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到中國的政黨制度，肯定有人要問，二戰以後直到今天，全世界除極少數國家外，幾乎所有國家，包括廣大發展中國家，都實行兩黨制或多黨制。為什麼中國卻一直實行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政黨制度，而未採納兩黨制或多黨制？這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也是每一個對中國政治感興趣的人士都關心的問題。問題看似很尖銳，道理説來卻很簡單。簡言之，這是歷史的選擇。近代歷史告訴我們：在中國，兩黨制、多黨制運作曇花一現、亂象叢生；國民黨一黨專制導致眾叛親離、敗走台灣；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最終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並還在不斷發展完善。
曇花一現的中國多黨制
1905年8月，孫中山在日本東京創立同盟會，提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積極鼓吹革命思想，成為中國第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政黨。在孫中山先生的號召和發動下，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的槍聲在中國中部的武昌響起，革命黨人發佈告示“永久建立共和政體”，隨後南方各省紛紛響應。1912年元旦，隨著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清朝的統治在革命烈火中土崩瓦解，中國長達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就此結束。環顧全球，中華民國成為當時世界上少數幾個推翻封建統治、不設君主立憲、直接建立民主共和制的國家之一。民主共和觀念也從此逐漸深入中國人民的心中。
作為資産階級民主革命家和中國第一個資産階級政黨的領袖，孫中山期望借鑒西方，提出中國應以“世界最完全政黨之國”、“英、美先進國為模範”，61 實行政黨政治的主張。在孫中山主持下通過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按照西方的民主制度和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的原則，實行責任內閣制，允許結社組黨。這正如國民黨的青年領袖宋教仁指出的那樣：“吾黨主張將來憲法上仍採用責任內閣制，並主張正式政府由政黨組織內閣，實行（際）擔負責任。”
在《臨時約法》規定的責任內閣制所開闢的政黨通向權力的誘引下，無論是革命黨人，還是曾經主張君主立憲以及代表封建貴族的政治勢力都希望借政黨之力來獲得組閣權。
一時間，“集會結社，猶如瘋狂，而政黨之名，如春草怒生”，“黨會既多，人人無不挂名一黨籍。遇不相識者，問尊名大姓而外，往往有問及貴黨者”。中國政治舞臺上頓時出現了“組黨”熱潮。在這場“組黨”大潮中，有人記載，形形色色的大小政黨達300多個。最重要的幾個政黨分別是：由同盟會轉變而來的國民黨，由昔日資政院時代舊議員為主組成的民主黨，由光復會轉化而來的統一黨，以及由清末預備立憲公會和湖北都督黎元洪派軍人勢力為主的民社聯合而成的共和黨。
為換取中國北方的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支援革命，迫使清帝退位，1912年2月，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改由袁世凱出任。袁為了加強自己的總統地位而走向獨裁。他把自己的人塞進內閣，攻擊新成立的國民黨。而為了反對袁世凱的獨裁，崇尚責任內閣制的宋教仁希望以多黨競選的辦法，限制袁世凱的獨裁統治。
1912年8月《中華民國國會組織法》公佈，確定國會由參議院和眾議院組成。參議院設議員274名，按地域分配議員名額。眾議院設議員596名，按人口比例，從各地選民中選舉産生。當時22省登記的選民有4000萬以上，約佔全國人口的十分之一。這個比例與西方的早期選舉相比也不低。在1912年冬到1913年初春舉行的國會兩院選舉中，形成了共和黨、國民黨、民主黨、統一黨四個大政黨和一些未併入這四大黨的黨派和小政團競爭的局面。如此眾多的選民和如此眾多的政黨參加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競選，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仿佛一夜之間，西方的多黨制議會民主就降臨在具有2000多年封建君主專制歷史的東方國度。
第一屆國會選舉，國民黨贏得國會392席，成為國會第一大黨。實際負責國民黨競選運作的宋教仁曾自負地説：“自斯而後，民國政黨，唯我獨大。共和黨雖橫，其能與我爭乎？”
宋教仁此時躊躇滿志，準備組閣事宜。在國會開會之前，他親自到長江流域各省宣傳演説，為建立責任內閣，實現民主政治大造輿論。其言論風采，傾動一時。
可是宋教仁等人的政黨內閣之夢很快就破滅了。沒待第一屆國會召開，1913年3月，在袁世凱的幕後指使下，宋教仁于遊説途中被暗殺于上海火車站。
“宋案”的發生，使孫中山認清了袁世凱假共和、真獨裁的面目，隨後發動反袁獨裁的武裝革命，但遭袁世凱北洋軍鎮壓而失敗。隨後，袁世凱恩威並用，對國民黨部分議員進行分化瓦解，在利用國會當上大總統後，就唆使部將通電要求解散國民黨。1913年11月，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民黨。次年初，又宣佈廢止國會。自此，政黨政治賴以生存的基礎徹底瓦解，其他政黨紛紛瓦解。民初的政黨政治名實俱亡、壽終正寢。
民國初年的多黨制曇花一現、亂象叢生，與政黨的自身缺陷有直接關係。它們缺乏具有遠見的政綱，民眾的苦難和迫切要求解決的問題遠沒有納入他們的議事日程。正因如此，一般民眾對於“一黨一會之勝敗”毫不關心。當袁世凱取消國會、遣散議員時，一般民眾都成了冷眼旁觀的“閒人”。沒有人民群眾的支援，多黨競爭議會內閣的失敗就不可避免了。
對於1911年的革命不能建立西方式的多黨制，美國著名學者費正清在他那部歷史巨著——《美國與中國》一書中曾分析指出，一是沒有共同目標，二是缺乏政治體制並缺乏人民參與。最後一點且最為重要的是，中華民國向西方借鑒，通過立憲議會和內閣組織政府的想法，是同中國的政治傳統脫節的。
作為歷史當事人，孫中山在評論中國實行多黨制這段歷史的時候，曾無限感慨地説：中國照搬外國的多黨制和議會制，“不但是學不好，反且學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