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理記者會,民營經濟再次成為熱點。
3月13日上午,人民大會堂三樓金色大廳,國務院總理李強出席記者會並回答了中外記者提問。
“您早年當過溫州市委書記,溫州市以及您後來任職的浙江、江蘇以及上海都是中國民營經濟非常發達的地方,您對民營經濟有很深的了解。請問您認為中國還需要採取哪些措施提振民企的信心、支援民企的發展?還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夠、需要補齊?”
面對境外記者提問,李強總理用精彩的回答進一步強化了民營企業家們的信心。境外媒體專門提到浙江,也反映出浙江民營經濟發展的影響力。
持續鼓勁
回看此次兩會,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全國政協委員時,就已經對民營經濟健康發展、高品質發展作了深刻闡述,讓民營企業家“放下包袱,大膽發展”。
曾長期在民營經濟比較發達的地方工作的李強,非常了解民營企業家們發展中的期盼和顧慮。在回答中,他再次為民營經濟的發展鼓勁撐腰:“‘兩個毫不動搖’是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內容,是長久之策,過去沒有變,以後更不會變。”
從必要性和重要性看,民營經濟成為總理答記者問中的熱點在意料之中。
一是這個問題在輿論場確實需要“撥亂反正”。近幾年,常有人拿民營經濟做文章,一有“風吹草動”,“離場論”“國進民退”“以人民經濟取代市場經濟”等各色論調就甚囂塵上。
二是要完成高品質發展這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民營經濟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積極發揮民營企業在穩就業、促增收中的重要作用,採取更有效的措施支援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發展,支援平臺企業在創造就業、拓展消費、國際競爭中大顯身手。
當下,立足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民營經濟迎來新的機遇期,發展空間越來越廣闊。
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慧等領域為民營經濟發揮創新優勢提供了新機遇。比如在新能源汽車行業,“造車新勢力”們蓬勃發展。
日益優化的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也讓民營企業家能夠專心致志搞發展。此次國務院機構調整中將國家智慧財産權局由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管理的國家局調整為國務院直屬機構,就能更加有效保障企業權益。
浙江故事
在圍繞民營經濟的問答當中,浙江元素不少。
回到提問本身,作為問題切口的溫州是民營經濟大市,民營企業數量佔溫州企業比例、民營經濟對GDP的貢獻率等數據超過九成。
值得注意的是,李強總理曾在2002年至2004年任溫州市委書記,在此期間,當地民營經濟發展迎來高峰。
2004年4月27日《浙江日報》頭版刊文《再造溫州新優勢》,其中提到兩個細節:“這一系列建設項目,迅速成為溫州民資的新出路和吸引外資的新空間。據了解,港口建設、高速公路、城市燃氣、污水和垃圾處理等諸多領域,溫州民營資本爭相涌入,‘民資回流’初顯端倪。初步預計,在2000億元投資中,民間投入將超過40%。”“溫州民營企業自身改革正風起雲湧,溫州製造業正孕育一場新變局——‘量在擴張,鏈在延伸,質在提高’。‘內聯外合’、‘集聚做強’、‘由低走高’正成為溫州民企制度創新的新態勢。”
由此可見,彼時的溫州民營經濟發展處在一種內外合力推動的局面。
為持續推動民營經濟發展,打造全國民營經濟發展樣板,2018年,溫州啟動新時代“兩個健康”先行區創建,累計出臺230余個惠企政策、150多個制度性文件;“溫州指數”、無還本續貸等58項改革成果在全省全國示範引領。2022年1月1日,全國首部關於“兩個健康”的地方性法規《溫州市“兩個健康”先行區建設促進條例》正式施行。
再從溫州看到浙江,這些年,浙江一直致力於推動民營經濟發展。
驅動發展的“金寶貝”,展示形象的“金名片”,打造亮色的“金招牌”,傳播名聲的“金話筒”,用心呵護的“金鳳凰”。去年12月舉行的第六屆世界浙商大會上,浙江省委書記易煉紅用生動形象的比喻詮釋了民營經濟在浙江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
在3月7日浙江代表團全體會議上,易煉紅再次提出要通過持續優化民營經濟加快發展環境、率先探索民營經濟高品質發展新路、引導激勵廣大民營企業家消除顧慮安心創業的舉措,“進一步擦亮民營企業這個‘金字招牌’,激活民營經濟這個‘強大引擎’。”
一系列舉措和數據也體現了這種重視。
2023年,浙江先後出臺多項優化提升營商環境的具體舉措,並將實施營商環境優化提升“一號改革工程”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加快打造營商環境最優省。
浙江省十四屆人大一次會議審議並全票通過了《浙江省促進中小微企業發展條例》,于3月1日起正式施行,為中小微企業的發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為了有效帶動投資活水進駐企業,浙江不斷提升全省可用專項債券資金規模;對涉企政府性補助補貼資金落實“早兌快兌”。
據統計,去年,浙江民營企業增加值15385億元,佔規模以上工業的70.3%,在冊民營企業達308萬戶。
“四千”精神
“走遍千山萬水、説盡千言萬語、想盡千方百計、吃盡千辛萬苦”——在現場,李強總理提到極具浙江特色的“四千”精神。
他説:“時代呼喚廣大民營企業家譜寫新的創業史。這也是我特別想説的一點。經濟發展有其客觀規律,也依賴客觀條件,但更需要很強的主觀能動性。”
從浙江民營經濟的發展歷程來看,“四千”精神正是“主觀能動性”的體現。
從社會成員結構來説,第一代浙商的前身絕大多數為農民。草根出身的苦難經歷,使得浙商更需要並逐漸形成了吃苦耐勞的“四千”精神。作為浙商精神的內核,這不僅是浙江民營經濟發家的口號,也是當下面對發展困境必須用好的法寶。
“雖然現在創業的模式、形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當時那樣一種篳路藍縷、披荊斬棘的創業精神,是永遠需要的。”李強總理説。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屠紅燕在朋友圈發出兩張照片,一張是她與魯偉鼎在人民大會堂前的合影,另一張是沈愛琴與魯冠球25年前在同一地點的合影。
照片背後也蘊藏著“四千”精神的傳承。
1975年,沈愛琴從杭州第一織布廠買來10台被淘汰的鐵木織機,連同22位剛剛放下鋤頭的農民,在筧橋鎮一隅,兩間低矮破敗的平房裏開始了一個社辦企業的創業之路。經過20年的艱苦奮鬥,發展成為中國屈指可數的“絲綢王國”。
如今,屠紅燕致力於品牌出海,砥礪創新提升中國絲綢産品的附加值,一步一個腳印淬煉著産品國際競爭力。
全國人大代表、德力西集團董事局主席胡成中對“四千”精神也頗有感觸:“作為一名溫州人,我深知這種精神是溫商闖市場的生動寫照,也是廣大浙商的一筆寶貴精神財富。過去我們為了致富而奮鬥,今天我們更要為産業振興、國家強盛、民族復興而奮鬥,黨和國家把我們當‘自己人’,這份溫暖將一直激勵我們堅守主業、做強實業,為國家發展和人民幸福作出更大貢獻。”
來源:浙江日報 | 撰稿:王世琪 孫一鵬 李攀 | 責編:俞舒珺 審核:張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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