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禮記•儒行》
1957年,楊振寧和李政道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實現中國人在該獎項上零的突破。同年,沙眼衣原體培養作為世界生物學四大突破之一,列入科學年表。
健客:我知道,楊振寧和李政道在理論物理學上作出了傑出貢獻。
雲飛:嗯,算起來,今年是他們獲獎65週年,楊振寧榮升世紀老人;而李政道獲獎時年僅31歲,排進史上前5的最年輕獲獎者。
健客:你説的生物學突破是哪些呢?
雲飛:在人腦中發現多巴胺、確定肌紅蛋白的結構、發現離子轉運酶和沙眼衣原體培養。
健客:除了沙眼衣原體培養,其他我基本都不懂,都是很厲害的發現嗎?
雲飛:哈哈,看《細菌傳》有點用吧。前三個方向都産生了諾貝爾獎。扯遠了,馬上拉回來。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要求各省市級機關、高等學校和各級黨報都要積極準備反擊右派分子的進攻。坊間傳聞,在反右運動中有一份保護名單,其中包括湯飛凡。總之,正在忘我研究沙眼病原體的湯飛凡沒有受到反右運動的衝擊。對政治素無興趣的他,一門心思搞科學。可是,數十萬人劃為“右派分子”,其中就有他的學生,這使湯飛凡十分惱火,埋怨學生不該亂説話,搞科學的管什麼政治?
1958年5月8日,在中國共産黨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第一次正式提出,我們要學習列寧,要敢於插紅旗,越紅越好,要敢於標新立異。標新立異有兩種。一種是插紅旗,是應當的;一種是插白旗,是不應當的。紅旗橫直是要插的,你不插紅旗,資産階級就要插白旗。與其讓資産階級插,不如我們無産階級插。資産階級插的旗子,我們就要拔掉它,要敢插敢拔。6月1日,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主辦的理論刊物《紅旗》雜誌創刊,發刊詞開宗明義:更高的舉起無産階級的革命紅旗……任何地方,如果還有資産階級的旗幟,就應當把它拔掉,插上無産階級的旗幟。如此這般,全國各地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拔白旗、插紅旗”運動。科教文衛是“拔白旗、插紅旗”運動的重災區。僅北京大學就拔掉了哲學家馮友蘭等幾百面“白旗”。9月下旬的一個下午,所黨委書記和副書記一臉嚴肅地來到湯飛凡的辦公室,要他停下實驗,檢查資産階級思想,説他是只埋頭拉車,不抬頭看路的“白旗”。9月26日,召開小型會議,聽取湯飛凡的自我檢查,大家認為水準太低,全是雞毛蒜皮的小事。9月28、29日,召開全體黨團員大會,要湯飛凡繼續檢查,聽取群眾批判。為了幫助湯飛凡,組織上私下進行了動員,安排了發言。大會氣氛從緩和到緊張,發言從和風細雨到狂風暴雨。他有反動派岳父,他騎在人民頭上,他冒充大科學家,他向洋人討麵粉,丟了中國人的骨氣,他把沙眼病毒送給外國人,把分離方法告訴外國人,出賣國家利益。更為無中生有、讓湯飛凡受到極大刺激的是,有的人根據想當然的推理,誣衊湯飛凡與實驗室技術員有不正當男女關係。散會前,主持人對著規規矩矩站在那裏的湯飛凡咆哮:坦白交代低頭認罪才有出路,不然死路一條。我們説到做到,可以馬上把你這個國際間諜抓起來。明天繼續開會。可是第二天的會竟沒有開成。
健客:向洋人討麵粉,説的是以工代賑的事吧?
雲飛: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單位、家中,同事、親人,往事不堪回首,也就不必深扒了。
健客:第二天的批鬥會怎麼沒開呢?
