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解決新型環境問題最好的實驗場
記者：科研的進步和領先能夠對經濟和社會發展進行預見性的指導，那麼，中國在污染防治的研究中，與國際水準相比處在怎樣的水準？
呂永龍：從時間上看，我們是有差距的。因為20世紀發達國家就遇到了很多的污染問題，那個時候就開始研究了。中國現在遇到的問題，他們曾不同程度地遇到，為什麼説不同程度呢？我們現在遇到的很多污染問題比他們更複雜，比如1952年的倫敦煙霧事件，60年代的洛杉磯霧霾污染事件，這都發生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大的霧霾天氣滯後他們多少年？所以發達國家已經有這樣的經歷，對於規律的認識，研究手段和方法，特別是在一些學科的發展上，肯定是由他們發起的。比如，現在元素的生物地球化學迴圈研究、環境地學的研究，開山鼻祖以及走在前沿的，都是發達國家的研究人員，他們是這些學科的先驅者，而我們現在正在研究。
我們現在要做的工作就是針對中國的情況和出現的新問題，找到解決方法，研究新的理論。近些年，中國在地學、環境、生態學領域發展快速。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在這些領域的國際合作非常活躍，現在和發達國家研究人員已經不是簡單的師生關係，而是一個對等的合作關係。為什麼是對等合作？第一，我們現在運用的方法、手段，包括根據實際問題産生理論等方面，是可以走在前沿的。為什麼能走在前沿？解決新型的環境地學和生態學問題，中國是最好的實驗場，沒有哪一個國家能比中國更好。中國幅員遼闊，地域差異也很大，發展階段也很不同，各種各樣的環境問題，各種各樣的自然災害、地學的問題都可以在中國找到。
我的團隊跟英國研究機構合作比較多，英國現在污染沒有那麼嚴重，研究人員強調的是能不能把英國的科學和技術輸出到別的國家去，在尋找他們的科技能夠解決發展中國家什麼樣的環境問題，我和他們説要改變一下思路，不是所有都強調是英國的科技在中國或者其他國家的應用，還要考慮中國新的理論方法在英國的應用。
我們與歐洲這些國家的差別在於，他們很多研究是非常系統性的，強調科學和政策的結合，科技成果怎麼樣運用，而我們有欠缺。我們很多環境技術、標準、管理辦法屬於舶來品，我們如何做系統的研究，掌握系統的數據，在現階段非常重要，只有更科學的數據才能反映生産生活帶來的環境和生態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