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望所歸的民主聯合政府
國民黨想通過武力來鞏固其一黨專政的地位，但未料想軍事上接連失利，失道寡助，最終敗走台灣。中國共産黨則繼續高舉民主聯合政府的大旗，凝聚人心民意，得道多助，終於建立了新中國。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佈《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提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中國共産黨的五一勞動節口號，得到了各民主黨派人士的熱烈歡迎，他們先後發表了響應和擁護中國共産黨號召的宣言或聲明。重新在香港恢復活動的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宣傳委員會代理主任沈志遠發文指出，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不是某一黨一派的道路，而是全國人民共同的道路；通過新政治協商會議以達到民主聯合政府之實現，也不是一黨一派的要求，而是一切為民主事業奮鬥的黨派、團體和各階層人士的共同要求”。
隨著戰爭的勝利，召開沒有國民黨參加的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迅速地變成實際行動。
據不完全統計，從1948年9月至1949年3月，大批民主黨派領導人從香港轉移到東北或其他解放區，其中包括沈鈞儒、譚平山、蔡廷鍇、章伯鈞、郭沫若、馬敘倫、李濟深、黃炎培等。1949年1月，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郭沫若、譚平山聯名發表《對時局的意見》，公開表示“願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共策進行，以期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
經過緊張有序的準備工作，1949年6月，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一次會議召開。參加會議的有中國共産黨和各民主黨派等共計23個單位的134人，正式成立了以毛澤東為首的“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9月17日，新政協籌備會召開第二次全體會議。會議一致通過將“新政治協商會議”改稱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並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草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草案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草案等文件。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與會單位分為黨派、區域、軍隊、團體、特邀五類。在14個黨派單位中，除中國共産黨和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外，還有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由原中國國民黨民主派和其他愛國民主人士所創建）、中國民主同盟（民盟）、中國民主促進會（民進）、中國致公黨、中國農工民主黨（第三黨）、中國人民救國會、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中國民主建國會（民建）、九三學社、台灣民主自治同盟（臺盟）等11個黨派，無黨派人士也作為一派位列其中。
這個由各黨派、各階層和利益集團的精英所組成的會議，雖不是經由選舉産生，但較此前任何一屆制憲會議都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和民主色彩。
在新政協的籌備、召開過程中，中國共産黨不以領導者自居，不以大黨自居，與各民主黨派及民主人士平等協商、合作共事。中國共産黨作為一個黨派單位，同民革、民盟這兩個成員較多的黨派單位採取了相等代表名額的做法。各民主黨派對此非常滿意，他們的領導人説大家一律平等，共同召集，非常週到，非常之好，稱讚中國共産黨的政治風度超出各黨派預料之外。在第一屆政協662名代表中，各民主黨派成員約佔30%，工農和各界無黨派人士代表約佔26%。因名額有限，中國共産黨各大區的黨、政領導人只有一兩人參加，許多高級領導人如任弼時、彭德懷、鄧小平、林彪、葉劍英等均未列入代表名單。在籌備會21名委員中，中國共産黨黨員佔7名；6名正副主任中，中國共産黨黨員只佔2名；籌備會下設的6個工作小組組長中，4人是非共産黨員，7名副組長中只有1人是中國共産黨黨員。在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6名正副主席中，中國共産黨黨員只有2人，即毛澤東和周恩來。
在重大問題上，中國共産黨也以平等態度與各民主黨派充分協商，非常尊重他們的意見。如在國名問題上，接受了無黨派知名人士張奚若的建議，採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決定“十一”為國慶日，則是接受了馬敘倫的建議。
新政協選舉産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任命的政務院副總理中，民主黨派及無黨派人士均佔一半。6名副主席中就有3人是黨外人士：宋慶齡是孫中山先生的夫人，李濟深是20世紀40年代國統區民主人士中最有影響的代表人物，張瀾是民盟領導人。4名副總理中2人是黨外人士：無黨派民主人士郭沫若是著名的文學家、詩人，黃炎培是民建領導人。在政務院21名政務委員中，民主人士佔11人；政務院下屬34個機構的109個正副領導職位中，民主人士佔49人，其中正職佔15個。這正是民主聯合政府的直接外在表現。
人們還特別注意到中國共産黨對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的遺孀、著名的民主人士宋慶齡表達出的尊敬和誠意。1949年1月，毛澤東、周恩來聯名寫信給留居在上海的宋慶齡，信的內容是：
慶齡先生：中國革命勝利的形勢已使反動派瀕臨死亡的末日，滬上環境如何，至所繫念。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將在華北召開，中國人民革命曆盡艱辛，中山先生遺志迄今始告實現，至祈先生命駕北來，參加此一人民歷史偉大的事業，並對於如何建設新中國予以指導。
宋慶齡作為“國母”，對蔣介石國民黨是敢於批評與鬥爭的，她沒有必要去奉承任何人，加之孫中山是在北京去世的，北京是她的傷心地，她本不想再進北京。但中國共産黨的誠意感動了她，她最終同意北上。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上，她發言説：“我們達到今天的歷史地位，是由於中國共産黨的領導。這是唯一擁有人民大眾力量的政黨。孫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的勝利實現，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證。”70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所産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因此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的民主聯合政府，也由此奠定了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格局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