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我國鬥拱發展的成熟期，也是中國古建最輝煌的階段，由於土木建築的特性，保留至今的實物非常少。近期，四川安岳縣一龕唐代建築窟檐被發現，且鬥栱中有補間三朵。
按此前曾在滬展出的《中興瑞應圖》可知，補間三朵到南宋才出現，安岳此龕的補間三朵鬥拱將此歷史提前了300多年。
安岳唐代鬥拱窟檐 攝影：傅盛
為研究唐代建築，1939年時梁思成曾帶領營造學社成員在四川地區尋訪唐代古建、石窟中的建築窟檐，卻未能如願，對此他曾寫道：“我們對於唐末五代以上木構建築形象方面的知識是異常貧乏的。晉魏齊隋，主要是雲岡、天龍山、南北響堂山諸石窟的窟檐和浮雕，到了唐代，磚塔雖漸多，但是如雲岡、天龍山、響堂諸山的窟檐卻沒有了……”
梁思成心心唸唸想尋找的唐代石窟窟檐，是近現代考古和建築學家們用以研究和復原古建的“密碼”，相對壁畫描繪的二維建築，石窟窟檐更像三維模型，寫實度高，細節更嚴謹可靠。但由於石倣木建築雕刻難度大，不但需工匠有高超的石刻技藝，也要對建築法則有相當造詣，且鬥栱雕刻環環相扣，稍有不慎便前功盡棄。所以在中國幾千處石窟中，遺存帶鬥栱的倣木建築形象鳳毛麟角。
目前倣木鬥拱窟檐，僅見於雲岡、龍門和天龍山石窟，他們反映的均為北朝建築。
龍門石窟北魏時期留存至今的殿堂窟檐和屋形龕，有廡殿式和歇山式兩種，均為單檐，共計有于孝昌三年（527）開鑿的皇甫公窟、北魏末年的唐字洞、汴州洞，北魏正始年間（504—508）的古陽洞窟頂西北隅廡殿頂屋形龕、西元500年的古陽洞北壁楊大眼造像龕等13個洞窟或造像龕。另有石塔數座也有反映北魏木構建築。
太原天龍山北齊第十六窟前的倣木結構前廊是唯一現存的北齊建築實例。
安岳鬥拱細節 攝影：傅盛
筆者在四川安岳縣發現一龕唐代建築窟檐。這是一處未被現代粧彩和破壞的小型石窟寺，共4龕，均為矩形雙層窟，內容為二教題材，造像還保留著清代的礦物質粧彩。
在2號窟佛道二教龕的內窟龕楣上，發現一座石雕的單檐歇山頂式寺觀大殿，根據風格和服飾判斷應為唐中晚期作品。窟檐雕鑿出倣木鬥栱，做工細緻，保存較為完整，是研究唐代建築及鬥栱不可多得的實物資料。且鬥栱中的補間三朵按龍美術館展出的《中興瑞應圖》可知，應到南宋才出現，安岳此龕的補間三朵鬥拱將此歷史提前了300多年，是中國古代建築營造史上的一個重大發現。
安岳唐代建築復原圖 製圖：櫼櫨落
此龕窟檐形象為唐代一開間寺觀大殿形象：歇山頂，收山明顯，翼角較為平緩，角梁起翹角度小；正脊、垂脊、戧脊較高且斷面厚實，屋脊兩端裝飾著比例較大的鴟吻，早期特徵明顯；檐下鬥栱層為五鋪作雙杪無令拱，第二跳跳頭直承撩檐枋，鬥拱相對細小，補間三朵，攢起的鬥栱營造出華麗的視覺效果。柱式為沿襲自北朝的抹楞方柱，由下到上逐漸收分，左柱下刻一穿明光鎧甲叉腰而立、左手持長劍的道教護法神將，右柱下為上身袒露，肌肉隆起，腰束短裙，右手握拳上舉立於山石上的金剛力士，莊重威嚴。
殿內正壁刻二主尊，均雙手于腹部捧物，結跏趺坐于束腰懸裳座上，頭後有火焰形頭光。左側天尊，內著交領內衣，胸前繫帶打節，外罩雙領下垂大衣，高31cm。右為高30cm的釋迦摩尼，內著僧祇支，外披雙肩下垂式袈裟。天尊左側有一身著裲襠頭戴芙蓉冠，雙手捧笏于胸前的脅侍，龕門內側立一身著華麗瓔珞的女真站于蓮臺，雙手下垂，右手似拿有一法器；釋迦右側站立一著袈裟，雙手合十的弟子，龕門內側也立一頭戴寶冠，瓔珞滿身有帛帶繞身的菩薩跣足立於蓮臺，右手下垂似提凈瓶。
以兩主尊頭部間的三頭阿修羅為界，左壁為雙手合十于胸前的道教六真人，右壁上方刻余天龍七部，呈對稱排列的半身像。該龕造像頭部均不存或殘損風化，從修補痕跡判斷應是清代前便已殘損，後曾用木棍和黃泥進行過補塑。
安岳唐代建築復原圖 製圖：櫼櫨落
大殿窟檐外，右壁上方分三排刻有九尊高18cm的蓮臺坐佛，下為三尊供養人像，似女性。右壁上方僅存三尊女立像，經風雨侵蝕現已無法細辨。
這龕造像道釋同堂，40多尊造像安排于不到2米的大殿空間內，精巧緊湊，又主次分明，除去珍貴的鬥拱窟檐建築，兩教的服飾也具研究價值。
