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家長李女士一天比一天著急。前不久教育部相繼出臺了與“小升初”、“幼升小”相關的政策，要求包括北京在內的19個重點大城市在2014年應制訂完善進一步規範義務教育免試就近入學的方案。到2015年，重點大城市所有縣（市、區）實行劃片就近入學政策，100%的小學劃片就近入學；90%以上的初中實現劃片入學；每所劃片入學的初中90%以上生源由就近入學方式確定。

李女士的兒子將於明年升入小學，而她家所在的城區整體教育水準不高。以前，她把希望寄託在通過交擇校費讓孩子上一所比較好的小學；如今她糾結於是不是該斥鉅資到西城、海淀等教育強區買套學區房。

近些年，“擇校熱”已經成為我國基礎教育領域各種矛盾的集中表現，尤其是在大城市，“擇校”總與“亂收費”、“奧數”、“坑班”、“掐尖”等現象聯繫在一起。雖然各級教育主管部門出臺多項政策試圖治理，但總難根治。

此次“新政”的出臺，看上去可以使那些為孩子擇校被迫動用所有資源和人脈、憎恨潛規則又要服從潛規則的家長舒了一口氣。但隨後又有家長開始質疑，當那些大城市在教育品質、師資狀況等教育“軟體”方面尚不均衡的情況下，這種“一刀切”政策是否會帶來更多問題？

區域內實現了均衡發展，可區域間的差距還在

進入2014年以後，北京市開始繪製“新教育地圖”，從目前出臺的一些政策看，促進區內教育均衡是核心。以東城區為例，“九年一貫制”、“優質資源帶”、“深度聯盟”、“優質初中託管”等多項政策使得區域內的優質教育資源最大化，據東城區測算，到2020年，該區優質校覆蓋率將近100%。

上述政策確實能最大限度地促進一個區域內教育資源的均衡發展，不過，讓北京眾多家長焦慮的是，北京各區縣之間還存在著比較明顯的教育差距。

不久前，北京市出臺了今年的中考政策，其中最明顯的變化是，各區縣的優質高中將本校招生計劃的30%分配給初中校。這30%的分配方式是按照各初中校初三畢業生佔全區初三畢業生的比例得來的。顯然，優質高中資源將更多惠及本區內的初中。

教育部要求實現100%就近入學、北京市中考政策調整，讓在擇校大戰中浸淫了多年的家長很快就得出了“必須到那些優質教育資源更加豐富的城區去買房”的結論。

“民間有一個北京高中的排行榜，前20名中只有一所在我們家所住的城區，我們這再九年一貫制、再均衡，將來中考時也競爭不過其他區的孩子呀！”李女士説。

為了享受更優質的教育資源，人們是否會向那些優質教育資源更多的城區涌入？而讓人“頭破血流”的小升初競爭是否會提前到“幼升小”？

面對種種不確定因素，有的家長在焦躁，有的家長在重新規劃，更多的家長在觀望。

而市場對政策變化則是最靈敏的。

幾天前，一個房地産仲介在北京市西城區一套待售的二手房下貼出了這樣的廣告詞：“北京市2014年改革優質高中招生名額分配到區域內初中的辦法，核心城區戶口所附著的福利和公共資源以及人文環境等巨大的潛在價值，您自己估量吧！”

這套面積只有60平方米、經歷了近20年風雨的房子預售價是530萬元。問題是，在北京，什麼樣的家庭才買得起如此昂貴的學區房呢？

誰更歡喜誰更愁？

新的政策必定會帶來利益的重新分配，最近的系列“新政”幾乎涉及了全體社會成員的教育利益，這種衝擊之大可想而知。

最近，很多優質中學的初中生家長很焦慮，因為北京市新的中考政策不僅取消了推優生、擇校生，而且把優質高中30%的招生計劃分配內區中所有初中，這大大增加了普通初中的學生進入優質高中的比例，北京市教委相關負責人以北京二龍路中學初中部（一般初中）進行分析，該校今年有升學資格的畢業生84人，因有“名額分配”，該校將有24人升入優質高中，而2013年該校僅有5人考入優質高中。

按照正常邏輯推理，普通中學學生升入優質高中的機會增加了，那麼一定會影響優質中學學生升入優質高中的比例。北京市教委相關負責人介紹，優質初中不會因此受到太大影響，並以北京八中為例進行解釋，該校今年初中部有升學資格的畢業生336人，預計獲得“名額分配”招生計劃31人，不過由於西城區優質教育資源供給有所增加，其他考生仍有繼續爭取提前招生和統一錄取的機會，對於具有較強競爭力的北京八中初中部考生來説，他們進入優質高中的機會將不會減少。

雖然如此，但不少優質高中初中部的學生表示，按照以往的經驗，這時候有不少學生已經與本校高中簽約，但是今年卻還很少。

面對變化巨大的政策，不少家長笑稱：拼爹拼孩兒都拼不過命（運氣）。

住在北京市東城區青年湖地區的王先生對這句話深有體會。自己家的片內學校是青年湖小學，在東城區屬於十分普通的學校，為了讓孩子今後能享受更好的教育，兩年前一家人就開始物色學區房，怎奈房價很高到現在還沒有出手。結果，2014年剛過，東城區的政策就出臺了，青年湖小學與東城區的優質中學171組成了九年一貫制學校，也就是説王先生一家不用花錢、不用搬家、不用托關係，孩子只要在家門口上學，6年後就可以順利升入一所優質初中。

能否避免特權？

其實，跟“拼孩兒”相比，更讓老百姓痛苦的是“拼爹”，這不僅是拼錢更是拼權。

一位網友在論壇裏吐槽：“擇校的主要工具是條子，而不是奧數甚至神也搞不懂的神測，共建其實也是條子，是明碼標價的條子。”

這位網友的一句話帶出了擇校中的兩種特權形式。“條子生”是指由上級領導直接介紹給校長讓校長照顧的關係戶，“共建生”是指一些單位與學校之間建立的互惠關係，學校每年從“共建”單位接收一定數量的孩子，“共建”單位當然要給予一定的物質支援。

這兩種形式其實在很多地方都存在，但是在中央部委林立的北京似乎更為突出。

其實，北京的教育管理部門也很無奈，不止一位北京的教育官員為此發愁：“北京還有服務中央的功能，很多單位我們根本管不了。”

在教育部的本次“新政”中沒有提及取消“共建”，如果這個口子留著，其實就是給一部分人使用特權留下了通道，只要有口子就一定會有競爭，那麼不僅擇校還會存在，同時學生的負擔也很難減輕。

跟“共建”相比，“條子”則更加隱蔽。北京某著名優質中學的校長曾經説，每到招生季節，他能收到幾百張“條子”，條子數量甚至可以與招生計劃比齊。

用一個不太恰當的比喻，大城市教育現在更像一個渾身插滿管子的病人，每一根管子後面都連接著一個自行運轉的系統，這些管子在為病人輸送著各種營養及藥物的同時，也在阻礙著病人自身的自愈能力。

無論存在多少難解之題，“新政”確實是治愈基礎教育階段擇校熱、負擔重等各種頑疾的猛藥。不過，我們不得不説的是，所謂的“新政”其實並不“新”，“新政”中反覆強調的“義務教育階段免試就近入學”，早在1986年就被寫入了第一次制定的《義務教育法》中。在2006年重新修訂並實施的《義務教育法》第十二條中明確規定：“適齡兒童、少年免試入學。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保障適齡兒童、少年在戶籍所在地學校就近入學。”

因此，基礎教育階段的各種難點問題能否“痛改前非”，起關鍵作用的並不是政策本身，而是政策是否能夠真正得到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