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代表、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從參與“網約車第一案”專家研討到今年兩會，已連續四年向全國人大提交改進“網約車”管理辦法的建議。

“計程車管理體制改革難、打車難的問題多年來一直倍受社會關注，所以從網約車問世起，這種新的出行方式就引起我的特別關注。”蔡繼明在接受中國網記者專訪時説。

蔡繼明的研究團隊下載了6個打車APP，體驗每一個平臺的服務、分析其優劣，跟蹤研究網約車行業發展已經五年多。

“網約車是具有共用經濟屬性的一種新業態，是‘網際網路+交通’的典型代表，它以大數據和雲計算技術為驅動，對傳統出行方式實施現代化改造，從而為居民提供了一種更安全、更便捷、更舒適的出行服務。”蔡繼明説。

“網際網路+交通” 提高城市運作效率

2015年的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制定“網際網路+”行動計劃。隨後，《國務院關於積極推進“網際網路+”行動的指導意見》提出“發展共用經濟，規範發展網路約租車”，這就為網約車行業的發展開了綠燈。

2016年7月27日，交通運輸部等七部委聯合頒布《網路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以下稱《暫行辦法》），我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承認網約車合法性的國家。

蔡繼明在調研中了解到，2016年6月至 2017年6月，滴滴平臺創造了 2108萬個靈活就業和收入機會，其中393萬司機來自鋼鐵、煤炭等去産能行業，超過 178 萬司機為復員、轉業軍人。

在蔡繼明看來，網約車的出現對提高城市運作效率、疏解交通擁堵、降低環境污染、營造誠信社會環境、盤活閒置資源和靈活就業等方面均有助益。

行業發展仍存制約因素

《暫行辦法》實施後，截至 2017 年底，在全國 297 個地級市中，已經有超過 200 個城市出臺了地方細則。

幾年來，蔡繼明通過與網約車司機廣泛的溝通、交流、調研以及參加各種法律諮詢會和學術研討會，發現“很多城市遵循了《暫行辦法》推動改革，實施包容審慎監管的精神”。

“然而部分地方政府出於對本地傳統行業的考慮，還有一些觀念上的認識局限，傳統的思維慣性，使得中央層面制定的政策在部分地方具體實施時反而不利於網約車行業的發展。”蔡繼明説。

例如，一些地方交通主管部門的培訓中心、社會教育機構出於營利目的，舉辦各種網約車駕駛員考試培訓班，並聲稱不培訓就無法通過考試，這催生了網約車的“考試産業鏈”，加重了司機的從業負擔。

2017年3月2日，有媒體報道，南京首場網約車駕駛員從業資格考試報名參考的76名駕駛員中，僅有10人在兩門科目中達到80分的合格線。上海、寧波等地也出現過類似問題。   

針對調研中發現的問題，今年兩會，蔡繼明提出了“給予非本地戶籍市民同等的從業權利；取消地方網約車管理細則對車輛的不合理限制；進一步簡政放權，減輕企業負擔；加強政企合作，提升監管能力”等四點建議。

讓“子彈”飛一會 改革仍在路上

今年2月27日，國家資訊中心分享經濟研究中心、中國網際網路協會分享經濟工作委員會聯合發佈《中國共用經濟發展年度報告（2018）》顯示：2017年我國參與共用經濟活動的人數已超 7 億，提供共用經濟服務的服務者人數約為 7000萬人。

報告還顯示，預計到2020 年，共用經濟領域提供服務者有望超過1億人，中國共用經濟規模佔GDP比重將超過10%。

“出臺文件並不是改革工作的結束，而是開始。”今年2月，交通運輸部副部長劉小明在國新辦發佈會上説。

劉小明稱，從改革效果來看，距社會公眾的希望、群眾出行需求、改革目標還有差距。交通運輸部將繼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不斷優化、完善政策措施，將出租汽車深化改革進行到底。

