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與城市治理”國際論壇：

◎本刊記者 葉曉婷

4月11日，“城鎮化與城市治理”國際論壇在清華大學主樓接待廳開幕。此次論壇由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攜手新加坡管理大學社會科學學院，以及清華大學“城鎮化與城鄉統籌”協同創新中心共同承辦。論壇上，清華大學副校長謝維和與新加坡管理大學校長梅雅諾發表致辭後，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咨委會主席劉太格博士和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李強教授做了主題報告，傳遞了大量新穎、有決策參考價值的調查數據與資訊分析。

被稱為“新加坡規劃之父”的劉太格，在“城鎮化與城市治理”國際論壇上介紹新加坡的城市規劃之道。郭小天/攝

影響世界的兩件大事之一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曾經做過這樣的判斷：中國的城市化和以美國為首的新技術革命，將成為影響人們21世紀生活的兩件大事。”清華大學副校長謝維和在開場致辭中表示，中國正處於城鎮化發展的關鍵時期，也處於城鎮化發展矛盾的高發期，如何在未來幾十年裏健康地城鎮化，對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新加坡管理大學校長梅雅諾介紹，此次論壇是新加坡管理大學國際論壇系列的一個開端。該論壇系列是一個合作性項目，由新加坡管理大學和中國頂尖大學合作，提供高級別的對話平臺，討論中國發展中遇到的關鍵性挑戰和新機遇，同時借此分享新加坡發展經濟與建設和諧社會的經驗。

他説，中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把持續、大規模的城鎮化，確定為中國經濟增長最大的潛力在推動，並且堅持走中國特色的新型城鎮化道路。2014年3月，中國國務院公佈了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要實現1億左右農業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戶。未來20年左右，中國社會還將有3億多農村戶籍人口向城市和城鎮轉移。新政策的實施將會帶來住房、交通、社會融合、工作以及貧困等一系列重大挑戰和機遇。

新加坡被全世界視為可持續發展城市化的成功典範。近500萬人口居住在只有7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這個城市國家擁有全亞洲最高的人口密度和低於2%的失業率。梅雅諾教授介紹：“新加坡生活品質指數最佳、社會穩定和諧，但所面臨的挑戰也日趨明顯，如重振經濟、人口老齡化、新移民融入、依賴外來勞工等。中新兩國都想建設更高品質、更美麗的環境，讓人們工作、生活、娛樂更舒心，希望這次論壇能促進雙方尋找創新方式，為兩國所面臨的共同挑戰激發出更多好的思路和可能的解決之道。”

同時，梅雅諾也強調，新加坡是比較小的島國，比北京順義區的面積還小，中國的人口規模、地理規模比新加坡大得多，硬體設施也不同，借鑒新加坡經驗的同時，要注意本地化。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李強教授在介紹中國的城鎮化現狀    郭小天/攝

新加坡也曾臟亂差

被稱為“新加坡規劃之父”、“花園城市”和“居者有其屋”理念實踐者的劉太格博士，做了題為《新加坡：城鎮化實驗室》的主題報告。劉博士是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咨委會主席，曾擔任過新加坡重建局局長與總規劃師，還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設施規劃評審委員會主席。

劉太格博士在報告中對比了中國城市與新加坡的異同。他説，中新兩國的相同點是都有強勢的政府，都強調小城鎮計劃、都有大的政策框架等；不同點是新加坡是單層政府，面積比中國小得多，而且都是城市地區，沒有農村。同時，殖民時代留下了一些好的遺産可以利用。

劉太格説，我們當初做城市規劃，是經歷了長達4年的跨部門商討，進行了大量調研才開始著手的。新加坡首要考慮的是保護，而後才是發展。我們的規劃將新加坡分成各個“小城市塊”，使國家成為多個小城市的集合體，而不是“攤大餅”。每個小城市都有自己的經濟中心。他將各個城市的存在比喻成“城市銀河”，每一座城市猶如銀河裏的一顆星星，它們獨立卻又相互依存。

“新加坡雖然是個年輕的國家，但非常重視歷史，保留了潮州城等歷史建築；面積雖然很小，但依然能找到森林的蹤影，海洋保護做得很好。”劉博士強調説，“每個城市都希望自己是獨一無二的。想想看，其實世界上沒有哪個城市是完全相同的，本身就是唯一的。所以注意保護自然資源和歷史，就是保留了城市特色。”

劉太格還談到，過去的新加坡也是落後、貧窮、混亂的，有130萬人口住在臟亂差的環境裏。所以新加坡在公共住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為了減少抱怨，拆遷後注意給居民提供好的公共住房，如今，93%的新加坡人“居者有其屋”，可以説沒有無家可歸的人。劉太格説：“人們願意在這裡生活，這很重要。在做大規劃時，一定要想到讓每個人都可以在這兒找到屬於自己的空間。”

 "清華大學中國城鎮化調查研究"又發佈新成果。根據調查報告，當前獲得非農戶口的方式仍主要沿襲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戶籍轉變辦法，通過升學參軍和家屬隨遷的渠道轉成非農戶籍的比例仍然佔大頭。

 人多不是管理不好的藉口

劉太格最後強調，管理城市領導力是很重要的，要將硬環境與軟環境相結合，既要了解人口狀況，同時考量地區地理位置特點、建築特色；要統籌，既要有遠大的目標，看得更高更遠，還要考慮現實，看規劃是否符合現實和未來發展；重速度還得重品質。在劉太格看來，政府和規劃師肩負不同的責任，做規劃一定要有人文主義者的胸懷、科學家的頭腦和藝術家的眼光。新加坡的規劃圖從1991年開始做，經過20多年沒有大的改動。

