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大運河穿城而過，流過本地人生活的小區街巷，也流過遊人如織的大兜路歷史街區、橋西歷史街區等，歷經千年。

　　一轉眼，大運河申遺成功已10年。

　　那封由“運河三老”鄭孝燮、羅哲文、朱炳仁共同署名的《關於加快京杭大運河遺産保護和“申遺”工作的信》，出現在不少展館，供來訪者探尋漫長申遺路的初期里程碑。

　　在大運河僅存的一座七孔橋——塘棲廣濟橋附近，朱炳仁大運河藝術館于昨日（1月27日）開館。那張最為經典的“運河三老”合照，正是攝于廣濟橋上。

　　開館儀式上，申遺呼籲信修改手稿首次公之於眾。對比修改版和正式版，不難發現前輩們治學求知的謙遜，和對文化遺産保護事業的殫精竭慮。

　　手稿公佈前，潮新聞記者採訪了“運河三老”之一朱炳仁，申遺參與者、信件草擬者齊欣，了解修改背後的緣由。

　　不是“專家”，而是“工作者”

　　修改手稿的第一段，就很顯眼地將“專家”改成了“工作者”。這是羅哲文的修改手跡。

　　人民日報海外版高級記者齊欣，是羅哲文多年的助手，由於常年和“運河三老”打交道，參與他們的調研和探討，加之在媒體工作，草擬書信的任務便落在他身上。

　　當他將擬好的信交予羅哲文時，老先生一筆一劃，圈出他認為不妥的部分，其中兩處“專家”的稱呼，便被刪改。“他們就是謙虛。”齊欣説。

　　2018年春天，潮新聞記者曾前往羅哲文先生的家中。斯人已逝，然而一進門，入眼狹窄過道的兩側就是書架，他生前看過的書、拍過的照片，分門別類，做好標記，在走廊、客廳、臥室裏摞了一堆又一堆，佔據了小房子的大多空間。

　　寫信時，羅哲文已是82歲。縱使年至耄耋，博覽群書，他也依舊認為，他們只是一個個幹活的工作者，不應以“專家”自居。

　　鄭孝燮的改動，主要在兩處：名字排序時，他將羅哲文移到了第一位；以及，將自己的年齡從91歲改成了90歲。

　　作為羅哲文的助手，齊欣按照羅老的意思，將鄭老寫在了第一位。鄭孝燮卻認為，羅哲文的貢獻更大，不想突出自己。

　　幾經推讓，最後按照年齡，確定了三人的排序。

　　書信末尾，註明了“運河三老”當時的年紀：鄭孝燮90歲，羅哲文82歲，朱炳仁61歲。不論年歲，都在申遺的第一線奔走不息。

　　光陰荏苒，朱炳仁如今已80歲，草擬書信的齊欣也于去年退休。提到昨日新開的大運河藝術館，朱炳仁想起同伴，心中不免悵惘：“我也已經是高齡了。”

　　包括他們在內的諸多工作者，還依舊在大運河文化遺産的傳播之路上下求索。齊欣則會常常念起羅哲文説的那句話：用平常的心態，去做偉大的事。

　　不止“文化”，還有自然與非遺

　　在修改版裏，另一處明顯的改動，是加上了“自然”，也提到了“口述和非物質遺産”。

　　大運河應該成為世界遺産——在當年，這是文物工作者的共識。

　　但是這個遺産應該包括什麼，如何才能申遺成功，卻是大家爭論不休的內容。

　　隨著沿岸經濟發展，大運河歷史遺存的實體文物已經逐漸消失，還有什麼是沒有消失的？又或是因運河而生的？

　　這封呼籲信中，提到了侯仁之與陽含熙。

　　在修改版中，羅哲文特意加上二人，既是致敬前人在中國走上世界遺産舞臺曆程裏的貢獻，也是試圖豐富大運河的遺産內涵。

　　侯、陽二人，生前均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其中陽含熙的專業領域更多在於生態學等。

　　這也給予了申遺工作者啟發：大運河汩汩流動，除了帶來沿線的歷史遺跡之外，其豐沛的水資源還加速了自然風貌的改變。沿線受運河流域影響的濕地、湖泊、河流等景觀，或許也是運河遺産的一部分。

　　還有什麼可以囊括進入大運河？作為一名工藝美術的工作者，朱炳仁想到了自己擅長的領域。

　　朱炳仁是大運河申遺過程中的積極參與者。他更多從非遺的角度，來思考哪些也屬於大運河，而運河周邊，非遺比比皆是。

　　“非物質文化遺産，只要我們重視，把它整理和總結起來，它也是運河文化的一部分。”他説，“非遺是記憶和文化思想的傳承，不是純粹的物質，運河申遺的過程中，運河文化也應該是裏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對大運河有著特殊的感情，申遺成功這件事兒，也改變了朱炳仁的創作。他的作品中，運河元素從杭州局部擴大到了整個河道。

　　採訪中，他特地叮囑道：“大運河是一件任重道遠的事情，每一代都要有每一代的貢獻。我們這一代人基本上已經做得差不多了，抓住最後的機會，要努力。”

　　為什麼在杭州首次展出修改書信？

　　2014年6月22日，中國大運河申遺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遺産名錄。

　　這封呼籲信的修改版本，被齊欣收藏在北京的家裏，近日來杭參加朱炳仁大運河藝術館的開館儀式時，才帶到大家眼前。

　　為何選擇在杭州將其展出？

　　寫信時，各界聚焦的還是“京杭大運河”。由於跨界流域長、涉及行政單位多、地方文物部門聲音弱，遺産申報和保護也面臨一些困境。

　　2005年，杭州西湖邊的楊公堤，探討如何讓更多人關注到這一遺産時，幾位參與者提出寫信——寫一封給沿岸18個城市（區）加快申遺工作的呼籲信，從地方社會經濟發展的角度，來保護大運河。

　　地處京杭大運河最南端，杭州是最先回應並給予支援的城市。

　　那封信，讓大家關注到了這個線性遺産。2006年全國“兩會”期間，多名全國政協委員聯名提案，呼籲國家對京杭大運河進行統一協調和管理。

　　2006年5月，相關人員進行了當時有記載以來對大運河最大規模的綜合考察，並借《杭州宣言》規劃了“申遺”路線圖。

　　陪同“運河三老”在杭考察，隨後多次往返京杭之間，不斷補充“京杭大運河是一個流動的、還活著的遺産”這一句話的史證和現狀，直至如今，齊欣很是感慨：“杭州始終是大運河申遺能夠打破僵局、往前推動各個階段的領頭羊和積極參與者。”

　　再回顧這封信，從中所能窺得的，是老一輩學者鞠躬盡瘁之精神、遺産申報之架構、地方聯合推動遺産保護髮展之魄力。

　　如今，中國的世界遺産數量已經位居世界前列，而我們還在不斷申報新的世界遺産。

　　這個不斷申遺的過程，是中國逐漸站上世界舞臺的過程，也是中國與世界分享歷史經驗、共用人類文明的過程。

　　而大運河流至2024年，河面船隻往來頻頻，兩岸行人穿花度柳，它依然是流動的、還活著的世界遺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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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潮新聞    | 撰稿：徐婷    | 責編：俞舒珺    審核：張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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