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抑物價和統一財經
中國共産黨收拾國民黨留下的千瘡百孔的爛攤子，面對的第一隻“攔路虎”就是物價飛漲。新中國成立前夜，在1949年的1月、4月和7月，就有過三次物價的大波動。新中國成立後僅半個月，從10月15日開始，華北由糧食帶頭，上海由紗布帶頭，又掀起了物價大幅度上漲的風潮。接連不斷的物價上漲風潮，嚴重影響了民眾生活，帶來了整個社會和人心的不穩定，若不能成功遏制物價飛漲局面，不僅恢複國民經濟無從談起，就是新生政權能否站住腳也會成為疑問。
平抑物價的關鍵在於穩住上海和其他幾個大城市的物價，尤其是上海。只有穩住上海，才能穩住全國。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後，金融投機分子掀起了一次銀元漲價風，每枚銀元的黑市價格從人民幣600多元上漲到1800多元。銀元漲價還帶動了整個物價的上漲。6月10日，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查封了證券大樓，沉重地打擊了破壞金融的非法活動，平息了這場銀元漲價風，取得了“銀元之戰”的勝利，使人民幣得以比較順利地進入市場流通。
“銀元之戰”以後，人民幣的地位得到鞏固，但是上海乃至全國的物價並沒有停止上揚的勢頭。在“銀元之戰”中受到打擊的上海投機資本不甘心失敗，很快轉向糧食、棉紗和煤炭市場，趁物資極其匱乏之機，大做投機生意，引發又一次全國性漲價狂潮。從7月底到10月中旬不到3個月的時間裏，上海物價平均指數上漲了1.5倍，北京、天津等城市上漲了1.8倍。有些人發出狂言：“只要控制了兩白一黑，就能置上海于死地。”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産黨作出了果斷的決定，以上海為主戰場，打一場平抑物價的“殲滅戰”。就在投機資本哄抬物價、囤積居奇的時候，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的統一部署，大批糧食、棉紗、煤炭從全國各地緊急調往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11月25日，在物價上漲最猛的那天，各大城市按照中央統一部署，一起動手，雙管齊下，一方面敞開拋售緊俏物資，使暴漲的物價迅速下跌；另一方面收緊銀根，徵收稅款。這樣一來，投機商資金週轉失靈，囤積的物資貶值，兩頭失踏，紛紛破産。到12月10日，“糧棉之戰”取得決定性勝利。上海一位有影響的民族資本家在事後説：“六月銀元風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壓下去的。這次僅用經濟力量就能壓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想不到的。”這是正確運用商品規律駕馭複雜多變的市場取得的成功。
經過“銀元之戰”和“糧棉之戰”兩次交鋒，民族資産階級對中國共産黨的治國理財能力有所認識，開始認真考慮要接受中國共産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初步取得了穩定市場的主動權，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創造了條件。但是，打擊投機資本雖然使市場物價趨於回落，但這只是暫時的。隨著軍政費用逐月增加，財政赤字不斷加大，物價的波動仍不可避免。要從根本上穩定物價，必須做到國家財政收支平衡和市場物資供求平衡。然而，由於戰爭還在進行，原解放區財政工作的分散狀態尚未改變，地方政府徵收的公糧和各種稅收等，主要用於地方的支出，沒有上繳的明確規定；中央政府擔負著還在進行著的戰爭費用（新中國成立時，尚未實現全國解放，與國民黨軍隊的戰爭還在繼續進行）、行政開支等鉅額支出，卻沒有穩定和足夠的收入。如果財政收入不集中統一于中央，繼續各地為政，中央靠發鈔票來維持，那麼穩定物價就會落空，全國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也沒有穩定的基礎。為此，中國共産黨決定，採取統一全國財經工作的重大步驟，改變戰爭年代分散管理、各自為政的財政體制，由中央人民政府統籌全國的財政收支、物資調度和現金管理，做到統一計劃，令行禁止。統一財經，有效地鞏固了平抑物價的成果，控制住了通貨膨脹的勢頭。
經過中國共産黨的重拳出擊，到1950年4月，全國的財政收支出現了接近平衡的局面。長期以來民眾深惡痛絕、國民黨政府一籌莫展的惡性通貨膨脹和物價飛漲的狀況，終於得到根本改變。如將1950年3月的批發物價指數設為100，當年12月便下降為85，1951年12月為92.4，1952年12月為92.6。用不到一年的時間把形勢險惡的市場物價完全穩住，這不能不説是一個奇跡。飽受通貨膨脹、經濟緊縮和社會動蕩之苦的中國人民，已經有10多年沒有過上這樣安定的生活了，他們大大地松了一口氣，也大大地提高了對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人民政府的信賴和支援。中國人民銀行的存款總額，1950年9月比1949年12月增加了12倍以上。經濟穩定大大有利於社會穩定，而社會穩定反過來又有利於經濟穩定。毛澤東高度評價了這次平抑物價、統一財經的意義“不下于淮海戰役”。
