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質生産力”是生産要素合理配置與區域稟賦高效利用的基本體現，這也是我國在新舊動能轉換過程中如何提高效率，實現有效供給的重要突破口。鄭榮華《經濟的興衰》（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一書似乎正是為了闡釋新質生産力的價值與邏輯而創作，作者從競爭、平衡、博弈，再到産業、孵化，運作兩條主線展開系統性論證，揭示了産業集群和産業孵化背後的邏輯與支撐動力，為産業轉型，區域發展提供了延展性思維與借鑒價值。尤其對區域政府在經濟發展與産業轉型過程中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思考與方向：增長動力與增長彈性

　　土地財政收入與基建投資，一直以來是區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也是推動我國城市化發展與工業化進程的主要手段，但是隨著生産要素的有限性與工業化、城市化規模的逐漸擴大，各種結構性矛盾也逐漸顯現，一方面是生産要素銳減與生産成本飆升導致傳統生産模式面臨生存挑戰；另一方面是長期以來的無限供給與有效需求面臨邊際效用遞減；再者是傳統生産要素與新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資源配置扭曲的風險。所以，鄭榮華先是從土地財政進行剖析，“土地財政是以土地作為生産要素進行投資，並通過土地産品的轉化實現地租或級差地租收益。”鄭榮華認為，從生産邏輯來看，這似乎符合經濟發展規律，但是如果土地財政被異化之後就有可能出現過度商品化或泡沫化現象。在土地財政部分，鄭榮華並沒有否定土地財政的作用和意義，他更多是在呼籲科學的土地發展觀，要從單一的土地轉讓收益向土地産品孵化收益轉變，只有這樣才能支援土地經濟的持續性。書中特別提出要謹防“土地過度商品化”和“土地泡沫化”兩大問題，在作者看來利用土地壟斷優勢進行土地已有價值的溢價出售，並以此形成長期的路徑依賴，就會導致其他經濟活動或生産組織萎縮或蕭條。同樣土地的權屬方與土地的經營方如果通過對土地的價值進行包裝，製造未來增值的預期，最終使土地偏離了生産成本與消費成本的真實價值，就會抑制傳統生産的積極性和其他消費能力，不利於投資與消費的提升。

　　在城市增長彈性方面，鄭榮華對未來區域發展動力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為傳統發展模式難以支撐高品質發展，必須從全要素生産率角度來評估投資與産出的關係，否則不斷疊加的公共投入對城市效用價值會形成邊際遞減，同樣政府的資本産出效用也隨之遞減，在財政緊張的情況下這種“雙折”現象會削弱區域發展的效能。在書中鄭榮華提出了兩個具有創見性的觀點，其一政府公共品投入要實現有效供給，一方面通過公共品的“廣泛受益”來降低成本，提高效用價值；另一方面通過公共品的“共同受益”來實現資源有效配置。其二，通過新質生産力來替代對傳統生産要素的依賴。作者認為城市的新質生産力主要體現在知識、技術、服務、制度、資本、環境及交通組織和數字化等要素的高度集聚與高效利用方面，這才是區域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彈性所在。

　　量變和質變：發揮本土市場效應及産業集聚作用

　　毋庸置疑，我國14億人口是消費與産業的重要支撐。2023年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品總額突破達47萬億，拉動經濟增長4.3個百分點。所以消費促進了本土市場的繁榮，本土市場的繁榮能創造産業集聚與規模報酬遞增的優勢。鄭榮華認為，發揮本土市場的作用有利於産業、人口、創新、金融等要素的發揮，同時對消費市場的資訊反饋也有及時捕捉、分析的優勢，為産品從規模化生産向規模化定制生産轉變創造條件。當前美國和中國都是擁有巨大國內消費市場的國家，兩國在本土市場效應上一直髮揮著各自優勢。所以，無論是消費還是供給，只要在一端上形成絕對的競爭優勢就能催動産業體系的完善與升級。

　　一般來説，創新驅動力源於“誘致創新”和“引力創新”兩個方面，但無論哪一種創新都需要以市場為依託，就如第一次工業革命，英國之所以能佔據主導地位，其根本原因是英國在當時也是西方最大的消費市場，從而為英國産業集聚與科技創新創造了條件。鄭榮華在“本土市場邏輯、意義、價值”一節中認為，通過對本土市場規模的擴大，能實現從量變到質變。

