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語
“十二年科技規劃”已經在半個多世紀之前完成。它留給後人諸多寶貴經驗和啟示，值得我們回味和借鑒。
制訂國家科技發展規劃，首先要準確把握國內外科技的發展階段與態勢，合理選擇發展目標及相應的措施。這就要借助戰略科學家的眼光和政府做出理性的頂層設計。1956 年，國務院提出了一個務實的“迎頭趕上”目標：儘快建立我國科技界最短缺且國家建設最急需的門類，並使這些門類的水準在 12 年後接近蘇聯和其他世界大國。這個目標的實現為中國科技的長遠發展、國防實力的增強和經濟社會的進步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十二年科技規劃”是以需求為導向的追趕型規劃。當時主要是追趕蘇聯。榜樣在先，方向清晰，有跡可循。在自力更生的同時，盡可能借助國際援助或知識轉讓，以國外先進科技補自己之短缺，這是實施規劃的一個有效路徑，或者説捷徑。20 世紀 50 年代中蘇友好同盟互助關係使中國爭取到蘇聯的支援，在制定和實施“十二年科技規劃”、工業建設和教育改革等方面都利用了國際科技資源，首次比較系統、完整地實現了國外技術向中國的轉移，從而提升了中國科技發展的起點，填補了諸多科技空白。在全球化的當代，我們更要以開放的心態，廣納國際智力和先進科技。
以國防建設和國民經濟發展需求為導向，“十二年科技規劃”的制定者探索出“以任務帶學科”的科技規劃模式，並將中國科技引向規劃發展的軌道。制定和實施“十二年科技規劃”的科學家能夠把握科技發展態勢，順應國家發展需求，從複雜的需求和問題中理出頭緒，理清規劃的層次結構和重點任務，有條不紊地落實科研任務。這為政府部門管理科技事業、制訂規劃、組織重大專項等積累了經驗。
“集中力量辦大事”是制定和實施“十二年科技規劃”的一個重要經驗，也是某些國家組織大科學工程的經驗。中國計劃體制具有較強的整合和配置各類資源的能力和頂層設計能力。借助這種體制，中央政府將資源重點投向“兩彈”研製等重大任務，組織全國相關部門和單位的大協作，進行持續攻關，直到取得科技突破，包括實現關鍵技術地從“無”到“有”。科研項目的工程化目標越明確，越便於規劃和實施。“兩彈一星”研製成為中國組織實施大科學工程的成功範例。
不過，“以任務帶學科”模式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十二年科技規劃”主要借助計劃體制，以任務為牽引，而任務對基礎研究的帶動力度並不夠大。事實上，基礎研究有很強的探索性和不確定性，這方面的規劃應著眼于長遠目標，注重選用拔尖人才，且具有一定的靈活性。也就是説，計劃體制不是萬能的。對於面廣、量大、多變的技術研發項目及相關的資源配置，更適合由市場機制和企業來完成。
經過 70 年的奮鬥，中國科學技術已經取得了相當的進步，進入了由模倣向創新轉變的階段，在現代化建設中發揮著更為突出的作用。如今，世界科學技術的發展呈現出新的變革態勢和特徵。中國應當比過去更加重視前瞻科技發展趨勢，提出適應“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中長期科技規劃，其難度要比制定追趕型規劃大一些，對科學家能力的要求更高。中國科技界要在前人工作的基礎上更進一步，為建設世界科技強國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作出無愧於時代的創造性貢獻。（作者：張久春，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諮詢研究院；張柏春，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