向健康發展軌道。
確保領土主權完整必須保持國內穩定和強大國防力量
觀點中國：在釣魚島領土爭端的問題上，我們應該怎樣做才能逐漸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劉江永：現在還不具備根本解決這一問題的條件，並不是派幾艘軍艦去就能解決問題的，沒有那麼簡單。當務之急是如何防止矛盾激化、擴大化。迄今，中國通過和平談判解決了絕大部分的陸地邊界領土爭議與劃界問題，而與鄰國的海上劃界及島嶼、岩礁的領土爭議問題則懸而未決。中日之間的釣魚島爭議和東海大陸架、專屬經濟去劃界問題是其中之一。由於《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賦予島嶼與大陸“同等”而實際上更有利的劃分大陸架及專屬經濟的權利，反而導致島礁問題更容易引起國際爭端且難以解決。國際規則應不斷修訂與完善，但牽涉各方不同的利益，短期內很難實現。在這種情況下怎麼辦？
首先，中日雙方要回到《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原點。1978年中日兩國締結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規定：“締約雙方確認，在相互關係中，用和平手段解決一切爭端，而不訴諸武力和武力威脅。”我認為，釣魚島問題也不例外。
鄧小平生前就釣魚島爭議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設想。其精神實質是通過和平方式、互利共贏的思想妥善處理和解決國家之間的島嶼領土爭端。現在的問題在於日本當政者不接受這一設想。2010年末通過的日本防衛計劃大綱第一次把戰略重點轉向包括釣魚島在內的西南諸島，這意味著把中日領土爭議與軍事戰略掛鉤、與日美同盟掛鉤。日本在制定防衛計劃大綱時似乎並未考慮《中日和平友好條約》，而主要是依靠《日美安全條約》對抗中國，這是十分危險的。
今後，即便日本外務省想息事寧人，但如果防務省另搞一套就很麻煩。加之日本政局不穩、政治右傾化抬頭，在2013年9月日本舉行參眾兩院選舉前，各黨派政要一提到領土問題，態度都會比較強硬而缺乏建設性。如果釣魚島問題照樣懸而未決而日本右翼勢力卻趁機利用民族主義上臺，對中日關係大局將更加不利。對此中方要心中有數，今後在相關問題上，經合武備、法鬥文爭可能常態化。
其次，要防止和避免中日釣魚島爭議與軍事對抗惡性迴圈的出現。釣魚島問題之所以出現目前的惡性迴圈，與日本政府否認中日之間存在領土爭議，否認中日雙方曾就“擱置爭議”達成政治默契直接相關。這就必然使釣魚島爭議不可能再被擱置，因為你擱置而對方不擱置。
同時，不再擱置怎麼辦？通過外交渠道談判解決嗎？日方又以不存在爭議為由堵死了外交談判的路子，甚至連中日兩國學者聯合研究這個問題都不同意。也就是説，目前日本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和做法似乎倒退到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佐藤榮作內閣的立場上嗎，而防衛省的軍事計劃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發展下去，兩國戰略互惠關係可能“空心化”、政治互信可能被潛在的敵意所取代，民眾對立情緒可能失控並導致決策出軌。
這是中日雙方必須避免的，方法之一就是促使這一問題走上對話協商、共同開發的良性迴圈軌道。如果海底資源的共同開發暫時不具備條件，也可考慮海上觀光旅遊的共同開發。這樣將有利於從根本上化解軍事對抗，實現互利共贏，積累政治互信。
第三，要充分發揮中日海洋問題磋商機制的作用，落實兩國戰略互惠關係。中日兩國領導人畢竟就全面推進中日戰略互惠關係，使東海成為和平、友誼、合作之海達成重要共識。問題在於如何把這些共識具體落實在釣魚島爭議問題的處理和解決上。這需要雙方的建設性與創造性。
這個問題看似一個敏感的局部問題，但在中日關係中也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重大問題。這就需要雙方各自的涉海部門和單位，根據中日兩國領導人達成的上述共識，保持國內各部門及中日之間必要的政策協調與及時溝通。
中日之間的涉海問題很多，可以先易後難，求同存異，在能達成共識與合作的領域先行一步，而不必在一兩個問題上糾纏而影響其他可以進行的合作。
