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確對待所犯錯誤
對於在探索過程中出現的嚴重失誤，中國共産黨並不諱言，而是公開鄭重地承認並反思錯誤、改正錯誤，以為借鑒，體現出一個成熟大黨應有的風範。
對於“大躍進”造成的工作失誤，毛澤東主動承擔了責任。在1962年初召開的由中央和中央各部門，各中央局，各省、市、地、縣的主要負責人以及一些重要廠礦和部隊的負責幹部參加的共約7000人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説：“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
7000人大會後，劉少奇召開了一次最高國務會議，把7000人大會的精神向黨外民主人士通了氣，説明幾年來國內工作的缺點錯誤，責任在中國共産黨，主要責任在黨中央。周恩來就政府工作中的問題代表國務院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出席會議的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為中國共産黨襟懷坦白、敢於承認錯誤和認真糾正錯誤的鄭重態度所感召，紛紛表示願與共産黨同舟共濟，團結一致，克服困難。
對“大躍進”的教訓，毛澤東是刻骨銘心的，痛定思痛，他告誡説:“這些教訓都要牢牢記住，要經常向人們講，永遠不要忘記。”1965年隨著國民經濟的根本好轉，一些領導人頭腦開始有些發熱，又想大幹快上。毛澤東這時比較冷靜，他提醒説:“鋻於過去的經驗，欲速則不達，還不如少一點慢一點能達到。”“我看大家想多搞，你們也想多搞，向老百姓徵稅徵糧，多了會鬧翻，不行的。這是個原則問題。要根據客觀可能辦事，絕不能超過客觀可能，按客觀可能還要留有餘地。留有餘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餘地在老百姓那裏，對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緊。總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喪失民心，……脫離老百姓毫無出路，搞那麼多就會脫離老百姓。”
對於如何看待“大躍進”的錯誤，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有過兩次講話。1980年2月，鄧小平指出：“不要造成一個印象，好像別人都完全正確，唯獨一個人不正確。這個話我有資格講，因為我就犯過錯誤。……1958年‘大躍進’，我們頭腦也熱，在座的老同志恐怕頭腦熱的也不少。這些問題不是一個人的問題。”26 1980年4月，鄧小平在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又説：“‘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志沒有説話。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只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27
中央領導人這種主動承認錯誤、承擔責任、引以為戒的做法，並沒有使他們的形象受到損害，反而得到人民群眾的理解和擁護。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共中央進行了撥亂反正工作。《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特別對於“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嚴重錯誤作了徹底否定，同時明確指出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毛澤東負有主要責任。
失敗是成功之母，中國人總是善於把錯誤作為正確行動的先導。
在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時，鄧小平還稱“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訓。沒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就不能制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思想、政治、組織路線和一系列政策。……‘文化大革命’變成了我們的財富。”28
在承認毛澤東有錯誤的同時，中共中央也正確評價了毛澤東的功績，對當時出現的全面肯定或全面否定毛澤東的兩種不正確的思潮加以撥亂反正。前面已提到的含冤達20年的黃克誠，在復出後就有針對性地指出：“有些同志對毛主席説了許多極端的話，有的人甚至把他説得一無是處。我認為這是不對的，這樣做不但根本違反事實，而且對我們的黨和人民都非常不利。有些同志，特別是那些受打擊、迫害的同志有些憤激情緒是可以理解的。大家知道：在毛主席晚年，我也吃了些苦頭。但我覺得，對於這樣關係重大的問題，決不能感情用事，意氣用事。我們只能從整個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從十億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從怎樣做才有利於我們的子孫後代、有利於社會主義革命事業出發來考慮問題。多少年來，舉世公認毛主席是我們黨和國家的領袖，是中國革命的象徵，這是合乎實際的。”這篇講話對正確認識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産生了重要影響。1980年8月21日、23日，鄧小平兩次會見義大利記者法拉奇，回答她的提問。在談到對毛澤東的評價時，鄧小平指出：毛主席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是中國共産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他為中國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殺的。從我們中國人民的感情來説，我們永遠把他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他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29 在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過程中，鄧小平指出：“從許多方面來説，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志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後相當長的時期，還是做這件事。當然，我們也有發展，而且還要繼續發展。”30
勇於正視錯誤、修正錯誤之後，繼續發展才會有正確的方向。
1989年3月24日，曾任毛澤東秘書、擔任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胡喬木由美籍物理學家李政道教授牽線以客座教授的身份訪美。在加州理工學院，面對著100多位教授、研究生，胡喬木作了一次題為《中國為什麼犯20年“左”傾錯誤》的學術演講。他之所以講這個題目，是經過仔細考慮的。一方面，它顯示了中國不僅在實踐上走出了“左”傾陰影，排除了“左”傾錯誤的干擾；另一方面，它體現了中國共産黨具備足夠的理論勇氣認識自己的錯誤和不足，同時也具備了足夠的理論智慧來探索新的發展之路。
不斷追求真理，隨時糾正錯誤，就能得到群眾支援而立於不敗之地。毛澤東在他的名篇《為人民服務》一文中指出：“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只要我們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我們這支隊伍就一定會興旺起來。”31 1962年他依然強調：“有了錯誤，……我看不應當怕。我們的態度是：堅持真理，隨時修正錯誤。”32 1965年鄧小平也指出：“沒有批評與自我批評精神，就不會及時地總結經驗，修正錯誤；也不會用正確的和錯誤的經驗，正面的和反面的經驗，來教育幹部、黨員和群眾。毛澤東同志經常教導我們，不犯錯誤的黨，不犯錯誤的人，不犯錯誤的領導是沒有的，問題在於及時總結經驗，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精神檢查工作。”
來源：《歷史的軌跡——中國共産黨為什麼能？》新世界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