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天川在一明信片上寫下寄語，希望考上北京大學。
優質生源基地
學生們的成績會被通知父母。18班教室門口張貼著考試成績單，學生按成績排名，還附有最高分、最低分、平均分、優秀率等指標。
18班的黑板上方，懸挂著“我自信，我拼搏，我堅持，我一定成功”的紅底條幅，黑板旁邊貼著一份“班規”，詳細規定了考試成績的獎懲措施，如單科成績排名年級1-5名，獎勵5-1分，考試排名進步獎勵進步名次乘以0.1分，而不交作業、上課睡覺、交頭接耳等多種行為會被扣分。
扣分達到一定程度者，要接受警告、後墻聽課、停課反省甚至勸退等處分。
“習慣了”、“適應了”，是新京報記者採訪濮陽一高同學時聽到最多的話。不論是彭程，還是李松的另一位同班同學，他們似乎已經接受了這一切。
作為同班同學，盧天川和李松一部分的生活軌跡是重合的。每天上午和下午上課前，他倆都要和同學們一起，齊聲背誦本班口號：“三部十八，意氣風發，舍我其誰，逐鹿天下!”每個班都有自己的口號。
18班每兩周開一次班會。班主任時常拿另一個“尖子班”舉例子，説“你們看看，人家班上的學生早上特別早就來了，早讀聲音特別大，你們還是不夠努力。”
他們看到的，是教學樓裏挂著大幅“頭懸梁、錐刺股”宣傳畫、多家名牌大學近年錄取分數線、教師寄語、學生“一言九鼎”誓詞墻。教學樓外張貼著2016年高考一本上線光榮榜;樓梯間的拐角處印著諸如“今日披星戴月，明朝輕舞飛揚”等口號。
自2015年搬遷至新校區後，濮陽一高採取了封閉式寄宿管理，兩周放假一次。學生們週五下午放學後回家，週日晚自習前返校。成績排在年級前30名的學生需要更早返校，週日下午集中補課。
盧天川就是因為排名靠前而在週日提前返校的。李松成績沒有進入前30名，則不需要。
在人民網的“地方領導留言板”上，今年一二月份，有多位濮陽一高的學生家長向當地領導反映，學校要求孩子初六就返校補課，家長稱“孩子每天都有很大的學習壓力，我們當父母的也很心疼”。
濮陽市教育局回復，補課是根據家長和同學的“呼聲和要求”，同學們“學習積極性很高”。
作為河南省“清華北大優質生源基地”，濮陽一高的高考成績可圈可點。公開資料顯示，2016年河南省普通本科上線率為44.7%，而濮陽一高的本科上線率超過90%。每年都有多位學生考入清華北大。
高考大省的氣息，浸潤著北部小城濮陽。一位當地公務員介紹，濮陽優質小學、中學附近的樓盤，價格居高不下，甚至能達到非學區房的二倍。
傷害待愈
盧天川與李松是初中同學，均就讀于濮陽市一中，李松據説當時“成績還不錯”。新京報記者試圖聯繫他的初中老師了解情況，被該校婉拒。
記者多次走訪李松居住的小區，這座位於市郊的小區有些老舊，他家住在沒有電梯的頂層。多位鄰居稱，出事後他家人已不住這裡，燈很久沒亮了。
對門鄰居稱與其家人不熟悉，只是點頭之交，但有時自己抱著孩子在樓道裏遇到李松母親，對方會很熱情地塞過來一個水果，“沒想到會發生這種事”。
受傷的杜宇飛即將返回學校。他的母親告訴記者，孩子這些日子睡得很不安穩，一晚要醒好多次，她要在床邊抓著兒子的手。
同寢室的另一名同學則堅決不再住校，由父親每天接送上下學。他的父親對記者説，孩子不願多説當天的事，“一問就煩”，他們也不敢多問。他感到孩子受了驚嚇，早晨去兒子房間喊他起床，剛一進門，兒子就很驚恐地坐了起來。
盧天川的父母盧振江夫婦已經不想去上班，他們或是沉默地在家中對坐，或是躺在床上，一天都不願意起來。
這對夫妻的年齡都超過40歲了，盧天川是他們的獨生子。
邱麗為記者展示兒子生前的作文、獎狀和筆記。盧天川喜歡古典文學，初中時就通讀《紅樓夢》，喜歡寫詩。去年五四青年節時，盧天川還組織同學排練了一齣短劇，自己出演賈寶玉。
幾天前，夫妻倆把兒子生前喜歡看的書都燒了，讓兒子在天堂能有書看。
血案發生後，濮陽一高給18班的學生開展了心理輔導，一位學生回憶，心理老師讓同學們兩人一組，面對面坐著，一個人大聲宣泄自己的情緒，另一個人緊緊抓住對方的手，再給他一個擁抱。
他們大聲喊著，“天川我們想你”、“我們好傷心”，邊喊邊哭。
這位同學説，宣泄過後，心裏好過一些了。
盧振甫説，出事後，他們多次找學校理論，學校承認負有責任，並且已經進行了補償，金額為100多萬。可是，“孩子沒了，要錢有啥用?”
一位普通班的學生説，發生了這件事以後，父母“不敢説得太狠了”。
就在血案發生當天上午，濮陽一高的高三全體師生舉行了百日誓師大會，一場勵志演講後，校領導激情洋溢地向台下3000多名學生喊話，“在決定人生走向的關鍵時刻，要惜時如金，全力以赴，用百米衝刺的勇氣和毅力去贏得2017年高考的勝利!”
緊接著，學生們舉起拳頭，進行集體宣誓。誓詞是：“我是一高學子，自信潛力無窮。登上巍巍高山，傲視天下群雄。手握三尺寶劍，力斬六月蒼龍。”
台下，有學生淚流滿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