對於網約車行業目前出現的種種問題，蔡繼明認為，要讓“子彈”飛一會兒，對諸如網約車之類的新興業態不能求全責備，要以一種包容審慎的態度在實踐中不斷改進和完善管理辦法。

“在網約車行業成長過程中，要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政府的責任是為網約車和傳統計程車公平競爭、協調發展提供必要的制度空間，而不能用管理傳統計程車的方式去規制網約車新業態的發展。”蔡繼明説。 

（文字/尚陽 廉皓晨 策劃/尚陽 攝像/尚陽 宋桉柢 黃牧晨 剪輯/吳佳潼 張穎穎）

 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工美集團握拉菲首飾有限公司設計部主任侯湛瑩參與設計的《和美》純銀絲巾果盤與《夢和天下》首飾盒套裝分別在2014年APEC會議與2017年“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作為國禮贈送給各國領導人及其夫人。

“國禮體現了民族文化與國家精神，它的設計有著博大精深的內涵，是其他設計無法達到的高度。”侯湛瑩對中國網記者説。

今年的全國兩會，侯湛瑩帶來了“關於加強傳統工藝美術行業人才吸引、人才培養和人才保護”的建議。

七人團隊兩個月完成十八套國禮

侯湛瑩最初從事的是平面設計工作。年輕時職業發展規劃並不在傳統工美藝術領域。進入工美集團工作後，才逐步接觸到傳統手工藝術品的設計。現在工藝美術成為了侯湛瑩生活的一部分。

“接觸了傳統手工藝的設計後，才發現它的不可複製性和文化傳承性。”侯湛瑩説，“材質和工藝結合，每一個紋飾都充滿了文化的深度與厚度，做好了是錦上添花，做不好就是繁冗堆砌，非常有挑戰性。”

2017年，“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召開，由侯湛瑩團隊設計制做的《夢和天下》首飾盒套裝在眾多配偶禮中脫穎而出。

“因為我接到的任務是做配偶禮，所以我從女性的角度出發，同時把中國傳統工藝的文化內涵與絲綢之路的文化特點巧妙地結合起來。”侯湛瑩説。

國禮《夢和天下》整體盒型取自中式花窗，盒頂鑲嵌獨具京味兒的月季圖案螺鈿，用以表達陸上絲綢之路，而盒身周圍的琺瑯彩海水紋與盒頂鑲嵌的珍珠則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體現。取“吉祥如意、和諧共生”的含義。

集雕漆、螺鈿、鑲嵌、花絲、鑄造、壓制、琺瑯、3D列印八大工藝于一身，每一項工藝之間的銜接十分複雜，對於手工技術的高要求以及各個環節互相配合的精準程度遠超其他作品。

國禮製作的七人團隊，用兩個月的時間完成了十八套首飾盒的純手工製作。《夢和天下》的尺寸計算非常精確，要確保首飾盒整體嚴絲合縫，有任何一個細節出錯了，整個産品就廢掉了。 ”國禮項目製作工藝師孟劍鋒説。

國禮外交讓世界看到中國工藝

國禮是民族文化與民族精神的獨特標識。中國是文明古國、禮儀之邦。在《論語》中，“禮”字出現七十四次。“禮之用，和為貴”，中國的國禮不僅僅寄託了中國對於世界和平的美好願景、承載著優秀的中華傳統文化、代表著中國大國形象的崛起。

2016年1月15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正式開業，57尊AIIB和璽作為國禮被送到57個央行代表手中，包含著“一瓦成家，和諧共生”的寓意。

2015年9月27日，為紀念聯合國成立70週年，國家領導人在紐約向聯合國贈送青銅器《和平尊》，向世界人民傳達了中國和中國人民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圖共贏的願望和信念。

2014年APEC會議上，國家領導人及其夫人送給各經濟體領導人及其配偶的三件國禮之一——《和美》純銀絲巾果盤，“這款作品通過鏨刻技術成功在貴金屬上體現絲巾的柔美，讓很多領導人在欣賞時都不自覺地想要拿起這塊絲巾看看，但都一抓一手空，這讓世界看到了中國工藝的精湛。”侯湛瑩説。

