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非兩黨制的國共合作
在對西方議會制度不存幻想後，1914年孫中山再次組成一個忠於他個人的秘密革命黨——中華革命黨，以完成未竟的革命事業。但因其組織形式及其活動方式都脫離群眾，在1916年反袁世凱的鬥爭高漲的時候，該黨並沒有站在領導地位發揮作用。儘管袁世凱于1916年6月死去，但其後的中國政壇依然是袁世凱的余脈北洋軍閥唱主角。“革命主義未行，革命目的未達，僅有民國之名，而無民國之實”的狀況，使孫中山極度苦悶。1919年孫中山將中華革命黨改組成中國國民黨，試圖使其新生，但效果並不明顯。正在此時，共産國際和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産黨向孫中山伸出了援助之手。
中國共産黨是中國第一個紮根于勞動人民中間、紮根于被壓迫群眾中間的政治組織，它強調為人民服務，通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達到人人平等的社會主義。共産黨與國民黨一樣，都有反封建、反對軍閥統治的要求。共産國際居中牽線搭橋，最後，國共兩黨達成第一次合作。當孫夫人宋慶齡問為什麼作出這個決定時，孫中山回答説：國民黨好比一個就要死的人，這種合作將會加強和恢復它的血液的流動。
第一次國共合作，採取的是“黨內聯合”的形式，共産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後來成為中國共産黨領袖的毛澤東，當時在國民黨內的最高職務是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後來成為毛澤東搭檔的周恩來，出任國民黨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
如孫中山所願，國共合作確實為國民黨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在共産黨的幫助下，國民黨有了一個比較明確的民族民主革命綱領；訓練了一支黨軍；發展了基層組織。共産黨也登上了更廣闊的社會政治舞臺，在鬥爭風浪中受到鍛鍊，黨組織也有很大發展。而且，這並不是以削弱國民黨為代價取得的。
國共合作前景一片大好之時，為共和革命奔走40年的孫中山卻不幸于1925年在北京逝世，國民黨後起諸領袖，無論是胡漢民、汪精衛還是蔣介石，都沒有中山先生那種“天下為公”的胸襟氣度，因而在與共産黨合作的問題上既缺乏足夠的誠意，也缺乏足夠的自信。當時國民黨的理論家戴季陶道出了他們的心病：“以一個大團體當中，包著一個小團體，這個小團體盡力地發揮它的組織力和排他性，舊的細胞是失了活力，新的營養反被小團體儘量地吸去。”
隨著打倒軍閥的國民革命取得節節勝利，軍權在握的蔣介石便“開個人獨裁之漸，啟武人專橫之端”，于1927年4月向共産黨揮起了屠刀，國共第一次合作徹底破裂。在形式上完成國家統一的國民黨建都南京，成為唯一的執政黨，而共産黨成為南京國民政府企圖剿滅的非法組織。由此，國共兩黨進入十年內戰時期。
而這時，中國的近鄰日本加緊了對中國的步步侵略。在內憂外患面前，蔣介石以“攘外必先安內”為應對原則，消滅共産黨成為國民黨及其政府壓倒一切的最優先的目標。
與此對照，處於被打壓境地、最初也以推翻國民黨的統治為唯一目標的共産黨卻根據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不斷調整自己的視野與判斷，提出符合民心的政策與綱領。
1935年，已佔領中國東北的日軍又製造出侵略華北的一系列事變。寇深禍亟。中日民族矛盾逐漸超越國共兩黨矛盾，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中國共産黨清醒地認識到了這一轉折，並作出了符合民族利益的正確判斷。
1935年8月1日，駐共産國際的中國共産黨代表團以中共中央名義草擬《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史稱“八一宣言”，號召全國同胞團結起來，停止內戰，抗日救國，組織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宣言于10月1日在巴黎《救國時報》上正式發表，不久輾轉傳入國內。
早年曾為無政府主義者、時為燕京大學教授的著名哲學家張東蓀敏感地注意到了這個動向，率先在《自由評論》雜誌發表文章，斷言“八一宣言”是中國共産黨政策轉向的標誌。
張東蓀熱情洋溢地歡呼：“這是何等轉向，這個轉向是何等光明！我們對於這樣勇敢的轉向又應得作何等佩服！”
中國有句古話“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用來比喻人事的盛衰興替變化無常，難以預料。共産黨與國民黨這一對打了十年內戰的冤家，于1937年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再次選擇了合作。這也是中華民族“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精神的生動體現。
