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從制度和法律上把對國企民企平等對待的要求落下來，從政策和輿論上鼓勵支援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發展壯大。”

　　支援民營經濟的話年年都説，但像近期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這樣直面疑慮，給人的印象特別深刻。

　　不久前，在民營經濟大省浙江，省委書記易煉紅在杭州調研並召開企業家座談會，強調真正把企業家當自己人，在情感上做到真心，在交往上做到公心，在制度上做到安心。

　　事實上，此次浙江省人代會上，也有一項重要議程——審議《浙江省促進中小微企業發展條例（草案）》。這正是浙江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拓展中小微企業發展空間之舉。

　　盯住一個“法”字，為民營經濟鍛造穩定之“錨”，浙江在立法等深層次制度建設上，有哪些經驗做法？面對複雜環境，企業家有哪些呼聲和期盼，浙江如何進一步完善制度、強化執法、規範監督，讓企業創業有信心、投資能放心、發展更安心？

　　（一）

　　浙江民營經濟為何強？

　　“很多人説因為浙江人厲害。那為何改革開放前沒那麼明顯？這説明人有舞臺才能創造事業。改革開放為人的發展提供可能，與之相應的法制建設和營商環境，為幹事創業提供根本保障，將‘可能’變為‘現實’。”財經學者、澎湃新聞副總編輯胡宏偉認為。

　　梳理近年來頒布的相關法律條例，不難看出浙江從制度上支援民營經濟的創新實踐，一直走在全國前列。

　　比如，2020年1月14日，浙江省十三屆人大三次會議通過《浙江省民營企業發展促進條例》。這是全國首部省級層面促進民營企業發展的地方性法規。

　　為何要立？因為民企發展有難點有痛點，在市場準入、要素使用、融資促進等方面待遇不平等。浙江先行一步、探索立法，變政策推動為依法保障，為民營經濟發展保駕護航。

　　人們常説，制度最能管根本。只要找準了要害，立一個，就能解決一類問題，就能開創一個新局面。

　　全國民營經濟先發地台州，民企佔比達99.5%。2020年當地開全國之先河，頒布實施《台州市企業信用促進條例》，以法規形式固化惠企政策、激勵政策，引導民營企業走誠信發展之路。成效很明顯，2021年，台州成功創建全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示範區。

　　結合當地特色和發展實際，溫州率全國之先，制定實施《溫州市“兩個健康”先行區建設促進條例》，用制度鞏固破解民企經營模式創新與産業升級、技術變革等現實問題的經驗，為全國提供借鑒。

　　據不完全統計，2020年以來，浙江審議通過10余部與民營經濟相關的地方性法規，包括《浙江省快遞業促進條例》《浙江電子商務條例》等，構成了一套較為完備的法律體系，破解了民營經濟高品質發展空間在哪、如何公平競爭等一系列問題。

　　回過頭看，浙江為何能用立法等制度建設破解問題，背後又是何種理念？

　　歸根到底，浙江作為民營經濟先發地，很多問題有長期性，從制度上、全局上進行破解，這是現實需求；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改革開放以來浙江不斷優化營商環境，公正、公平、公開、透明的法治理念深入人心，因而也能率先開展立法、執法等方面改革探索，這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

　　民營經濟高品質發展，離不開好的土壤。而法治，正是這片“沃土”的根本保障。

　　（二）

　　不可否認，眼下仍有不少企業不放心、不安心。開元旅業集團有限公司創始人陳妙林坦言，近一個時期，民營企業的信心指數較為低迷，很多企業家不敢投資。

　　在浙江省政府諮詢委員會副主任、浙江大學民營經濟研究中心理事長史晉川看來，目前無論從憲法層面，還是各地、各個政府部門層面，頒布的保護民營企業的法律法規及政策條款已經不少了，但企業仍然缺少相應預期，最核心的一個問題是寫在紙上的條文，離落到實處還有差距。他認為，政府部門應當思考，在社會經濟運作實踐中，對民企保護是否不打折扣，有沒有真正貫徹落實法律法規。