融合青少年力量傳承中國傳統文化

“如今，在傳統美術工藝行業裏，大多數都是年紀較大的老師傅，有時一件複雜的作品需要鏨刻許多細小的紋飾，師傅們都需要帶上眼鏡強撐著看，幾天下來也許只能完成一個小部件。”侯湛瑩説。

“特別需要年輕人的力量補充上來，我希望能夠在中小學建立傳統手工藝的課程，讓孩子們在青少年時期就能接觸到中國的傳統文化。”今年全國兩會，侯湛瑩提出“關於加強傳統工藝美術行業人才吸引、人才培養和人才保護”的建議。

“需要政策支援，讓手工藝的教學更加普遍化，大學也可以建立專門的課程和專業來傳承手工藝的技藝，吸引更多愛好者從事這個領域的工作，讓青年人才喜歡和熱愛中國傳統手工藝。”侯湛瑩在建議中提到。

除此之外，侯湛瑩還指出，工藝美術行業目前面臨著創新不足的困境，各種工藝種類發展不均衡及評價體系不完善等問題有待解決。

（文字/仝選 黃牧晨 策劃/仝選 吳佳潼 攝像/吳佳潼 宋桉柢 張穎穎 剪輯/吳佳潼 張穎穎）

“《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以下簡稱《未成年人保護法》）在保護兒童方面一直髮揮著巨大的作用。但是隨著時代發展，尤其是近年來兒童性侵案件頻繁曝出，在執行過程中暴露出《未成年人保護法》還存在著需要修改和完善的地方。”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婦聯副主席高莉説。

今年是高莉作為全國人大代表第六次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安徽省婦聯副主席，她曾多次提出有關婦女、兒童《未成年人保護法》修訂的建議。

一份事關3億未成年人未來的建議

3月2日，由中國少年兒童文化藝術基金會女童保護基金（以下簡稱“女童保護”）與鳳凰網公益聯合主辦的2018年“女童保護”全國兩會代表委員座談會在北京召開。

會議現場發佈的一份性侵兒童案例統計報告引發了部分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以及兒童保護專家的關注和討論。

2017年性侵兒童案例統計顯示：2013年至2017年，媒體公開報道的性侵兒童（14歲以下）案例1779起，平均每天曝光1.04起，其中最小的受害者只有1歲。

“未成年人是國家的希望，民族的未來。由於案例特殊性、社會認知等因素影響，社會各方對這一嚴峻形勢關注仍然不夠。”高莉説。

今年，高莉將會提出關於將具體未成年人預防性侵保護措施納入《未成年人保護法》的建議。這份建議不僅是多年從事婦女、兒童保護工作的高莉對自己工作的總結，更是事關中國32121萬未成年人的未來。

“近年來，侵害兒童事件屢見不鮮。但是相關法律還不夠健全，有些犯罪分子得不到及時的懲處。”高莉在接受中國網記者採訪時説，“我們需要不斷對法律進行完善，解決實際操作中的困難。”

高莉希望能通過人大代表的呼籲，引起更多人重視兒童保護的問題。“這是個齊抓共管的問題。”她説。

未成年人保護不只是家庭內部事務

“女童保護”發佈的調查報告顯示：2017年公開報道的378起性侵兒童案例中，一人對多名兒童實施性侵害的為98起，佔25.93%；明確表述施害人為多次作案的有120起，佔比31.7%。報告表示：“性侵者多次作案和一人性侵多名兒童案例比例高，體現了性侵兒童案件的隱蔽性和性侵犯罪在沒有外界干預的情況下，作案者不會自動終止。”

“家庭和社會對兒童防性侵保護的認識還不夠。”高莉對記者説，“受傳統觀念影響，某些家庭會排斥法律對此類事務的介入，給孩子帶來遭受二次傷害的隱患。”