平抑物價、統一財經，在短短的幾個月之內就實現了。這一齣乎人們意料的勝利，為國民經濟的恢復創造了必要的條件。但是，恢複國民經濟從哪入手？採取什麼步驟？實行什麼方針？大約要用多長時間？這一系列問題，必須先有一個通盤的規劃和部署，有一個明晰的思路，才能作出明確的回答。
早在國共戰爭還在進行的1949年3月，中國共産黨領袖毛澤東就向全黨提出：“如果我們在生産工作上無知，不能很快地學會生産工作，不能使生産事業盡可能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獲得確實的成績，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並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會站不住腳，我們就會要失敗。”可見，中國共産黨對能否恢復和發展經濟的重要性是有著清醒認識的。一個多月後，針對各方有關如何恢復和發展的問題，毛澤東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提出了一個被稱為“四面八方”的經濟政策。他説，我們的經濟政策可以概括為一句話，叫做“四面八方”。什麼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勞資、城鄉、內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兩方，所以合起來就是“四面八方”。我們的經濟政策就是要處理好四面八方的關係，實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將“四面八方”政策確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至於恢複國民經濟的時間，中國共産黨提出用三年左右的時間實現國民經濟基本恢復。
“四面八方”政策中的公私、勞資、城鄉、內外四個方面，實際上是當時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存在的四對矛盾，這些問題能否解決關係到中國的社會穩定和前途。公私關係處理不好有可能喪失經濟基礎，勞資矛盾處理不好有可能使階級矛盾愈髮尖銳，城鄉關係處理不好關係到工農聯盟的鞏固，內外關係處理不好將會使中國在國際上更加孤立，經濟貿易發展遲緩。而在統籌考慮中國的歷史和現實基礎上提出的“四面八方”政策，符合當時中國的生産力發展水準和經濟構成特點，很好地解決了各种經濟成分之間的關係及其他關係，從而調動了各方面的積極性，形成了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合力。
然而，在實踐中要做到“四面八方”面面俱到，是一件面臨重重阻力的事情，也是對中國共産黨領導力的一個重大考驗。由於戰爭帶來的破壞及建國後社會經濟面臨的改組，使得各階層民眾在生産生活上都遇到了一些困難。首先是民族資産階級，由於原料來源和産品銷路等方面的問題，使他們在生産和經營上步履維艱，加之對新生政權的疑慮，他們的心情和處境是“挂紅旗五心（星）不定，扭秧歌進退兩難”。這時，失業工人、失業知識分子和一些手工業者對中國共産黨也有意見，他們説：“解放了，生活為什麼這樣苦？”大部分農民，由於沒有實行土改，又要徵收公糧，也有意見。而由於革命的勝利，中國共産黨黨內也滋生了一些不良情緒，如在對待公私關係問題上，有人提出：國營經濟要無限制地發展，“越發展，就越要排擠私營”。而在實踐中，許多地方不是公私合作，而是公私“打仗”，不是各得其所，而是一得其所。這些有悖“四面八方”政策的現象，極大地妨礙了國家財政經濟的改善工作。有鋻於此，1950年6月，毛澤東提出“不要四面出擊”的方針，他説：在過去一段時間裏，進攻面太寬，走得太遠，搞得太緊張，十分不利。應當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緩和一切可以緩和的地方，不要“四面出擊”，一定要堅持“四面八方”。他還提出了合理調整工商業、解決失業問題、實行減租減息和土地改革、給小手工業者找出路等具體舉措。
不要“四面出擊”的方針，明確了打擊的對象和團結、依靠的力量，為財政經濟基本好轉組織了浩浩蕩蕩的隊伍。比如，國營經濟和私人經濟在原料供應、勞資關係、市場、價格、內外交流等方面實現了一視同仁，調整工商業的工作全面展開後，民族資産階級不僅渡過了經濟蕭條的難關，而且獲得了較快的發展。1951年同1950年相比，全國私營工業戶增加11%，生産總值增加39%。這一年，私營工商業者的心情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舒暢，他們從國家和國營企業的加工、訂貨、包銷、收購中獲得的利潤，超過了國民黨統治時期的任何一年。他們開始接受中國共産黨和國營經濟的領導，初步消除了對社會主義的畏懼心理。再如，對國民黨政府遺留下來的包括官僚資本企業職工在內的600余萬公職人員，中國共産黨也採取了“包下來”政策。這時國家財政十分困難，但中國共産黨提出寧可“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勻吃”，對舊人員也不能不管。這項富有遠見的措施，雖給國家財政帶來了巨大負擔，但在政治上提高了中國共産黨的凝聚力，使天下大定，人心凝聚。
