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全世界都在注視著新中國，猜測它能否站住腳，會不會堅持不住而失敗。這種想法，不是一點理由也沒有的。一個獨立、統一、人民當家做主的民主共和國雖然已經建立，但是它面對的考驗依然十分嚴峻，考驗的重點已不再是軍事問題，而是與之相比解決起來更為複雜艱難的經濟問題。由於中國共産黨對處理全國性的以及大城市中的經濟問題以往幾乎完全沒有經驗，國內外對共産黨管理經濟的能力表示出懷疑：國內一些人根本就不相信共産黨會把經濟管好，他們認為共産黨在軍事上得了滿分，在政治上是八十分，在經濟上恐怕要得零分；來自國外的質疑更為普遍，如一位美國學者在其著作中這樣寫道，“當共産黨的軍隊于1949年進軍戰勝國民黨時，他們結束了幾十年的戰爭，不過他們的鬥爭剛剛開始。中國領導人在恢復中國經濟並使之現代化方面遇到巨大的困難”，由此“中共的勝利將不過是曇花一現而已”。10 然而，中國共産黨僅用短短的三年時間，儘管其間還發生了抗美援朝戰爭（西方稱為“韓戰”），就成功地實現了國民經濟的恢復，主要工農業産品産量均超過了歷史最高水準，人民生活水準有了顯著提高。中國共産黨交出的這份“經濟答卷”令世人驚嘆，而這一切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多年戰亂破壞的國民經濟
1949年中國共産黨從國民黨手中接過來的中國可謂是滿目瘡痍、百廢待興，整個經濟處於極端落後的狀態：工業整體上處於手工作業的狀況，根本談不上體系，工業産品少得可憐；農業還停留在手工耕作、靠天吃飯的水準上；交通運輸工具落後，數千年前就已經使用的畜力車和木帆船等民間運輸工具仍然在大量使用；郵電通信技術設備非常落後，電話電報多用手工方式操作，約有一半左右的縣沒有自動電話，約有四分之一的縣不通電報和長途電話，中西部地區普遍處於十分閉塞的狀態；市場上商品嚴重匱乏，大多數人民的溫飽問題還沒有解決。
日本侵華戰爭和國民黨政府的財政經濟總崩潰，使得原本就十分落後的工農業生産更大大倒退。從工業生産的狀況來看，1949年的生産量與歷史上最高年産量比較，煤減少了一半以上，鐵和鋼減少了80%以上，棉紡織品減少了四分之一以上。總的來講，工業生産平均減産近一半。再看農業生産，廣大剛解放的地區，農村已經陷入破産境地，水旱災情又極端嚴重，全國糧食産量比抗戰前下降21%，棉花産量相當於抗戰前産量的54.4%，耕畜減少了16%。各地的鐵路、公路等交通運輸，由於長期的戰亂而遭到嚴重破壞，城鄉交流近乎隔絕，市場蕭條。據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社會委員會”統計，1949年中國的每人平均國民收入為27美元，不及印度的一半，僅相當於亞洲國家平均值的三分之二。
此外，戰後中國共産黨恢複國民經濟所迫切需要的資金在國內戰爭後期被大量轉移。1948年年底，蔣介石命令中央銀行將所存黃金、銀元、外幣共約5億美元全部移存台灣。12月1日，國民黨政府中央銀行把第一批黃金200萬兩運往台灣，隨後又南運銀元1000萬元至廣州。1949年1月，再運黃金57萬兩、銀元2200萬元至廈門。國民黨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逃離上海前夕，又卷走了中央銀行庫存黃金19.8萬兩、銀元146萬元。上海解放後，國民黨中央銀行被中國共産黨接管時，只剩黃金6180兩，銀元1546643枚，以及少量外幣。同時，國民黨政府還將航空、金融、貿易等領域的29家壟斷企業撤到香港，這些企業的資産凈值共約2.43億港元。大量受過訓練和有經驗的專業人員，也被國民黨從大陸轉移到台灣。資金、物資和人才的大量轉移，增加了新中國成立後恢復經濟的難度。
由此，在新中國誕生之際，中國共産黨面對的是國民經濟的嚴重衰退和全面萎縮的嚴峻形勢。這種國民經濟的萎縮和蕭條，在當時全國最富庶的上海和江浙地區，表現得最為突出。由於資金和物資嚴重匱乏，大批民族資本企業甚至到了連簡單再生産都無法維持的地步。在大工業城市上海，剛解放之時，全市煤的存量只夠用一個星期，棉花和糧食的存量不足維持一個月的消費。全市一萬多傢俬營工廠中，開工戶數只佔總數的四分之一。相對景氣的棉紡織業，每星期也只能開工三個晝夜。新中國的經濟，就是在國民黨政府留下的經濟基礎極端薄弱、財政經濟瀕臨崩潰、物價上漲完全失控、投機活動異常猖獗的爛攤子上艱難起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