雲飛:9月30日晨,湯飛凡自盡。在61周歲生日,用生命詮釋“士可殺不可辱”。
湯飛凡用鉛筆將遺囑寫在一張粗糙的紙片上。妻子何璉把遺囑交給了黨委。後來,她只記得上面的幾句話:“對不起你,就這樣拋下你們母子走了……”,“告訴多多,他爸是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的,不是反黨分子,不是間諜……”,“要把他撫育成一個對國家有用的人,一個正直的人……”,“轉告我的同事,許多研究工作我未能完成,請他們繼續完成……”,“書桌上有六本書,是從謝少文那裏借來的,送還給他……”沒有通知親友,沒有舉行葬禮,何璉捧回骨灰,放在自己的臥室,完成湯飛凡的遺囑,還書、持家……
10月1日國慶節,已經76歲的顏福慶還擔任著上海醫學院副校長的職務。這一天從北京傳來的消息,竟然有一條令他震驚的噩耗:湯飛凡于昨日淩晨在家中自盡……顏福慶老淚縱橫,痛哭道:“瑞昭(湯飛凡幼名)什麼都好,就是出身‘太不好’了,我沒能保護到他……”
李約瑟得知湯飛凡的死訊後,給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寫信,他稱讚湯飛凡是“預防醫學領域裏的一位頑強的戰士”,“在中國,他將永遠不會被忘記”,“回顧能結識你們國家的這樣一位傑出的科學公僕,感到榮幸”。
湯飛凡死後被定為“畏罪自殺”,頭上戴著“國民黨殘渣餘孽”、“反動學術權威”、“漏網大右派”等無形的“大帽子”,以至多年以後其外孫董陵回憶:家人從不談及有關外公的片言只語,從懂事起只知有外婆而沒有外公。
健客:真是太痛了,還是跳過這段吧。
雲飛:嗯,“長期存在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登峰造極的那種輕視教育科學文化和歧視知識分子的完全錯誤的觀念”,致使像湯飛凡、顏福慶、熊十力等一大批國家寶貴人才不幸受到錯誤的批鬥,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這是不能回避,必須面對的教訓。
1961年4月25日,錢恩受時任中國醫學科學院抗菌素研究所所長張為申的邀請來華訪問。錢恩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了解中國在生物化學、藥物化學、微生物學以及相關學科領域的科研狀況,以及與這些學科相關的工業發展情況。錢恩先後參觀訪問了9家研究院所、3家制藥廠,做了7場學術報告。1958年華北制藥廠投産以來,錢恩可能是第一個允許進入的西方訪問者,允許按照錢恩自己的要求去詳細考察全部生産流程。可是,所見所聞卻讓錢恩倍感迷惑。當時,盤尼西林鉀在中國國內的售價約400美元/公斤,而世界市場的價格約為30-50美元/公斤。錢恩與工廠的中方技術人員交流後發現,中國盤尼西林的高價是由於生産成本高與回收量低所導致的。而工廠的中方技術人員對缺陷及原因心知肚明也並非沒有改進的能力,但在建設中沒有發言權。“他們告訴我,蘇聯專家認為不銹鋼罐是資産階級的奢侈品,不銹鋼生産商鼓吹使用不銹鋼罐的目的只是為了促銷,並無實際使用的必要。” 錢恩在報告中寫道。20世紀50年代,中國展開了向蘇聯老大哥的全面學習,學習涉及到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科技等各個領域。華北制藥廠的抗生素項目是蘇聯援建的,也是當時中蘇友好的典範。但學習過程中,不分良莠全盤照搬的做法,很多中國科學家是不認可的。比如,為了改進生物製品用石碳酸滅菌的品質缺陷,湯飛凡等人于1938年研究出了乙醚滅菌法,但現在卻要改回落後的石碳酸滅菌。在政治風裹挾下,學習班還要求全國六大生物製品研究所全面銷毀所有現存的本地菌株,其中就包括“天壇株”。時任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痘苗室主任的李嚴茂實在不捨,於是冒險保存了幾支“天壇株”菌種。數年後,“天壇株”終於重見天日,為中國消滅天花立下汗馬功勞。
健客:快説説。
雲飛:痘病毒,畢竟是病毒。這些故事在《病毒傳》中講吧。
如果參觀華北制藥廠只是讓錢恩感到疑惑的話,那麼參觀研究院所則讓他感到震驚。“在我訪問的所有研究院所中,研究人員在智力和學識上的極高水準與其從事工作原創性的極低水準之間,形成的對比令我感到震驚。”錢恩説,“我見到的大多數研究人員非常聰明且知識淵博,其智力水準不亞於任何一個西方人,其中一些科學家甚至可以説是傑出的。但他們從事的題目多半是低水準的應用性研究。偶然見到的幾個非應用性研究的方向也存在沿襲常規的、令人厭倦的學科老路,已經比西方落後了三四十年。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並不是缺乏常規的實驗設備。而是大多數中國大型研究實驗室的負責人熱衷於快速獲得轟動性的成果,而不重視基礎研究。”錢恩或許並不清楚此前的“大躍進”,但卻一針見血的指出急功近利的弊病。“他們不理解沒有基礎研究的進步,應用領域是不可能取得進展的。”錢恩説,“人才是優秀的,但缺乏真正的領導。”在報告結論中錢恩表示:我堅信通過善意與共同努力,一定能找到中西方在科技領域富有成效的合作之路。其實,霍奇金的老師貝爾納在50年代就多次向中國政府和中國科學院提過類似的建議,甚至更系統、更深刻、更有可操作性。錢恩回到英國後,將這份報告提交給英國科學政策顧問委員會與海外科學關係委員會並轉呈英國外交部,直到1992年解密。
健客:我怎麼覺得錢恩説的和李約瑟之問有點像呢?
