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一帶一路”將形成全球投資新“洼地”，引導國際資本大流動。正如中國改革開放初期設立經濟特區的經驗一樣，“一帶一路”所堅持的“共商、共建、共用”原則首先意味著與沿線國家通過相互合作，共同建立新的經濟增長點。同時，“共商、共建、共用”並非僅局限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更為重要的是與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全球共商發展前景，共建發展道路，共用發展成果。中國通過與沿線國家分享發展經驗、開展建設合作，完全可以打造吸引國際資本的“新洼地”，進而連點成片，形成沿線國家共同發展的良好格局。事實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之所以成功吸引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眾多國家參與，也有力地説明瞭“一帶一路”在引導國際資金方面的巨大魅力。
其三，“一帶一路”通過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提供了全球經濟平衡的新模式。西方傳統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式研究並未發展專門針對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的完整理論，而中國近年來的基礎設施建設則從實踐中走出了宏觀經濟發展的新路。這種實踐的意義在於，中國通過在製造業發展到一定階段後啟動基礎設施建設，並進而促進工業化的進程，實現了充分就業和“人口紅利”的兌現。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推而廣之，則意味著沿線國家能夠繞開因市場規模和發展環境限制導致的“就業陷阱”，在農業和工業之外新增了“建築業”形成“三元”經濟發展模式，從而為不斷提升産業競爭力提供新的模式。
“一帶一路”促進發展成果廣泛共用
一般來説，當一個國家進入國際市場、啟動工業化進程後，其貿易部門的就業人數會增加，該部門工資逐漸上升；當非貿易部門不再能夠提供剩餘勞動力時，則非貿易部門的工資也隨之上升。國際貿易與工業化在促進一國經濟增長的同時，也使得勞動力作為生産要素逐漸向勞動報酬更高的部門流動，從而客觀上實現了就業和收入增長。
然而，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實際發展過程中，卻並未能夠實現這一過程。大量發展中國家雖然進入了國際市場，但長期處於價值鏈低端，主要出口自然資源和初級産品，無法實現農業勞動力向工業部門的轉化。筆者曾做過統計分析，幾乎所有非洲國家在進入21世紀後至今，其農業人口比例並未顯著下降，幾乎都佔全國人口的一半以上，有的國家甚至高達80%以上。還有部分發展中國家雖然部分實現了工業化，但由於交通、電力等基礎設施存在瓶頸，無法進一步提高製造業部門吸納剩餘勞動力的空間，也無法實現讓更多民眾提升生活水準。
中國通過同步開展國際貿易、工業化進程和基礎設施建設，在將發展成果惠及民眾方面探索出了新的模式。除了製造業（可貿易部門）之外，建築業（非貿易部門）也成為吸納剩餘勞動力的重要部門，同時中國還鼓勵服務業加快發展。總體而言，中國的城鄉居民在強化勞動密集型産業、建築業和服務業等非貿易部門加快發展的過程中實現了收入增長和生活水準提升，同時中國政府還通過再分配政策提高了經濟發展的分享程度。
因此，“一帶一路”在促進發展成果廣泛共用方面將為沿線國家提供新的模式和動力。一是通過與沿線國家開展産業對接和産能合作，幫助其啟動工業化進程，從而促進其農業人口向製造業部門流動；二是促進沿線國家形成開放格局，共同擴大國際市場，從而擴大其製造業等可貿易部門規模；三是推動基礎設施建設合作，吸引其剩餘勞動力向建築業流動，進而提高非貿易部門就業水準；四是提供再分配政策、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等方面的經驗，幫助沿線國家政府實施更加惠及民眾的發展和分配措施。
（中國社會科學院藍迪國際智庫專家委員會委員智宇琛、中國社會科學院“一帶一路”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馬文琤、中國社會科學院“一帶一路研究中心”特聘副研究員楊玉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