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黨領導、多黨合作的豐富與發展
從歷史的回溯中可以看出，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是近代中國在經過多黨制實驗的失敗、兩次國共合作的分裂這樣一個痛苦經歷之後而選擇的政黨制度。它避免了多黨的無序傾軋，也擺脫了一黨的專制獨裁；它既不同於蘇聯等國實行的一黨制，也不同於歐美等國家實行的兩黨制或多黨制。它是從中國實際出發、富有中國特色的政黨制度。
從各政黨所代表的群體利益關係來看，這一政黨制度切合中國各階層民眾的要求。中國共産黨代表全體中國人民的利益，八個民主黨派（新政協召開不久，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併入民革；救國會宣佈解散，其成員融入民盟）各自代表不同職業和群體的利益。如：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黨員發展對像是同原中國國民黨有關係的人士、同該黨有歷史聯繫和社會聯繫的人士、同台灣各界有聯繫的人士等；中國民主同盟是主要由從事文化教育以及科學技術工作的高、中級知識分子組成的黨派；九三學社，是以科學技術界高、中級知識分子為主的黨派；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其成員皆係臺籍人士；中國民主促進會是以從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的高、中級知識分子為主的黨派；中國民主建國會是主要由經濟界人士組成的黨派；中國致公黨是以歸僑、僑眷中的中上層人士和其他有海外關係的代表性人士組成的黨派；中國農工民主黨是以醫藥衛生界高、中級知識分子為主的黨派。
不可否認，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共産黨領袖的個人威望、風範在團結各民主黨派人士合作共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據民革領導人朱學范回憶：“當時，李濟深、何香凝、程潛、張治中等民革領導人，甚至一些中委、團委，都是‘通天’幹部，他們都可以直接找周總理，甚至毛主席等中國共産黨領導人反映情況，交換意見。而且李維漢等（中國共産黨）統戰部領導同志經常去看望他們並徵求意見，周總理有時也到他們家中去。”
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堅持、發展和完善多黨合作就擺上了議事日程。1956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他指出：“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72“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一方針的提出，鼓舞並調動了各民主黨派成員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政治熱情。遺憾的是，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在運作一段時期後出現了曲折，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嚴重破壞。
1978年中國共産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經過撥亂反正，鄧小平在1979年6月召開的全國政協會議上指出，各民主黨派“都已經成為各自所聯繫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一部分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都是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力量”。73 他指出：“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實行多黨派的合作，這是我國具體歷史條件和現實條件所決定的，也是我國政治制度中的一個特點和優點。”74 據此，1982年中國共産黨十二大報告提出了指導中國共産黨和各民主黨派關係的根本方針：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這個“十六字方針”，是對毛澤東所提“八字方針”（即“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發展。
之後，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不斷與時俱進，增添新的內容。1989年12月，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制定了《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意見》明確指出，“中國共産黨是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是執政黨”。各民主黨派是“接受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同中國共産黨通力合作、共同致力於社會主義事業的親密友黨，是參政黨”。
關於“執政黨”與“參政黨”的關係，原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曾有個比喻，他説，一個合唱團的內部既要有男聲部也要有女聲部，既要有高聲部也要有低聲部，既要有歌手，也要有指揮，這樣才能唱出動聽的歌曲，否則就會是雜音。中國共産黨同各民主黨派的關係，就好比是一個合唱團內部的關係，各民主黨派是歌手，中國共産黨是指揮。否則像中國這麼大一個國家，就會是一盤散沙。
2002年中國共産黨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從構建和諧社會、促進科學發展的高度來認識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2007年中國共産黨十七大提出了促進“政黨關係和諧”的命題，指出：“要貫徹‘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加強同民主黨派合作共事，支援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更好履行參政議政、民主監督職能，選拔和推薦更多優秀黨外幹部擔任領導職務。”
來源：《歷史的軌跡——中國共産黨為什麼能？》新世界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