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與群眾同甘共苦
獲得人民群眾支援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在於中國共産黨及其領袖毛澤東擁有崇高的威望，而毛澤東等領導人反對特殊化，與群眾同甘共苦的做法，更加重了他們在人民心中的分量。
在國民經濟困難時期，中共中央沒有隱瞞災情，而是及時地把困難情況告訴人民，共克時艱，只用了三四年的時間，就克服了國民經濟衰退的巨大困難。如果沒有中國共産黨和毛澤東所形成的威望，這是不可想像的。
比如當時因經濟困難，為減輕國家的經濟供應負擔，要精簡那些在“大躍進”中從農村招工到城市裏的工人和他們的親屬，從1961年年初到1963年6月，全國共精簡職工約2000萬、城鎮人口2600萬。廣大職工、幹部顧全大局，體諒國家困難，表現了很高的覺悟，使這一工作進行得很順利。作為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曾深有感觸地説：下去這麼多人，等於一個中等國家搬家。在中國，沒有哪個政權能夠這樣做，只有我們才有這樣做的群眾基礎。1979年11月，鄧小平在中央黨、政、軍副部長以上幹部會上也指出：“回想1958年、1959年我們犯了那麼‘左’的錯誤，使國民經濟遇到很大困難，……還下放了兩千萬職工，關了一些企業。那個時候為什麼能這樣做？那一次調整國民經濟進行得比較順利，是什麼原因呢？就是因為黨和群眾的關係密切，黨的威信比較高，把困難擺到人民面前，對群眾講清道理，做了大量的工作。單單兩千萬人下放這一件事情，就不容易呀。如果黨和政府沒有很高的威信是辦不到的。”22 1985年8月，鄧小平在同辛巴威非洲民族聯盟主席、政府總理穆加貝談話時又一次指出：1959年到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那時，我們黨和毛澤東主席由於長期鬥爭歷史形成的威望很高，我們把困難的情況如實告訴了人民，‘大躍進’的口號不再喊了，並且採取了比較切合實際的政策、步驟和方法，1962年就開始從困難的境況中恢復，1963年、1964年情況比較好”23。
在國民經濟困難時期，人民群眾的生活十分困難。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感同身受，帶頭勒緊褲帶過苦日子、渡難關。196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專門就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特需供應問題發出指示：“有關特需供應的規定，範圍宜定得小些，標準宜定得低些”，“實行副食品特需供應的照顧面，對黨外民主人士和高級知識分子可以稍寬，對黨內幹部必須從嚴。不宜不分黨內外，籠統地規定某一級以上的幹部一律享受特需供應”。“堅持這一條，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為了便於團結、教育和改造黨外人士，在生活上多照顧他們一點，群眾是不會有多少意見的。但是，對黨內的照顧面如果規定得過寬，或者雖有比較適當的規定，而控制不嚴，聽任某些幹部在規定之外利用職權或‘走後門’來取得額外供應，不作嚴肅的處理，其後果就很嚴重。幹部生活特殊，脫離群眾，從眼前來説，會損害黨群關係，妨礙我們帶領群眾來戰勝困難，渡過災荒；從長遠影響上看，則勢必對幹部的思想發生腐蝕作用，發展下去，就有出現‘特殊化’的危險。”這一規定在執行中，第一類的副委員長、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政協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供應標準是：每戶每天肉一斤，每月雞蛋六斤，白糖二斤，甲級煙兩條。第二類的人大、政協在京的常委，國務院各部委的正、副部長，正、副主任，高法副院長、高檢副檢察長，人大、政協的副秘書長，各民主黨派中央的主席、副主席，在京的高級知識分子中的一級人員，供應標準是：每人每月肉四斤，白糖二斤，甲級煙兩條，雞蛋三斤。對於雞蛋一項均看貨源情況，少的時候少供應，沒有的時候不供應。
為作表率，毛澤東本人中斷了愛吃的紅燒肉。在三年困難時期，毛澤東過了三個生日。從保存下來的菜譜看，這三個生日都過得相當簡單，沒有酒，沒有壽糕，也看不出絲毫喜慶的氛圍。1962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69歲生日，他只吃了早餐，晚上僅喝了一碗麥片粥。早餐時，毛澤東請了身邊工作人員一起吃，菜譜上記載著這樣幾道菜：“幹燒冬筍、油爆蝦、白汁鯉魚、雞油冬瓜球、炒生菜。”
同時，毛澤東自降工資，將工資由一級每月600元降為三級每月404.80元，一直到1976年他去世也沒有改變。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帶動下，1960年9月11日，國家計委黨組、勞動部黨組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提交了《關於當前勞動力安排和職工工資問題的報告》，報告提出：“根據最近中央書記處會議的指示，為了進一步地縮小高、低工資之間的差距，以利更加密切領導與群眾的關係，我們對降低國家機關十七級以上黨員負責幹部的現行工資標準提出如下建議：三級（包括原來的一、二級）降低百分之十二；四級降低百分之十；五級降低百分之八；六級降低百分之六；七級降低百分之四；八級降低百分之二；九級至十七級各降低百分之一。企業、事業單位中相當於國家機關十七級以上的黨員幹部的工資，應該同樣降低。軍隊中的黨員負責幹部的工資，也應該相應地降低。”而“非黨幹部的工資標準，一律不予降低”，“降低十七級以上黨員幹部的工資的措施，從今年十月份起執行”。9月26日，中共中央轉發國家計委黨組、勞動部黨組的指示，認為這個報告所提出的各項措施是正確的，望即佈置執行，並提出“黨員領導幹部的工資，今後幾年內應當逐步降低，以縮小高低工資的差距，並利於帶動群眾艱苦奮鬥，勤儉建國”。
1979年11月，鄧小平專門就此事指出：“‘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們曾經提出過，怎樣使高級幹部同下面幹部和人民群眾生活比較接近一點，我們曾經把高級幹部的工資標準降低了三次，並且明確規定高級幹部的工資標準不再增加，以後只能在發展生産的基礎上逐步提高廣大幹部和職工的工資，改善群眾的生活。”24
中國社會在幾千年的發展中，形成了小自家庭、大至國家的集體主義式的同甘共苦的情感模式。家庭有困，夫妻親族共同化解；國家有難，仁人志士毀家紓難。中國古代典籍《戰國策•燕策》上有“燕王吊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之語，講述的是發生在燕國的一個故事：燕國太子繼位後，無論誰家有婚喪嫁娶等事，他都親自過問，與百姓同事安樂和悲苦，最終把燕國治理得國富民強，受到舉國上下的一致擁戴。
中國共産黨及其領袖與群眾同甘共苦、風雨同舟的擔當意識和做法，正是取信於民、獲得群眾支援的重要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