第二次國共合作與第一次不同，它實行的是類似後來鄧小平提出的“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中國共産黨承認國民政府為中國合法政府，並自認其政府為國民政府的地方政府；國民黨則在事實上承認中國共産黨的合法存在，將中國共産黨領導的陜甘寧邊區作為直隸于行政院的“中華民國特區政府”。
蔣介石當時想“溶共”。他提出，國共合作，他是最高領袖，國共兩黨都要聽他的；共産黨到國民黨中來，成為一個共産派。負責與國民黨談判的周恩來説：國共兩黨都不能取消，“只有從聯合中找出路”。67
蔣介石對抗戰是有功的，但在抗戰中他也唸唸不忘消滅共産黨。他説：“此事乃我的生死問題，此目的如達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戰勝利了也沒有什麼意義，所以我的這個意見，至死也不變的。”68
但蔣介石的這一目的一直未達到。因為這時的中國共産黨已不是十年前幼稚的黨，這時的中國也不是只有國共兩黨活躍在政治舞臺上，隨著民族危亡加深，中國出現了一些新的中間黨派，如沈鈞儒、章乃器等組成的救國會派，以黃炎培為首的職業教育派，等等。他們在大後方發起憲政運動，不斷批評蔣介石的獨裁政治，要求廢除國民黨的一黨專政，逐漸形成了國共兩黨之外的民主黨派。1939年11月，國家社會黨、青年黨、第三黨以及救國會派、職教派、鄉建派等黨派負責人及個別無黨派人士，在重慶成立統一建國同志會。該會于1942年改組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1944年9月又改稱“中國民主同盟”。
由於這些黨派的存在，蔣介石要消滅共産黨難免投鼠忌器；由於共産黨的呼籲，國民黨不得不改變“一黨獨裁”的面孔，在國共合作的前提下，設立容納各抗日黨派的“民意”機關——國民參政會。
從中國民主同盟的名稱來看，與中國共産黨的追求不謀而合。正是在1944年9月的國民參政會上，中國共産黨提出的改組國民黨的一黨政府、建立聯合各黨各派共同抗日的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受到了包括中國民主同盟在內的各民主黨派的歡迎。美國總統特使赫爾利也敦促國共雙方聯合其他政治力量建立聯合政府，並就此于同年11月在延安與毛澤東達成五項協議。
中國共産黨是當時擁有軍隊和控制區域的黨，其在陜甘寧邊區等根據地推行“三三制”的政治設計，即：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在人員分配上，共産黨大體佔三分之一，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大體佔三分之一，中間派佔三分之一。在共産黨員超過三分之一時，多的人員就主動退出。這與國民黨“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統治模式形成鮮明對照，吸引了國際友人和各民主黨派方面人士。1944年6月12日毛澤東對中外記者發表了一個談話，把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根本途徑歸結為“民主”。
共産黨追求民主充滿了誠意。1945年抗戰勝利後，毛澤東親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國民黨方面接受了中國共産黨提出的和平建國的方針，承諾避免內戰。隨後國民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社會各界對國內和平及民主建國充滿憧憬。與此同時，在國內又形成了一股組黨風潮：黃炎培、章乃器、胡厥文等組成了民主建國會，馬敘倫、王紹鰲等組成了民主促進會，國共之外民主黨派的陣營擴大了。
國共之間的和談仍在繼續。中國共産黨方面的談判專家周恩來曾無奈地説，從1936年到1946年的國共和談進行了十年，他是談判談老了。
以後人的眼光來審視這段歷史，當時的中國可能形成多黨體制，但由於蔣介石“一黨獨裁”的理念根深蒂固，自恃軍隊實力雄厚，又有美國的幕後支援，最終向共産黨發動了武裝進攻。國共談判也就隨著1946年夏天內戰槍炮聲的響起畫上了一個句號。
國共內戰的爆發，導致了其他黨派的重新組合，中國民主同盟中除了青年黨、民社黨等一些小黨倒向國民黨外，其餘各黨派則採取了抵制的態度，也因此而受到國民黨的進一步壓迫。1947年10月，中國民主同盟被國民黨當局宣佈為“非法”，民盟派人去南京交涉，並打算請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從中斡旋，未料司徒雷登直截了當地勸民盟“光榮解散”。以這一事件為轉折，各民主黨派逐漸選擇與中國共産黨合作。中國的政局開始重新洗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