第四，要就釣魚島問題多做深入細緻的説明，增進兩國民眾的相互理解。這是在國際敏感問題上開展公共外交的一種方式。2010年釣魚島“撞船事件”以來，這個問題直接影響了兩國國民感情。現在石原慎太郎等人又在這個問題上火上澆油。作為日本人，如果不了解事實真相，肯定會對中國的立場不滿。中日民眾在交往中也會各執己見，甚至會影響中日國際婚姻家庭的和睦。
“擱置爭議”絕不等於擱置研究、放棄説明。恰恰相反，作為研究者有必要就釣魚島主權歸屬問題進一步加強研究，並通過新聞媒體等各種方式，向中日兩國民眾都介紹研究結果，對釣魚島為什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固有領土進行經常地、不懈地、詳細地説明，而且要向國際社會進行我們的説明。尤其要讓日本民眾知道釣魚島問題的真相，向國際社會説明日本在這個問題上立場的錯誤所在。儘管一些頑固的右翼勢力不可能改變原有立場，但廣大日本民眾在了解真實情況後才不會被裹脅導向反華的右翼勢力。否則，日本右翼勢力就可能進一步利用這個問題造勢，最終在選舉中把反華的右翼代表人物選上臺，跟中國對抗。
第五，釣魚島列島是中國的固有領土及台灣的附屬島嶼，海峽兩岸保土有責。日本之所以在釣魚島問題上態度強硬，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鑽了台灣海峽兩岸長期分裂的空子。
最近，我看到網上大量轉載台灣學者邵漢儀在美國《華爾街日報》上發表的文章。該文指出，他對1885年至1895年日本明治政府40份以上的官方文件研讀結果顯示，明治政府承認中國對釣魚臺列嶼擁有主權。據古賀辰四郎傳記所載，他是將日本擁有這些島嶼歸因于“皇國大捷之結果”。伴隨二戰結束，根據《波茨坦公告》和《開羅宣言》，釣魚臺已恢復1895年之前的法律地位。文章還指出，“石原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言論與挑釁行為，無助於化解中國大陸和日本對釣魚臺列嶼的主權爭議，一勞永逸的解決辦法是由雙方回歸問題的癥結，也就是探究彼此法律主張的是非曲直。”
我認為這篇文章很好，言之有理、言之有據、言之有法。20世紀70年代初海華僑華人和留學生掀起的“保釣運動”，喚醒了多少熱血青年對祖國大陸的認同！21世紀的今天，在日本右翼不斷就釣魚島問題進行挑釁的情況下，海峽兩岸共同捍衛釣魚島是必然趨勢。這也是日本右翼勢力最害怕的地方——不但怕事實真相不斷曝光，更怕海峽兩岸在這個問題上走到一起。
歷史告誡我們，中國要想確保領土主權完整就必須保持國內穩定和強大的國防力量；而中國之所以喪失領土主權都與國家內亂、積貧積弱、內憂外患同時發生有關。釣魚島問題的産生就折射出這一規律。
中日睦鄰友好需要兩國民眾共同努力
觀點中國：在認識中日關係方面，中國民眾應該採取怎樣的態度？
劉江永：中日兩國之間講戰略互惠關係，而中日民眾之間則更適合提倡友好交往、和諧友愛。中日之間不能只講利益，而不講道義與友好。友好，不一定總挂在口頭上，中日兩國民眾平時接觸交往相互尊重、禮貌待人、誠實守信、合作共事的自然狀態就很好。而真正的友好本身就是中日兩國共同的長遠利益。
因此，我們都要向周恩來總理學習，做中日友好的實行者。世代友好應該成為中日兩國共同的國策目標與道德標準。人有德不在高低，國有德不在貧富。管子有言：“愛民無私曰德，會民所聚曰道”；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然而，不惑之年的中日關係卻似乎處於某種病狀，病毒就來自日本右翼的那股邪氣，因而中日民間友好交往必須扶正壓邪。扶正，就要睦鄰有道、做人有德。
中日兩國睦鄰有道，即彼此相處要儘量做到：鄰厭我避，求同存異；鄰困我幫，護同尊異；鄰好我學，聚同納異；鄰惡我防，增同化異。中日兩國民眾生活在不同的國度及語境之中，必然有許多不同點。即使面對日本右翼，對於其錯誤主張要予以反駁，但也要不説過頭話，不做過頭事，通過耐心細緻的交流與對話消除誤解。這就需要平時自己努力學習，深入了解中日關係。對交流中的一些不同意見可以作為問題的提出，繼續深化自己的研究與學習。有容乃大，無欲則剛。
中日兩國做人有德，即為人處世要做到：仁、義、禮、智、信、真、善、美、能、愛。這十個字迴圈往復，彼此相連，人生價值，亙古不變。孔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孟子曰：“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墨子曰：“兼相愛，交相利”，即：人與人、國與國都要彼此友愛，互利互惠。中日既當如此，亦能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