“中國的問題更複雜，形勢更嚴峻”，但劉博士指出：“如今新加坡的人口密度已經達到每平方公里9000人了，我們從一個第三世界國家，經過25年的努力，變成了第一世界國家。人口多不是城市管理不好的藉口。中國只要有好的理念和堅持到底的決心，一定也能做好。”

接受清華大學城鎮化調查的人中，目前持農業戶籍的，約有65.7%的人不願意轉換到非農戶籍，只有34.3%的人願意轉非農戶籍。

  人戶分離是中國城鎮化隱患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李強教授的報告主題為《城鎮化與城鄉統籌》。據《環境與生活》雜誌記者了解，李強教授的報告內容，是在去年10月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數據中心發佈的“中國城鎮化大型入戶調查”數據分析的基礎上，又開發出了新的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在此次論壇上，李強從城鎮化與戶籍問題、城鎮化與人口流動、城鎮化與就業和大學生畢業生等方面做了分析。

李強介紹，2013年10月發佈的中國城鎮化大型入戶調查數據，曾有一個讓很多人覺得難以置信的數據——即中國的戶籍城鎮化率僅為27.6%。而大家通常認為中國的城鎮化率已經達到50%以上。那麼為什麼“戶籍城鎮化率”如此之低呢？原因就是，很多人進城了，戶口卻還留在原籍。而這種戶籍與人員分離的情況如不設法改善，會給中國的城鎮化進程埋下隱患。

李強用翔實的調查數據分析指出，迄今為止，我們仍主要沿襲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戶籍轉變辦法，此次調查顯示：如果要獲得非農戶口，升學和參軍家屬隨遷是兩大渠道，分別佔23.9%和22.6%。加起來佔到了一半。過去人們是很希望戶口“農轉非”的，所謂“吃商品糧”。

然而現在情況發生了變化。調查顯示，目前持農業戶籍的人，近2/3表示不願意轉為非農戶籍，因為涉及經濟利益，比如擁有農村戶口就可以保留農村的土地和宅基地。再加上北上廣等大城市和省會城市限制戶籍，所以儘管政策上中小城鎮的戶籍早已放開，但由於就業機會少，流動人口難以産生落戶的動力。

清華大學的調查還發現，現在相當多的大學畢業生也不轉戶籍，而且年齡越小越體現出這種傾向：80後的大學畢業生有30%的人不轉戶籍，90後的大學畢業生這個數字達到51.9%，不轉戶口的原因和前邊説的相同。而這種戶口和人長期脫節、擰巴的情形，使在外就業人口在城市的許多權利得不到保障，特別是大學畢業生基本上不會再回家鄉長期生活，長此以往，“人的城鎮化”就是一句空話。　　

持農業戶籍的人不願意將戶口轉換為非農戶籍有多方面原因。有近一半的人想保留土地。

實際就業率與登記失業率差距較大

李強教授還介紹了當前人口流動及就業狀態的調查結果。他説，當前中國的城鎮人口和農村人口一樣，發生著較為相似的、大規模的區域性流動。各出生組人口流動比例的調查數據顯示，80後和90後的流動率分別是36.90%和37.80%，遠超60後、70後的17.30%。那麼，包括流動人口在內的中國勞動力的就業情況又如何呢？調查發現，實際的就業（失業）情況，與國家發佈的登記失業率有較大差距。

根據調查，以18歲至60歲人口中的就業率來看，就業率最高的是流動中的大學畢業生，但也僅僅達到84%，最低的是城市居民，只有72.9%。李強認為，這個調查顯示，實際的失業（待業）率恐大大高於城鎮登記失業率。此外李強認為，一些健康的50齣頭的人早早就不工作了，有的成天在外邊跳“街舞”，對社會資源來説也是極大的浪費。所以，創造就業機會是政府和企業的最重要的責任。

會後接受採訪時，李強對《環境與生活》雜誌記者説，中國人其實是很會做生意的，像小商小販其實是勞動者在自己創造就業，這個“就業大軍”覆蓋了多少的家庭？對社會穩定有很大貢獻，政府不應該只重視大資本，一來了大資本就把地圈走，讓小商小販失去謀生手段。反過來應該大力扶持小資本、小經營者，給他們創造寬鬆的就業謀生環境，而不是一有什麼事就打壓他們。很多國家的城市都盡力給小商小販謀生的空間，比如有的道路白天用於汽車通行，晚上在規定時間內讓攤販們支起貨攤做生意。監管是應該的，但要正向引導扶持，不是簡單執法了事。李強表示，沒有就業，城鎮化就是空談。

調查結果顯示，80～90後的大學畢業生中，處於流動狀態的，其就業率比非流動的大學畢業生略高。

城市勞動合同簽訂率很低

在談到勞動合同簽訂率的情況，李強説，從數據看，在所有從事非農的勞動者中，簽訂勞動合同的比例為37%，這是一個較低的數字。在農村從事非農勞動的人，簽訂勞動合同的比例更小，僅為22%。不過年輕一代（80後90後）簽訂勞動合同的比例，高於年長一代。

“流動大學畢業生勞動合同簽訂率相對較高；職高中專教育相對普通高中來説，在勞動力市場中更具優勢，勞動合同簽訂率達到51.8%，比普通高中高出近12個百分點。教育程度越低，勞動合同簽訂率也越低，可見低端勞動力市場中勞動保障程度之低。”李強説。

李強最後指出，中國有非常現代化的地方，也有非常貧困的地方，而越是貧困的地方，城鎮化的程度越低，這就相當於分化成了兩個中國：“富裕的中國和貧窮的中國”。這是我國城鎮化進程應該重視的國情，應該縮小兩者之間的差距，而不是繼續擴大差距。

 從調查結果看，教育程度越高，勞動合同簽訂率也越高。當前，在低端勞動力市場中，勞動保障程度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