此龕窟檐的倣木建築形象由柱列層-鋪作層(鬥栱層)-屋頂層這三層構成，其中鬥栱層尚清晰，可以看出為五鋪作雙杪無令拱偷心造，按照四川唐代建築雕刻形象慣例，第二跳跳頭應該承撩檐枋，在結構上相同或相似的鬥栱形象有正定開元寺鐘樓（唐代木構，官方年代為晚唐，但實際年代可能更早）、贛州大寶光塔（晚唐石塔），炳靈寺第三窟石塔（盛唐）。
上述三處鬥栱都是單栱扶壁，而這處安岳建築雕刻卻是重栱扶壁，重栱扶壁最早見於北朝，北魏平城石槨，如史君墓石槨上面就已出現，唐代建築形象也偶見，但非主流做法，目前所留下來的唐代，包括五代在內的木構實物均沒有重栱扶壁的。安岳此龕石構所使用的重栱扶壁，也和北朝形式不太一樣，北朝補間用重栱扶壁但不出跳，而安岳的重栱扶壁已開始配合補間出跳，這已是宋代之後的主流做法。
安岳唐代鬥拱復原及特色櫼櫨落製圖
從山西華北地區北宋中前期建築看，都還比較固守晚唐五代以來的模式，以單栱扶壁、無補間出跳為主，但《營造法式》一齣，宋金開始，重栱扶壁、補間、柱頭均質化做法逐步佔據了主流。安岳這處石刻也是多補間，補間三朵，建築史上一般認為補間三朵的出現至少要到元代，如元初武義延福寺大殿，《營造法式》以心間補間兩朵為定式，並無三朵規定，但檢索文獻，南宋徑山寺法堂據記載，其心間就有三朵補間了，所以至遲南宋已出現了補間三朵，安岳這龕建築形象所對應的發展程度，體現的是其他地區在宋金及之後的水準，看起來技術很超前，從朵當間距排布來看，應還是較真實反映木構的，朵當的不均，可能也真實反映了椽架結構關係。
安岳新發現的這處唐代建築窟檐有兩大特點：其一是建築形象補間三朵，補間、柱頭已外觀趨同，二是重栱扶壁並補間坐闌額出跳，鬥栱層的疊枋結構解體，重栱扶壁配合出跳運用的比較嫺熟，鬥栱分攢的趨勢明顯，這些特徵要到宋代才在華北地區流行，江南地區發展也比北方快，這些特徵大致晚唐五代也出現了，但補間囿於心間開間大小，江南也未有像安岳此窟所展示的達到三朵之多的。由此可以看出，四川唐代建築發展水準比想像的要更快，引領了當時中國建築的潮流。
在雲南大理的石鍾山石窟中，5號窟刻于南詔末（相當於唐末）的維摩詰經變圖龕也有類似於安岳2號窟的鬥拱建築，也是補間三朵，但石鍾山5號龕為單層龕，且鬥拱建築是個帳龕，無屋頂，是個室內的神龕，所以不能和建築對等，只能算用鬥拱裝飾的“傢具”。
所以，根據目前的考古發現可確定，安岳此窟的建築窟檐，是目前發現的唯一唐代時期，帶鬥拱的倣木石質窟檐建築的唯一實物，也填補了唐代建築的空白，具有較大的研究和學術價值。
安岳唐窟復原推測圖 櫼櫨落 製圖
補間鋪作：即清式“平身科”，位於兩柱之間，闌額之上的鬥栱。
補間三朵的意義：一般來説，唐代建築尚處於“豪勁期”，鬥栱相對後世較為碩大，雖已出現柱頭鋪作、補間鋪作、轉角鋪作的區分，但是補間鋪作一般僅一朵。在唐代初期，由於經常使用單栱素枋交替扶壁的結構，扶壁層較為單薄，故補間不出跳，或只作隱栱，盛唐之後，單朵而出跳的補間逐漸流行開來，同時在平座鋪作上開始使用與柱頭鋪作同質化的補間鋪作，藉以分擔平座上的荷載。終唐一朝，補間鋪作主流上仍只停留在佛光寺東大殿的程度，北方如山西甚至宋金時期大量建築也沿襲了唐代補間一朵的做法。理論上，補間鋪作越多，越有利於分散上部屋架荷載，在有下昂，或者補間裏轉傳跳至椽底的情況下，更是對內外荷載的平衡極為有利，北方很多補間僅一朵的建築，如晉祠聖母殿、崇福寺彌陀殿，在修繕之前都能看到闌額及以上縱架顯著的下彎變形，説明補間一朵的情況下荷載在開間中部較為集中，結構更容易發生變形甚至破壞，而多補間特別是補間三朵的情況下，建築如金華天寧寺大殿、延福寺大殿則極少出現闌額以上結構變形的情況。安岳新發現的這座唐代窟檐補間達到了三朵，就超前的認識到補間對縱架荷載的分散作用，是一種合理的結構改進，由於這座窟檐表現的建築為單開間，中間又要容納為數眾多的佛道造像，所以如果是真實的建築，開間一般較大，達到二丈也是有可能的，在此情況下，就對柱縫縱架結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補間增加為三朵也是順應需求變化的。直到在元代時期的江南，補間三朵才逐漸成為成熟的鋪作設計手法，並普遍重視補間的結構作用，安岳此處唐代窟檐表現出的成熟的補間三朵設計，至少領先其他地區300餘年，是中國古建史上極為可貴的設計探索。（肖正君 安岳融媒供稿）