關於性侵兒童案例發生的地區分佈，“女童保護”統計顯示，2017年公開報道的案例中，受害者為農村地區兒童的有112起，佔比29.63%。

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農科院副院長趙皖平在接受中國網記者採訪時説：“中國農村的父母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改變下一代的生活環境，會選擇到大城市打工。子女就會留在農村，缺乏良好的教育和保護。”

“孩子是國家的未來。兒童保護不是簡單的家庭內部事務，一方面監護人要加強對孩子的保護意識，另一方面需要樹立法律對家庭事務適度干預的理念，用更加完善的法律來彌補家庭方面對青少年保護的缺失。”高莉説。

建立高效的未成年人保護機制

現行的《未成年人保護法》是在1991年9月4日頒布的基礎上，經歷了2006年、2012年兩次修訂後形成的法律，從家庭、學校、社會、司法幾個方面為未成年人保護提供了法律依據。

《未成年人保護法》第53條規定，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不履行監護職責或者侵害被監護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經教育不改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有關人員或者有關單位的申請，撤銷其監護人的資格，依法另行指定監護人。被撤銷監護資格的父母應當依法繼續負擔撫養費用。

“由於監護人的特殊身份，未成年人又往往需要監護人代為起訴與舉證才能維護自己的權益，於是就陷入了一個怪圈，事情往往就不了了之，孩子最基本的合法權益得不到有效的維護。”“女童保護”公益項目主要發起人、鳳凰網公益頻道主編孫雪梅説。

據統計，在2017年公開報道的378起性侵兒童案例中，熟人作案209起，佔比59.89%，家庭性侵的比例達50.31%。

“對性侵兒童的施害者應該採取更嚴格的懲罰措施，光從道德約束層面是很難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知法犯法，就應該付出相應的法律代價。”趙皖平説。

高莉建議，進一步修訂完善《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人保護法》，在對未成年人權益進行保障的同時，明確社會、學校、家庭、各級政府職能部門與司法機關的責任。與此同時，司法部門對各項條款出臺司法解釋和質詢標準，建立監護人的監督制度，將部分民間組織納入監管體系。

“《未成年人保護法》作為社會法的實施，體現著國家和社會法制文明程度。希望能夠通過兩會立法討論，完善《未成年人保護法》，建立高效的未成年保護機制，符合這部法律的初衷。”高莉説。

（文字/趙曉雯 劉博雅 導演/尚陽策劃/趙超趙曉雯 攝像/趙超 吳佳潼 宋桉柢 劉趁 張敏 何遠涵 剪輯/趙超 宋桉柢 張敏）

“如何真正實現教育公平，讓學生輕鬆快樂地學習，實現加快教育現代化，增加教師幸福感？這些問題都亟待解決。”全國人大代表、遼寧省鞍山市第十三中學語文教師官啟軍在接受中國網專訪時説。

近些年，擇校熱、城鎮大班額、課外培訓班熱、學生負擔重等教育問題的出現，引起廣泛關注。“這些問題的出現是與發展相伴隨的，從側面也見證了我國教育的發展。”官啟軍説。

“擇校熱與教育公平相違背”

2018年2月28日，教育部公佈《2017年全國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督導評估工作報告》。報告指出，個別地方仍存在優質教資源不足，校際差距較大問題，少數地方存在繼續增大的趨勢。為讓自己的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家長們把更多的重心放在對學校的選擇上。

“重點中學師資水準高，教學環境好，升學率也高。在這種學校讀書，對孩子的未來更有好處。”某重點中學學生家長裴女士告訴中國網記者。

一些家長甚至為了讓孩子上“好”學校，寧可在學校旁邊租住幾平米的小房。“我媽説我們學校參加競賽機會多，有成績了升學就能加分，考大學更有把握。這裡條件雖不及自己家，但這幾年苦點，以後就容易了。”裴女士的孩子對中國網記者説。