“要四面八方，不要四面出擊”政策的中心是恢復和發展經濟，即使在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中國共産黨也牢牢地抓住這個中心工作不動搖。經濟建設經費在全部國家財政預算中，1950年佔25.5%，1951年佔29.5%，1952年佔45.5%。經濟建設的財政投入，每年都保持了一定幅度的增長。中國共産黨在打這樣一場大仗，又在國內開始建設工作，而財政赤字比原來並沒有增加多少，這不能不説是一個奇跡。經濟建設經費在國家財政預算中佔如此高的比重，是國民黨統治下的舊中國從未有過的事。
早在1919年7月14日，毛澤東就在其創辦的宣傳新思潮的時事政治性週報《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中寫道：“世界上什麼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解決吃飯問題就要靠農業，農業的恢復是一切部門恢復的基礎，沒有飯吃，一切都無從談起，而恢復農業就離不開農民的支援，離不開農村土地制度的變革。從1950年秋收後開始，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土地改革運動在新解放區分批分期地陸續展開，至1952年冬、1953年春，有3億多人口的廣大新解放區除新疆、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外，如期完成了土地制度的改革。獲得經濟利益的農民歡天喜地地講：“過去頭頂地主的天，腳踏地主的地，現在都成為我們的了。”土地改革後，農民的生産積極性空前高漲，農村中到處呈現一派興旺的氣象。因戰亂而荒蕪的大片耕地重新得到開墾，以華東地區為例，土地改革基本完成的1952年，總播種面積比抗日戰爭前增加了將近一倍。與之相應，主要農産品産量大幅度上升，農民的生活得到了明顯改善。農民購買力的提高推動了城鄉物資交流，擴大了商品流通，促進了市場繁榮，從而對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農村進行土地制度改革的同時，中國共産黨在城市中也開展了多方面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國營工礦交通企業中進行民主改革和生産改革。舊中國的工礦企業，普遍地存在著封建把頭制。新中國成立之初，為了不打亂原有的生産機構，便於接收，中國共産黨對工礦企業中的封建勢力採取了“原封不動”的政策，這在當時是有必要的。隨著國營經濟的逐步建立，為了充分發揮廣大工人在企業中當家做主的作用，中國共産黨在放手發動群眾的基礎上，在企業中進行了系統的、有組織的、比較徹底的民主改革。1950年3月31日，政務院討論通過了廢除各地搬運作業中封建把頭制度的決定。以此為先導，在煤礦、紡織業等工礦企業中也相繼廢除了這類制度。與此同時，又在國營企業中實行管理民主化，建立工廠委員會，吸收工人參加管理，還把一批有經驗的工人提拔到行政和生産負責崗位上來。在民主改革的基礎上，為了解決企業的科學管理問題，又進行了生産改革，其主要內容是：建立健全企業的管理機構，實行科學分工，建立生産管理和技術管理的責任制度；改革不合理的工資制度；開展生産競賽運動等。國營企業的民主改革和生産改革，大大提高和加強了工人的生産積極性和主人翁責任感。
興修水利和改善交通是恢復工農業生産的基礎。中國是一個水患災害較多的國家。近代以來，中國的老百姓飽受兩個禍患之苦：一個是戰亂，另一個是水患。新中國的建立，結束了戰亂，但是水患問題依然十分嚴重。為此，1950年中國共産黨重點治理了連年氾濫成災的淮河。隨後，從防洪防汛、減少災害提高到保持水土、發展水利。新中國用於水利建設的經費，與國民黨政府水利經費最高年份相比，1950年相當於他們的18倍，1951年相當於他們的42倍，1952年相當於他們的52倍。在三年內，全國有2000萬人參加了水利建設，完成的土方約17億立方米，荊江分洪和官廳水庫等一大批水利工程都是在這時開工建設的。相當於10條巴拿馬運河或23條蘇伊士運河的水利工程修建了起來，這是中國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大規模水利建設。在興修水利的同時，中國共産黨還重點加強了以鐵路為重點的交通建設。經過驚人速度的搶修和建設，至1952年，全國共修復了受戰爭損毀嚴重的津浦、京漢、同蒲、隴海等鐵路近1萬公里，新建了成渝、天蘭、寶成等鐵路1473公里。三年間，修復的公路有3萬多公里，新建公路2000多公里。內河貨運量，1952年比1950年增加一倍多。這樣，就初步解決了國民黨統治時期沒有解決的“行路難”問題，為工農業發展和城鄉交流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