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錯誤期間也有重要成就
儘管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發生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這樣的錯誤，但如果對這段歷史作具體的、歷史的分析，應該承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各項事業仍然取得了舉世公認的重要成就。
“大躍進”給工農業生産和建設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和浪費。然而，工業建設、科學研究和國防尖端技術的發展以及農田水利建設和農業機械化、現代化發展的許多工作，都是在那些年代開始佈局的。根據權威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産黨的七十年》提供的材料，從新中國建立到1964年，重工業各主要部門累計新建的大中型項目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在三年“大躍進”期間開工的。這三年新增的煉鋼能力佔從1949年到1979年新增煉鋼能力的36.2％，採煤能力佔29.6％，棉紡錠佔25.9％。經過調整、鞏固、充實、提高，這些開工項目和新增能力獲得了紮實的成果。
其中，特別突出的是石油工業的發展和國防尖端科學技術的研發。中國以前被認為是個缺油國，所用燃油是從國外進口的“洋油”。1959年技術人員在東北的大慶找到工業性油流，1960年在國民經濟最困難的時候中共中央決定從各方面抽調工人、幹部和技術人員，集中力量在茫茫荒原上進行勘探開發，僅用一年時間就探明油田面積並進行試採實驗，三年就建設起中國最大的石油基地，産量達全國石油總産量的三分之二。到1965年，中國需要的石油已經全部自給，中國人靠進口“洋油”過日子的時代宣告結束。
國防尖端科學技術方面的工作在1958年也開始邁出步伐。1961年中共中央作出以研製“兩彈”(原子彈和導彈)為中心，加速國防科研和工業發展的重大決策，1964年10月16日，中國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當天發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指出：“中國政府一貫主張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中國發展核武器，不是由於中國相信核武器的萬能，要使用核武器。恰恰相反，中國發展核武器，正是為了打破核大國的核壟斷，要消滅核武器。”“中國政府鄭重宣佈，中國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
更難能可貴的是，面對嚴重的經濟困難，中國人民表現出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戰勝困難的英雄氣概和高昂的精神狀態，在各行各業涌現出了大批模範先進人物。他們中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縣委書記，有不怕困難、艱苦奮戰被稱為“鐵人”的石油工人，有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農民黨員和群眾，有公而忘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解放軍戰士。這些楷模的出現，激發起廣大群眾投身建設的巨大熱情。對此，作為親歷見證者的鄧小平一直唸唸不忘。1979年11月他在會見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公司編委會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麥吉爾大學東亞研究所主任林達光等人時指出：“你們如果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來，可以看到中國的社會風尚是非常好的。在艱難的時候，人們都很守紀律，照顧大局，把個人利益放在集體利益當中，放在國家利益、社會利益當中，自覺地同國家一道來渡過困難。1959年開始的三年困難時期就是這樣渡過的。”
所以，1981年6月中國共産黨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談到包括“大躍進”在內的十年建設（1956?1966）成就時指出：“我們現在賴以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物質技術基礎，很大一部分是這個期間建設起來的；全國經濟文化建設等方面的骨幹力量和他們的工作經驗，大部分也是在這個期間培養和積累起來的。這是這個期間黨的工作的主導方面。”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寫到“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時候，除用大量篇幅講“文革”運動和毛澤東晚年錯誤外，也講道：“我國國民經濟雖然遭到巨大損失，仍然取得了進展”；“執行正確的對外政策”，“對外工作也打開了新局面”。這一判斷也是合乎實際的。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國民經濟雖然遭到巨大損失，但在廣大幹部群眾的共同努力下仍然取得了進展。糧食生産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1976年達到5726億斤，比1965年增加了1835億斤。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1976年的原油産量相當於1965年的6.7倍。一些工程艱巨的新鐵路和南京長江大橋建成通車。一些技術先進的大型企業投産。核技術、人造衛星、運載火箭等尖端科學技術研究取得豐碩成果。《康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也指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下級經濟管理官員維持了經濟體制的運轉，這也解釋了為什麼1971年林彪之死對經濟工作影響甚微。在1972年和1973年中，絕大多數工業産品的産量都有所增長，基本建設的投資也保持在高於1966?1969年的平均水準之上。即使在1972年嚴重的旱災造成糧食減産的情況下，農業收成也稍有增長。在1974年和1976年，一些重要的工業産品産量有所下降，但是能源及其他多種産品的産量，即使在政治動亂的年代中，仍有所增長。因此，即使像1976年——那一年，周恩來和毛澤東先後逝世，還發生了唐山大地震——那樣一整年處於混亂狀況，也不會對經濟工作産生持續的影響，其影響的程度與1967?1968年的情況相當，比“大躍進”的影響程度還要低。21
更引人注目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周恩來審時度勢，適應形勢變化的需要，使中國的外交工作實現了新的轉變。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與毛澤東會見，並同周恩來會談。中美雙方經過會談于2月28日在上海簽訂的《中美聯合公報》，標誌著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的開始。中美關係的緩和直接推動了中日關係的改善，中國同西歐許多國家也出現了一個建交高潮。與外部世界的交流逐步增加，為中國70年代末期開始的改革創造了外部條件。
回首20年曲折發展的歷史，曾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的著名史學家胡繩1984年時曾指出：“如果説35年來一無是處，全部是錯誤的積累，那就不能正確解釋35年的歷史。當然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個大轉折，但這一轉折之所以能夠形成，也還是有過去生産發展的底子。所以建國以來的歷史決不是錯誤的積累。”長期擔任毛澤東秘書的胡喬木也指出：“20年‘左’傾錯誤期間，國家的經濟總的説還是發展的。我們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那十年間也有不屬於‘文化大革命’的成就，科技方面的成就，外交方面的成就。”
這些成就正是使得中國共産黨能夠在經受失誤和挫折後仍然可以重新凝聚民心、獲得人民群眾支援的重要的物質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