今年全國兩會，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在“部長通道”接受採訪時表示，老百姓不滿意擇校熱、學區房，原因是優質資源分佈不均衡。

“擇校問題已成為教育均衡發展面臨的難題，這是教育的不公平導致的。”官啟軍説。在官啟軍看來，想要解決擇校熱問題，需要加大名師交流力度，均衡師資和辦學條件。同時，國家還需加大對薄弱學校的支援。

“大班額不僅學生擁擠 老師壓力更大”

擇校熱和教育配置不均衡，也讓超大班額、超大規模學校在一些地方成為教育“常態”。一些重點學校裏，不足40平方米的教室經常坐著60多名學生。最前排的學生離黑板只有一步之遙，最後排的學生緊貼著墻而坐，這是大班額班級上課的現狀。

“每個老師要照顧60多名學生，經常忙不過來。”官啟軍説。

為解決大班額問題，2016年7月，國務院下發《關於統籌推進縣域內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以下稱《意見》）。《意見》明確了解決大班額問題的工作任務、時間表及路線圖，指出到2018年基本消除66人以上超大班額，到2020年基本消除56人以上大班額。

2018年2月5日，《光明日報》報道顯示，2016年全國義務教育階段有66人以上的“超大班額”14萬個，比2012年減少9萬個，減幅為39%；56人以上的“大班額”有45萬個，減少近18萬個，減幅為28%，城鎮學校“擠”的問題得到了有效緩解。

“減負路‘道阻且長’”

1955年7月，教育部發出我國第一個“減負令”——《關於減輕中、小學校學生過重負擔的指示》。60多年來，我國已下發多道“減負令”。“但學生們卻感覺越減越重，家長們越來越焦慮。”官啟軍説。

“我家孩子每個月光補課費就上萬元。孩子一週五天學校上課，週末兩天幾乎都在補課。”一名今年準高考生家長對中國網記者説。

對此，官啟軍坦言，家長和學生應該把更多精力、時間用在學校，注重課堂效率。課堂才是教學的主渠道，多引導學生在課上學東西，學習以不變應萬變，學生們學習才會更輕鬆些。

“鞍山已採取相應措施，例如對學生實行走班制，盡可能讓學生把能夠完成的作業和學習任務在課堂上完成，目前看來效果不錯。”官啟軍説。

“減負的路還有很長。希望學生快樂地學，老師快樂地教，家長們快樂地把孩子送到學校，避免一提學習就‘雞鳴狗跳’，不談學習就‘母慈兒孝’的現象發生。”官啟軍説。

（文字/吳佳潼 黃牧晨 趙丹 導演/尚陽 策劃/吳佳潼 攝像/張敏 何遠涵 趙丹 謝瑩 攝影/韓依 剪輯/吳佳潼 張敏）

在貴州省安順市平壩區樂平鎮塘約村，一棟棟小洋房整潔亮麗，柏油馬路乾淨寬闊，各種蔬菜的種植基地面積有上百畝，合作社還成立了多家公司，村中處處彰顯著新農村的新氣象。而在四年前，塘約村還是一個國家二類貧困村，2014年的一場洪水，使塘約的處境變得更加艱難。

“窮則思變。塘約要把資源統籌起來，走村社一體、合股聯營、抱團取暖的發展模式擺脫貧困。”塘約村村支書左文學在災後帶領村民進行農村綜合改革，短短兩年時間裏，塘約村就成了“小康示範村”。

左文學今年第一次當選了全國人大代表，根據“塘約經驗”，他提出了關於“農村産業扶貧”相關建議。

國家二類貧困村向“小康示範村”的轉變

2014年6月3日，塘約村經歷了一場百年不遇的洪水。田地被沖毀，房屋倒塌，存儲的糧食全部被水浸壞。洪水給塘約村帶來的損失，讓左文學深切地感受到傳統農業農村抵禦自然風險力量的薄弱。