　　首先，由於本土市場規模的擴大，倒逼企業進行創新。企業的創新分為主動創新和被動創新。無論是主動創新還是被動創新，都是源於外部環境對內部環境的衝擊。由於本土市場規模不斷擴大，産業集聚度在利益的誘致下將會不斷提高。在同質化市場的壓力下，企業會加大對産品設計和研發的投入，通過對産品的研發轉化來實現差異化競爭，提高産品附加值。其次，本土市場規模越大，供需市場的資訊傳遞就越快，從而為企業商品的有效供給創造條件。再則，本土市場規模能引致集聚效應和競爭效應。本土市場的規模擴大必然會吸引生産要素向區域內部流動，最終形成競爭的優勢。市場規模越大意味著生産配套能力就越強。也就是説在不完全競爭、存在貿易成本的前提下，由於規模經濟的存在，廠商更傾向將生産集中在擁有較大國內市場需求的國家（或地區），從而節約生産成本和貿易成本。

　　從邏輯上來看，産業集聚程度越高或本土市場越大的地區就越有向心力，越能吸引同類企業或産業鏈關聯企業在空間上集聚。當然，鄭榮華提出了僅靠本土市場形成的産業集聚並不完全代表高品質增長，也就是説不構成新質生産力的條件。所以，需要政府積極、科學的干預，通過創新環境、市場秩序、基礎設施、服務體系、資本市場等領域的不斷完善和規範為産業集聚創造良好的條件。

　　路徑與方法：孵化、干預與轉型

　　在産業轉型升級路徑與精準干預部分，鄭榮華對中國産業做了全面剖析，他認為中國目前的産業仍處於“橄欖型”發展模式，即兩端是高利潤環節，中間是低利潤環節。兩端高利潤環節是由高精尖技術産業和服務貿易出口所把控，而中間低利潤環節是以加工組裝為核心的規模化生産模式。介於中國當前現狀，最好的産業模式是既要保留規模經濟的優勢，又要擴大兩端高利潤環節的規模，形成扁平式的“橄欖型”發展模式。或者説可以適當偏向啞鈴式的産業結構，即中間低利潤的加工組裝環節規模縮小，兩端高利潤環節規模擴大。也就是説，既要保持適度的規模經濟，又要實現高附加值産業的增長。

　　在産業轉型方面，鄭榮華認為需要通過産業集聚來實現，因為産業集聚不僅是在做大規模，更是在構建一個創新生態體系，最終實現産業融合裂變。一般學界對産業集聚的認知主要聚焦在同一産業鏈上的相關産業向特定區域聚攏。而鄭榮華認為這種觀點是片面的，他認為産業集聚不僅是産業主體的集聚，更是産業要素的集聚。政府一方面要為産業集聚創造更多的要素資源，另一方面要通過“補鏈”“延鏈”吸引更多的企業集聚。

　　其實，政府在産業發展過程中的角色定位一直頗有爭論，甚至有很多聲音認為政府干預會導致供給扭曲。而鄭榮華認為，在重大産業轉型面前，政府的科學干預是非常必要的，因為從經濟的運作規律來看，資本為了逐利就會想盡一切辦法獲得更多要素支援，靠市場自我調節只會加劇壟斷，抑制創新能力，所以政府通過科學干預是對要素的重新配置與利用，以此達到區域高品質發展目的。書中通過對合肥、蘇州、深圳等産業集聚區的研究，梳理出一條清晰的産業發展道路，為區域經濟發展及企業轉型升級提供借鑒。可以説，《經濟的興衰》是一部非常及時的經濟學著作，在當前新舊動能轉化的關鍵時刻，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一套具有創見性的理論體系，也是對新質生産力的一種延展與詮釋。所以，《經濟的興衰》無論是在學術價值層面還是在現實指導意義上來講都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

　　（作者為浙江大學求是特聘教授 博士生導師）

來源：中國網    | 撰稿：吳飛    | 責編：俞舒珺    審核：張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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