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機與效果的嚴重背離
從1949年到1956年，新中國僅用七年的時間就基本完成了生産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1957年年底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建設的各項指標也大都大幅度地超額完成。這是一個凱歌高唱的時期，中國人民改變國家貧窮落後面貌的決心和鬥志被極大地激發起來。正如毛澤東指出的那樣，“從來也沒有看見人民群眾像現在這樣精神振奮，鬥志昂揚，意氣風發”。12“七八年來，都看出我們這個民族有希望”，“就是希望我們的國家成為一個大國，一個強國”，“我看，我們這個民族現在好比打破原子核釋放出熱能來”。
在這種情況下，由於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對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認識不足，更由於毛澤東、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者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並由此過分誇大個人主觀意志作用，結果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就于1958年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一搞就是三年。
在“大躍進”中，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共産風”盛行。在農業方面，鼓吹“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産”，糧食畝産量層層拔高。農業部根據各省、市、自治區彙報的産量進行匯總統計，1958年全國糧食産量達到8000億斤（實際只有4000億斤）。在工業方面，片面追求鋼産量的高指標，提出“超英趕美”口號，為此掀起了全民“大煉鋼鐵”運動，全國幾千萬人上陣。並且，“以鋼為綱”帶動了其他行業的“大躍進”。“大躍進”打亂了國民經濟秩序，浪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工農業比例的嚴重失調，國民經濟出現嚴重困難。1960年同1957年相比，城鄉居民平均的糧食消費量減少了19.4%，其中農村每人平均消費量減少23.7％，植物油每人平均消費量減少23％。許多地區因食物營養不足而相當普遍地發生浮腫病，不少省份農村人口死亡增加。據估算，“大躍進”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高達1200億元。
對於這段歷史，鄧小平指出，政治上的“左”導致1958年經濟上搞“大躍進”，使生産遭到很大破壞，人民生活很困難。1959、1960、1961年三年非常困難，人民飯都吃不飽，更不要説別的了。1962年開始好起來，逐步恢復到原來的水準。但思想上沒有解決問題，結果1966年開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這是一場大災難。
正如鄧小平所説，“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大災難”，它的惡果已為實踐所證明：在政治上混淆敵我，製造大量冤假錯案；在經濟上大批“唯生産力論”，“僅是國民收入就損失了五千億元”；16 在文化上百花凋零，教育、科技遭受重創。十年浩劫拉大了中國經濟、科學、文化、教育同世界發達國家的差距。
“大躍進”的失誤和“文化大革命”的嚴重錯誤，給黨、國家和民族帶來巨大損失，教訓是深刻的。研究和反思“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錯誤的發生，人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得出不同的觀點和結論，但從中國共産黨獨立探索尋找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視角來分析，兩者有共同點，就是都反映出主觀認識與客觀實際、動機與效果的嚴重背離。
毛澤東發動“大躍進”的目的，就是為了儘快改變國家的落後面貌，使中國能夠儘快成為一個大國、強國，趕超發達國家，這一動機和目的無可厚非。因在廬山會議上贊同彭德懷的觀點而被打成“反黨集團”成員、含冤達20年的黃克誠在復出後曾指出：“毛主席晚年的雄心壯志仍然非常之大，想在自己這一生中把本來要幾百年才能辦到的事情，在幾年、幾十年之內辦到，結果就出了一些亂子。儘管這些亂子給我們黨和人民帶來了不幸和創傷，但從他的本意來看他還是想把人民的事情辦好，把革命事業推向前進。他為了這個理想操勞了一輩子。”羅德里克•麥克法誇爾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卷）大躍進1958-1960》一書中也指出：“大躍進”有一個積極的方面。在任何發展中國家，有一點非常關鍵，那就是那裏的人民應該認識到他們不必逆來順受、無所作為地處於自然的枷鎖之下。毛堅持不懈地宣傳這一思想。毛就像一個大聲疾呼地振奮起一班新兵的士氣、將他們引入新世界的軍士長，將中國人民激勵起來。毛的同事似乎被毛的想像力所左右。他們曾為再造中國進行了一場革命。在長征中將他們引向勝利的人，現在告訴他們經過一小段衝刺就可以到達烏托邦，這並不是地平線以外虛無飄渺的馬克思主義極樂世界，而是就在眼前，在中國的田野上和工廠裏，建立一個社會純潔、經濟強大、在國際上受到尊重的新國家。17 問題在於：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與方式出了問題，“大躍進”效果大打折扣。
同樣，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觀願望是建設一個理想的社會主義新社會。正如《康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指出的那樣：毛在革命勝利後仍孜孜不倦追求革命的純潔性，這是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動機；毛對革命純潔性的追求導致他誇大和錯誤估計了中國在本世紀60年代所面臨的問題。18 在毛看來，社會主義革命成功的最大威脅不是來自外部的進攻，而是國內資本主義的復辟。毛相信，史達林死後蘇聯的經驗證明，如果修正主義分子在執政的共産黨內取得了權力，資本主義復辟就會出現。為了避免出現這種情況，有必要經常與可能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黨內當權派”作鬥爭。實際上，在工業國有化和農業集體化之後，這將是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主要形式。這種進行階級鬥爭的方式在一場文化革命中將“大膽地喚起基層的廣大群眾”，不僅批判黨內當權的修正主義分子，而且批判存在於他們自己思想上的自私和自由化的傾向。因為修正主義的根源在於人類的自私自利，所以必須要有一場持續數十年的文化革命才能保住社會主義社會的純潔。19 保持革命的純潔、建立理想的社會主義，這樣的動機是無可挑剔的，問題在於：目標過於脫離實際且達到這一目標的方式和手段出了問題。1967年毛澤東本人在談到為什麼要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強調那是因為過去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都不能解決問題”。所以，要實行“文化大革命”，“以階級鬥爭為綱”，以“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這樣的思維方式和以此制定的方針路線，只能造成黨內外嚴重的思想和行動上的混亂，造成社會嚴重的破壞和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