雲飛:嗯,“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這是一個對於中國歷史發展提出的問題,最早由英國學者李約瑟在20世紀30年代開始研究中國科技史時提出。
健客:後來盛傳的錢學森之問也類似的説法。
雲飛:嗯,“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這是錢學森之問。顯然,這些問題的時代背景不同,原因也大相徑庭,但確實需要深刻反省,歷史上反覆提出類似問題,本身就是大問題,需要社會各界共同破解。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活躍在國際學術舞臺,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獲得諾貝爾獎,時代的答卷已經展開。扯遠了,馬上拉回來。錢恩認為非常聰明且知識淵博的中國科研人員,正面臨著驚濤駭浪。
1965年,王岳在我國率先開啟從小單孢菌中尋找新抗生素的研究領域。1966年,王岳和助手從一把取自福州西湖湖心亭的泥土中分離出“小單孢菌”,它産生的抗生素是“慶大黴素”,是一種美國60年代才研發出來的新藥。王岳是瓦克斯曼的學生,研製“慶大黴素”期間,曾寫信嚮導師求教。在文革中,這竟成了“裏通外國”的罪證。
健客:今天冒出來一大堆老熟人啊!遠的不説,瓦克斯曼就是1952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吧。
雲飛:嗯。
1966年初,張為申參加化工部與衛生部聯合組織的考察團,赴瑞士和英國,考察兩國的制藥工業。回國不久文革就開始了,他被指為“走資派”,于8月28日夫妻二人雙雙離世。當時,中國醫學科學院院長沈其震已被關進秦城監獄。在《沈其震教授紀念文集》中,有位老人這樣説:“他(沈其震)與抗菌素研究所所長張為申,不光是上下級關係,而且成為摯友。他們為全國抗菌素事業,從科研佈局到生産網路、科研規劃、學術活動作了大量工作。抗菌素事業有了今天的局面,這是和他們的努力分不開的。”70年代重獲自由後,沈其震得知張為申的去世悲痛萬分,奔相走告為其平反。1978年7月14日,衛生部按照副部級待遇,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為張為申舉行隆重的骨灰安放儀式,由原部長錢信忠親自主持。
健客:真是不堪回首啊!
雲飛:每朵烏雲都鑲有金邊,風雨過後總會有彩虹。從1979年11月開始,在中央政治局、書記處領導下,由鄧小平、胡耀邦主持《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起草工作。經長時間討論和修改,集中全黨智慧,在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産黨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決議》共分八個部分。闡述的基本內容是:第一,對建國32年來中國共産黨的歷史進行了科學的分析和正確的總結,實事求是地評價了建國以來的重大歷史事件,分清了功過是非。第二,實事求是地評價了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歷史地位,科學地論述了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內容和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偉大意義。第三,肯定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逐步確立的適合中國國情的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正確道路,進一步指明瞭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和黨的工作繼續前進的方向。讓我們繼續吧。
這個世界一直沒有忘記湯飛凡。1979年,衛生部為他平反昭雪。1980年6月,中國眼科學會收到國際眼科防治組織的一封信,信中説:“因為湯博士在關於沙眼病原研究和鑒定中的傑出貢獻,國際眼科防治組織決定向他頒發沙眼金質獎章。希望能夠得到湯博士的通信地址,以便向他發出正式邀請,參加1982年11月在舊金山舉行的第25屆國際眼科學大會。”可是,人間已無湯飛凡。
健客:後來呢?
