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下文簡稱“兩高”報告）3月8日提請十三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審議。
“司法機關的辦案數據即是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的縮影。”全國政協委員、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朱新力表示，“兩高”報告系統回顧和總結了過去一年的工作進展和履職效能，其中公佈的辦案數據及熱點事件案例是看得見的公平正義，盡顯了我國依法治國的決心與力度。
亮點一：從高頻詞讀百姓關切、司法進步
司法體制改革、營商環境、未成年人保護、反腐、公益訴訟……翻閱近年來的“兩高”報告，這些高頻詞從未“缺席”。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王新舉例稱，近五年來，“兩高”報告關於未成年人保護著墨頗多，內容呈現出多層次和重細節的特點。“不同之處在於，基於2021年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和新出臺的家庭教育促進法，司法機關切實將對未成年人的司法保護融入到家庭、學校、社會、網路和政府保護中，形成對未成年人保護的整體合力。”
此外，每年的“兩高”報告中，反腐敗問題及反腐敗數據都備受關注。“這持續釋放了黨中央堅定不移推進全面從嚴治黨，以法治思維、法治方式懲治腐敗，把反腐敗鬥爭推向縱深的強烈信號。”朱新力強調，就最高檢察院工作報告公佈的河南檢察機關對逃匿境外拒不歸案的程三昌適用缺席審判程式提起公訴的案例來看，不論是反腐敗追逃追贓，還是受賄行賄一起查等，都展現出我國對腐敗零容忍的態度和決心。
“不僅是上述兩個方面，從近年來的‘兩高’報告不難看出，在司法體制改革、生態環境保護、優化營商環境等方面，聚焦百姓關切、推動司法進步的理念一以貫之。”王新説。
亮點二：“線上”“線下”融合服務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提出，我國已建成世界上聯動資源最多、線上調解最全、服務對象最廣的一站式多元糾紛解決和訴訟服務體系，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司法為民之路。
“處理矛盾、化解糾紛是社會治理的基礎性工作。”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院長焦洪昌表示，人民法院通過結合過往經驗，提高基層治理效率，把矛盾化解在基層，探索形成了符合中國國情、遵循司法規律、引領時代潮流的中國特色一站式多元糾紛解決機制。
數據顯示，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與全國總工會、中國僑聯、全國工商聯、銀保監會、中小企業協會等11家單位建立“總對總”線上調解機制，6.3萬個調解組織和26萬名調解員進駐調解平臺，覆蓋城鄉的跨域立案網點超過1.3萬個，累計提供跨域立案服務14萬件，90%的申請做到30分鐘內響應，把司法服務送到群眾家門口。
過去一年，我國在全球率先出臺法院線上訴訟、線上調解、線上運作三大規則。面對疫情，智慧法院大顯身手，全國法院線上立案1143.9萬件，線上開庭127.5萬場。司法區塊鏈上存證17.1億條，電子證據、電子送達存驗證防篡改效果明顯。
“近年來，最高人民法院致力於依託現代化資訊化技術手段建設智慧法院。”焦洪昌認為，我國能夠將司法工作“線上”“線下”融合，首先是因為經濟社會發展，為線上審判提供了保障。“在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大面積推廣線上審理，需要廣泛普及高速網際網路、智慧通訊設備，這是必要的前提條件。另外，我國重視網際網路安全與個人資訊保護，公民無需擔憂因線上審判而帶來數據洩露的風險。”
亮點三：不誇大成績不回避問題
“報告不僅沒有回避拐賣婦女兒童、康得新、康美藥業等案件，而且大篇幅強調了嚴懲性侵、拐賣婦女兒童和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等犯罪問題，這是司法機關‘以人民為中心’作出的最有公信力的回應。”王新強調。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將“嚴懲性侵、拐賣婦女兒童和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等犯罪，強化對被拐賣婦女兒童的司法保障”寫進了2022年工作安排中。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張新寶認為，從這之中可以看出國家嚴懲買賣婦女兒童犯罪的堅決態度。
過去一年，配合公安機關持續開展打拐“團圓”行動，檢察機關嚴懲拐賣人口犯罪，深挖歷史積案。最高檢察院工作報告介紹，2000年至2021年，檢察機關起訴拐賣婦女兒童犯罪從14458人降至1135人，年均下降11.4%；起訴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犯罪由155人增至328人。
“報告中提到的‘老夫少妻惡搞案’‘取快遞女子被造謠出軌案’‘侵害袁隆平院士名譽榮譽案’都是司法機關對網路安全整治力度的有力回應，同時也是堅持以案説法、以案釋法最生動的教科書和公開課。”張新寶説。
“一個案件勝過一沓文件。‘兩高’報告篇幅雖短，但不誇大成績，不回避問題，幹貨滿滿。”王新説。（唐佳 方經綸 肖聰聰 朱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