騎著一輛電動三輪車,裝著一車快遞包裹,送貨、接單,在濟南一家快遞公司擔任快遞員的何磊幾乎每天都在重復同樣的工作內容。“不算接快遞單,每天送80多單快遞件,碰到大的節日或是商家促銷,一天能送160多單。”何磊説,去年“雙十一”購物狂歡節後的那段時期,他每天早晨7點就出門接單送貨,一直要忙到晚上10點左右才能結束。

今年29歲的何磊老家在山東泰安農村,他曾在一家公司擔任食品銷售員,2012年7月才開始從事快遞員工作。相比之前的工作,何磊現在的收入增長了一倍多。不過,這一收入並不固定,一旦患病或遇到惡劣天氣,他的收入就會大幅下降。他説,快遞行業多數公司都對快遞員採取計件工資的方式支付報酬,“沒有底薪,跑得勤、幹得多就掙得多,但如果生病請假或者碰到雨雪天,收入就明顯縮水”。

雖然每月5000元左右的收入比在老家種地要好得多,視野也開闊,但在何磊看來,其實起早貪黑地送快遞和在家種地沒有什麼區別。

“自己就像寄居在城市一樣,除了送快遞基本和他人少有交流,對這座城市沒有太多感覺。像我們這種人,最多算半個城市人吧。”何磊説,“並不甘心長期跑腿,總想有一份屬於自己的事業。”

何磊和妻兒一家三口租住在濟南一間20平方米的簡易房裏,戶口均在老家,妻子沒有工作,兩歲的兒子上了濟南一家幼兒園。“每個月孩子的開銷和生活費需要2000多元,再加上給雙方父母一些生活費,一個月只能存2000元錢”。

由於長期在外奔波,一家三口日常生活重擔幾乎全壓在妻子一人身上,何磊時常覺得對不起家人,他自己也因勞累逐漸覺得身體不適。“快節奏的工作方式讓心臟有些受不了,回到家裏一放鬆就覺得腰腿疼痛,勞動強度太大了,身體有點吃不消。”他説。

最讓何磊擔憂的是,一家人生活在濟南這座城市,生活缺乏長期保障。他説,自己所在單位未繳納住房公積金,想在濟南買房但存款不夠。妻子和兒子在這裡也沒有社會保險,一旦患上重大疾病或遭遇意外,後果可想而知。

“想在濟南買房落戶但錢不夠,回老家又沒有發展前途,像候鳥一樣在城市裏漂泊。家人生病在這裡住院報銷比例太低,以後兒子在哪上學也是一個問題。”何磊説。

和何磊一樣,來自農村在城市拼搏的不少新藍領都有這樣一種感受———他們不僅和城裏人不在一個起跑線上,即便生活在城市裏,和城裏人的差距也越來越大。

接受記者採訪的其他行業的“新藍領”也都表示,在城市生活首要任務是盡可能地多掙錢,改善生活品質,但往往得從事勞動強度大、精神壓力突出的工作。趕集網和北京大學媒介與市場研究中心一項針對38個城市的58681份問卷調查顯示,近四分之三的“新藍領”生活在高壓力之下,其中24.2%的“新藍領”感到壓力“爆棚”,而工作和經濟壓力是“新藍領”的主要壓力來源。

按照何磊的計劃,如果沒有一份穩定的工作,他將告別城市生活,帶著妻兒返回農村老家,在當地開一家超市。他説,只有有了自己的一份事業,心裏才會覺得踏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