雲飛:在得知湯飛凡已經去世的消息後,1982年,國際眼科學大會依然授予他沙眼金質獎章,告慰他在天之靈,感謝他作出的巨大貢獻。不得不説,去世的科學家原則上不能進入諾貝爾獎候選名單,這實在是一種遺憾。
健客:後來呢?
雲飛:同年,湯飛凡獲得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1992年11月22日,湯飛凡紀念郵票發行,多少算是一種認可,一種彌補,一種紀念。
健客:等等,哪些是一等獎呢?這獎評的是否有點問題啊?
雲飛:因為是1956年首次評獎之後,時隔26年再次評獎,所以評了9個一等獎,李約瑟因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成為一等獎得主之一。不必太糾結評選問題,屠呦呦被稱為“三無”科學家,沒有博士學位、留洋背景和院士頭銜,也沒有獲得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照樣拿諾貝爾獎。
健客:總有點憤憤不平。
雲飛:中國生物學家饒毅曾在自己的部落格上批評中國科技體制的弊端。他認為:“三無”學者並不意味著不優秀,他們經歷的時代背景與當代年輕學者不同,縱然沒有漂亮的履歷,研究成果卻不會騙人。屠呦呦説:“我在這個藥物上做了一輩子,只希望它能物盡其用,至於其他的,不是我所在意的。”屠呦呦在説完這句話後露出了真誠的笑容。她一向不善言辭,可是一提到實驗她便有了精神,那雙略顯渾濁的眼眸也變得晶亮起來,就連獲得諾貝爾獎的致辭裏都滿是專業詞彙,不是專業的研究人員根本聽不懂。就是這樣一份直率和純粹才讓她在名利面前如此平靜,讓她在科學研究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健客:還是有點彆扭。
雲飛:人人心中有桿秤。自媒體時代,傳統的評價方式也在發生巨變。例如饒毅基於對國際和國內生命科學的比較和判斷,對20世紀中國在生命科學最突出的研究工作,作出了自己的評價。饒毅在《世紀八佳:百年中國生命科學的重要研究》一文中説:“湯飛凡,1950年代在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工作期間,與眼科醫生合作,發現沙眼的病原體。這是我國在新冠病毒之前,第一次獨立率先發現重要病原體。我國在病原體發現方面,不僅落後於西方,而且長期落後於日本。日本科學家在1900年前就在病原體和免疫方面都有諾獎程度的發現。我國長期只在不重要的病原體有些發現,而湯飛凡在1950年代的工作獨樹一幟,格外耀眼。在他之後很長時間,我國也很難有工作達到湯飛凡當時達到的程度。”
健客:聽説湯飛凡和張曉樓之間有些恩怨,你知道是怎麼回事嗎?
雲飛: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江湖上的事,看不懂的,不説。霍去病堪稱漢朝戰神,年僅24歲就突然去世。像霍去病這樣一個重要人物去世,按理説應該在史書上詳細記述其死因才對,然而在《史記》上只有“元狩六年而卒”,對死因只字未提。
2022年7月5日,國家衛生健康委在北京召開新聞發佈會。健康中國行動推進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國家衛生健康委規劃司司長毛群安介紹,我國每人平均預期壽命已經達到77.93歲,主要健康指標居於中高收入國家前列。要知道,73年前我國每人平均預期壽命只有35歲。看到這則消息,我想起湯飛凡的那句話,“當醫生一輩子能治好幾個病人?如果發明一種預防方法,卻可以使億萬人不得傳染病”。陸游在《示兒》中説:“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無論西方人眼中探查病原的細菌獵人、病毒獵人,還是中國人心中“治未病”的上醫聖手,我想,湯飛凡若地下有知,一定會開心吧。
下周是《細菌傳》第六章“抗生時代”的最後一篇,説説英年早逝和延年益壽那些事。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