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中國各省區中率先進入工業化發達階段，經濟新常態比全國出現得更早、遇到的挑戰也更多。“十二五”期間，浙江為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走出的發展之路，為全國提供著應對新常態的經驗啟示。而當“十三五”大幕拉開，這五年對於浙江而言又意味著什麼?

　　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浙江省人民政府諮詢委員會副主任史晉川博士，在接受中新網作者專訪時表示，“十三五”對浙江經濟而言是更大機遇，浙江需要在新常態的新二元經濟結構下，率先尋求新的突破。而早已提前發力的供給能力調整，也將助浙江在全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率先顯示出成果。

　　對於剛剛過去的“十二五”，史晉川表示，與改革開放初中期浙江經濟面臨著城市和農村、工業和農業的傳統二元經濟相比，“十二五”期間浙江經濟實際上面臨的已經是一種新的二元經濟結構，即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並存的二元經濟結構。

　　“這種新二元經濟結構的形成與政府和市場的邊界沒有理清、改革未到位有關，從而造成了壟斷領域供給不足、競爭領域供給過剩這樣的産業結構。”史晉川説。

　　他指出，浙江在“十二五”期間作出了一些新的探索，浙江的民營企業利用科技革命、網際網路技術，做了很多突破創新，通過打破壟斷拓展自己更大的發展空間。這也是浙江人敢為天下先的改革創新精神傳承使然。

　　對於已經到來的“十三五”，史晉川直言，這對浙江經濟而言是更大的機遇。“全面深化改革在‘十三五’有望切實落地，中央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宏觀經濟政策從強調總需求管理轉向重點改善有效供給，對浙江而言都是大的發展機遇。”

　　“供給側改革的關鍵是對新二元經濟結構的所有制結構作出調整。國有經濟進入競爭性領域過度擴張，是否應退出來，政府的産業管制是否放鬆，壟斷領域是否向民企真正開放，大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能否真正採取ppp模式等等，對於擁有強大民企力量和民間資本的浙江而言是很好機會。”史晉川説。

　　在史晉川看來，浙江的供給側改革不是正在啟動，而是在2013年起前便通過擴大有效投資、大力推動現代服務業發展及電商換市和機器換人等啟動了實踐，調整了産業結構，增強供給能力。浙江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率先於多數地區顯現出其先發效應。

　　在《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指出，“十三五”時期，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對此，史晉川提醒道，對重要戰略機遇的內涵要作實事求是的理解，要有正確的判斷。“不能簡單將此理解為‘困難是暫時的，一咬牙就能挺過去，就會迎來新常態之前的那種大發展機遇’，必須清醒認識到，在新常態下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已發生深刻變化。''

　　史晉川認為，國際經濟形勢依然複雜，跨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依然嚴峻，浙江只有面對新常態中的新挑戰，提出新的發展思路，走出新的發展路子，積極適應新常態，主動引領新常態，才能抓住新的戰略機遇。固守傳統的發展方式是緣木求魚，將坐失戰略機遇期。

　　對於當下浙江經濟發展，史晉川表示，在看到成績同時也要看到挑戰。

　　“浙江傳統的經濟發展動力的消減，和新的經濟增長動力的成長，這兩者正處在十字路口交叉點附近，在浙江經濟的轉型發展中，整體來看傳統的經濟發展動力的消減，和新的經濟增長動力的成長還沒有完全跨過交叉點。我們怎麼儘快培養出新的增長動力，同時又要解決傳統動力消減過程中帶來的問題，比如企業破産倒閉、勞動者失業、地方政府財政稅收困難和投入不足等，是一個很大的難題。”

　　史晉川表示，新常態下新動力的培養，對於體制機制有著很高要求，沒有全面深化改革及體制機制的突破，建立起引領新常態的體制機制，新的增長動力培養非常艱難。現行的很多體制機制相對滯後，浙江的切身感受更深，造成了地方自主性和創新的處處受限。

　　對於浙江經濟在“十三五”期間發展的關鍵，史晉川用了一句話概況。“我認為新常態下，面臨新的二元經濟結構，必須要尋找新的突破口。”在他看來。浙江要直面體制機制、經濟結構、社會發展和生態環境各方面存在的問題，拿出當年大膽突破傳統二元經濟結構的膽識和勇氣，敢於創新，善於創新，幹在創新發展的實處，走在轉型發展的前列。

來源：世界浙商網    | 撰稿：    | 責編：趙皓月    審核：張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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