2014年以來，左文學帶領村民走上了集體化道路。塘約村進行合股聯營、村社一體，對全村土地經營承包權、林權、集體土地所有權等實施“七權同確”的改革措施，即對集體所有的土地、林地全面進行確權，被侵佔集體耕地歸還集體，將土地集中起來，由村集體進行規模化、集約化、專業化經營。

經過一系列改革，塘約村實現了擺脫貧困進入小康的目標。每畝地的産值從以前的最多160元，上升到1萬元以上。

“2014年到2017年間，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4000元增長到11000元。村集體經濟從依靠政府辦公經費3萬多元，變為312萬元。合作社下還成立了運輸、建築、運營等多家公司。”左文學説。

塘約村走到今天，是深化農村改革的一個縮影。“改革永遠在路上。我們生在了好時代，我們的幸福是靠好政策得來的。”左文學説。

特色産業實現扶貧目標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奮鬥目標出發，明確到2020年實現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

回首過去五年中，中國貧困人口已從9899萬減少至3046萬，年均減少1370萬人；貧困地區農民純收入增幅比全國農村農民收入增幅高2.5個百分點。國務院扶貧辦劉永富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記者會上説：“我們創造了中國減貧史上的最好成績。”

2016年11月23日，國務院印發的《“十三五”脫貧攻堅規劃》中提出，立足貧困地區資源稟賦，建立健全産業到戶到人的精準扶持機制，每個貧困縣建成一批脫貧帶動能力強的特色産業，每個貧困鄉、村形成特色拳頭産品，貧困人口勞動技能得到提升，貧困戶經營性、財産性收入穩定增加。

寧夏固原彭陽縣陳溝村，借著生態建設的機遇大力發展苗木産業，發展多元化經濟林産業，實現了脫貧致富；貴州省畢節市，因地制宜打造了中國西南部最大蔬菜瓜果生産基地和肉牛養殖基地等一系列特色産業，已有30.67萬人實現初步脫貧……

“近年來，全國各地認真貫徹中央關於脫貧攻堅的決策部署，大力扶持發展特色種養業創新模式，並取得了可喜的階段性成效。”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農業科學院副院長趙皖平在接受中國網記者採訪時説。

趙皖平今年提出了“大力發展特色種養業，築牢精準扶貧基礎”的建議，並提出具體細化措施：“提升扶貧工作的造血能力，需要堅持因地制宜選擇特色産業項目，走科技提升，創新發展的路子，把産業扶貧政策的功能有效釋放出來。”

扶貧先扶志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貧困人口脫貧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任務和標誌性指標，在全國範圍全面打響了脫貧攻堅戰。

為實現脫貧，“十三五”規劃明確提出，2020年貧困縣全部摘帽。今年，李克強總理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加大精準脫貧力度，今年再減少農村貧困人口1000萬以上，完成異地扶貧搬遷280萬人。

“當大量‘資源輸入’導致貧困對象‘等、靠、要’情緒變濃時，扶貧政策就會走向其反面，弱化了扶貧對象的內生動力。”趙皖平説。

在調研中，趙皖平發現，目前的扶貧工作也突顯出一些問題：“有一部分群眾和幹部比較急躁，覺得越早脫貧越好，一味地給錢給物。”

趙皖平建議，精準扶貧工作中，各級政府不能滿足於“給予式扶貧”——給錢、給物、送項目，更關鍵的是採取“激勵式扶貧”，讓扶貧對象從“依賴中走出來”。

“通過全國人民共同的努力，2020年我們肯定會見到中國的深度貧困在我們這一代人手裏徹底的解決。”趙皖平説。

（文字/仝選 劉趁 廉皓晨 導演/尚陽 策劃/尚陽 焦夢 攝像/吳佳潼 宋桉柢 張敏 何遠涵 剪輯/趙超 陳瑋琇 褚靖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