　　事實上，盯住“法”字做文章，浙江不僅強調為民營經濟立法，還強調執法、司法、守法等重要環節。從“法制”到“法治”，這是一套全過程、全鏈條體系。

　　比如，浙江創新設立杭州、溫州破産法庭，總結推廣企業破産“一件事”改革，到目前審結破産案件1.6萬件, 盤活51.88萬畝土地，將法規制度落到實處之時，有力促進了民營經濟騰籠換鳥、轉型升級。

　　但發展是一個連續過程，伴隨環境和形勢變化，自然會産生新問題，浙江作為民營經濟先發地，一些問題也較早發生。此外，從法規頒布，到落地實施，再到發揮實效，中間確實還有不少坎。

　　第一道坎，是配套政策。以《浙江省民營企業發展促進條例》為例，法律條文是指導性的，要在市場準入、要素使用等方面賦予民企平等待遇，還需建立一套政策體系。為此，2020年開始，浙江省經信廳、浙江銀保監局等部門牽頭，制定27項重點條款配套政策，包括完善民營企業幫扶紓困和風險應對機制、建立健全智慧財産權保護協作機制等。

　　這一過程中，民營企業最怕什麼？

　　政策不穩定。陳妙林坦言，當前有的政策不是想好了再幹，而是幹了再想，有的政策不能持之以恒，換一個領導換一套打法，政策多變就容易打擊企業信心，創新創業積極性也會因此降低。

　　政策不精準。中基寧波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周巨樂説，這兩年，中小外貿企業日子不好過，政府出了很多幫扶機制、紓困政策，但有的政策像“天女散花”，錢用出去了，企業獲得感並不強。

　　第二道坎，是執行落實。浙江省法學會首席法律諮詢專家、浙江大學智慧財産權與競爭法研究中心主任李永明教授觀察到，在智慧財産權保護方面，浙江很多做法走在全國前列，去年還出臺了《浙江省智慧財産權保護和促進條例》。但不少企業在創新投入上依然存在顧慮，一方面是智慧財産權維權成本高、週期長，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存在行政保護現象，如案件處理中的地方保護主義、非法律因素干擾等。

　　把民企擋在“場外”的“玻璃門”“彈簧門”現象，也時有耳聞。一家物業企業就有切身體會，此前他們參與某鄉鎮的環衛保潔項目招投標，在人員管理、業務處理方面有優勢，最終卻因當地要扶持強村公司發展，淪為“陪跑”。

　　當前，浙江正奮力推動“兩個先行”，民營經濟是重要支撐。直面企業家訴求，浙江怎麼做？

　　（三）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釋放的信號十分明確，支援民營經濟發展，要在制度、法律、政策、輿論上多措並舉。

　　針對浙江民營經濟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企業家、經濟和法律領域專家怎麼看、有何建議？

　　制度是否有完善空間？

　　從民營經濟在溫臺地區興起、成長的歷史經驗出發，胡宏偉認為，浙江作為民營經濟強省，應進一步完善産權保護等基礎性制度，在執法司法、監管審查中賦予民營企業平等保護機制，全面依法保護民企各類産權和企業家權益。

　　政策能否更穩定有效？

　　“民營企業最怕原來給的政策突然不給了，銀行原先答應的授信突然抽走了。政策供給應該有延續性，各項法律制度應當穩定連續。”省人大代表、農業銀行浙江省分行黨委書記、行長王全剛認為。

　　每日互動創始人方毅把中國經濟比作人的健康，認為2023年相當於陽康後恢復期，讓民營企業安心發展，“穩定健康的機制”和“包容審慎的態度”缺一不可，“一些處罰機制應適度，如果本身業務可以持續，應儘量保住企業生存的根基，不能一棍子打死。”

　　執法水準如何再提升？

　　省檢察院第四檢察部副主任趙寶琦認為，加大對民營經濟的司法保護力度，一方面應注意加強相應司法制度供給，另一方面應注重創新、落實具體司法舉措，如深化涉案企業合規工作以及開展涉民營企業刑事訴訟‘挂案’清理專項行動等，不斷增強民營企業，民營企業家的司法獲得感。

　　此外，針對“玻璃門”“彈簧門”現象，專家認為，應當進一步理清政府和市場邊界，嚴格規範行政行為。

　　盯住一個“法”字，把文章做足做透，讓企業家吃下定心丸，他們才敢專心主業、放手弄潮。這一點上，浙江當有更大作為，也能大有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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