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制度改革和發展經濟
早在1919年7月14日，毛澤東就在其創辦的宣傳新思潮的時事政治性週報《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中寫道：“世界上什麼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解決吃飯問題就要靠農業，農業的恢復是一切部門恢復的基礎，沒有飯吃，一切都無從談起，而恢復農業就離不開農民的支援，離不開農村土地制度的變革。從1950年秋收後開始，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土地改革運動在新解放區分批分期地陸續展開，至1952年冬、1953年春，有3億多人口的廣大新解放區除新疆、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外，如期完成了土地制度的改革。獲得經濟利益的農民歡天喜地地講：“過去頭頂地主的天，腳踏地主的地，現在都成為我們的了。”土地改革後，農民的生産積極性空前高漲，農村中到處呈現一派興旺的氣象。因戰亂而荒蕪的大片耕地重新得到開墾，以華東地區為例，土地改革基本完成的1952年，總播種面積比抗日戰爭前增加了將近一倍。與之相應，主要農産品産量大幅度上升，農民的生活得到了明顯改善。農民購買力的提高推動了城鄉物資交流，擴大了商品流通，促進了市場繁榮，從而對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農村進行土地制度改革的同時，中國共産黨在城市中也開展了多方面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國營工礦交通企業中進行民主改革和生産改革。舊中國的工礦企業，普遍地存在著封建把頭制。新中國成立之初，為了不打亂原有的生産機構，便於接收，中國共産黨對工礦企業中的封建勢力採取了“原封不動”的政策，這在當時是有必要的。隨著國營經濟的逐步建立，為了充分發揮廣大工人在企業中當家做主的作用，中國共産黨在放手發動群眾的基礎上，在企業中進行了系統的、有組織的、比較徹底的民主改革。1950年3月31日，政務院討論通過了廢除各地搬運作業中封建把頭制度的決定。以此為先導，在煤礦、紡織業等工礦企業中也相繼廢除了這類制度。與此同時，又在國營企業中實行管理民主化，建立工廠委員會，吸收工人參加管理，還把一批有經驗的工人提拔到行政和生産負責崗位上來。在民主改革的基礎上，為了解決企業的科學管理問題，又進行了生産改革，其主要內容是：建立健全企業的管理機構，實行科學分工，建立生産管理和技術管理的責任制度；改革不合理的工資制度；開展生産競賽運動等。國營企業的民主改革和生産改革，大大提高和加強了工人的生産積極性和主人翁責任感。興修水利和改善交通是恢復工農業生産的基礎。中國是一個水患災害較多的國家。近代以來，中國的老百姓飽受兩個禍患之苦：一個是戰亂，一個是水患。新中國的建立，結束了戰亂，但是水患問題依然十分嚴重。為此，1950年中國共産黨重點治理了連年氾濫成災的淮河。隨後，從防洪防汛、減少災害提高到保持水土、發展水利。新中國用於水利建設的經費，與國民黨政府水利經費最高年份相比，1950年相當於他們的18倍，1951年相當於他們的42倍，1952年相當於他們的52倍。在三年內，全國有2000萬人參加了水利建設，完成的土方約17億立方米，荊江分洪和官廳水庫等一大批水利工程都是在這時開工建設的。相當於10條巴拿馬運河或23條蘇伊士運河的水利工程修建了起來，這是中國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大規模水利建設。在興修水利的同時，中國共産黨還重點加強了以鐵路為重點的交通建設。經過驚人速度的搶修和建設，至1952年，全國共修復了受戰爭損毀嚴重的津浦、京漢、同蒲、隴海等鐵路近1萬公里，新建了成渝、天蘭、寶成等鐵路1473公里。三年間，修復的公路有3萬多公里，新建公路2000多公里。內河貨運量，1952年比1950年增加一倍多。這樣，就初步解決了國民黨統治時期沒有解決的“行路難”問題，為工農業發展和城鄉交流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